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对内维护专制统治，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很少从正面意义上使用“爱国主义”。他们有关“爱国主义”的论述，都在批判、揭露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强调与“这种爱国主义”划清界限。

　　1. 资产阶级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维护“畸形的”国家制度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对黑格尔关于“爱国心”即“政治情绪”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指出：“第二六八节对政治情绪即爱国心作了很好的描述……但是，黑格尔把政治情绪‘仅仅’规定为‘国家中的各种现存制度的结果，因为在这些制度中实际上存在着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制度同样是政治情绪的客观化的反应。”黑格尔把政治情绪即爱国心看作国家制度规定的结果，个人对国家有“爱国心”是因为国家中各种现存制度实际存在着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中的各种制度并不必然有其合理性，不能因此得出个人对国家自然而然就有“爱国心”的结论。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封建制度延续、现代国家的某种特征又隐含其中的阶段，在政治、经济仍保留封建残余的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只有“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pari]的德国历史”。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国家制度存在实际合理性的主张是在维护封建统治，此时仍然对国家制度存有“爱国心”事实上会阻碍现代国家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这种被动的“爱国心”，认为当现存制度失去其合理性而仍然要求个体对其有爱国情绪，个体只会沦为国家的工具和手段。

　　为何黑格尔将爱国心仅仅看作国家现存制度的结果？黑格尔认为“人都具有这种信念：国家必须维持下去，只有在国家中特殊利益才能成立”。在黑格尔看来，个人对国家的感情，即爱国心、政治情绪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只有在国家中，个人的特殊利益才能实现，个人才能获得普遍性及最大限度的自由。黑格尔强调，国家是特定的、自在自为的合理性存在，个人特殊利益包含在国家利益和国家目的中，个人必须从主观上对国家有一种认同，意识到国家不是他物，而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客观实在。由此，个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对能够实现个人利益的国家产生情感。黑格尔试图沟通特殊性与普遍性两个原则，认为作为特殊性表现之个体的爱国情绪，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国家只有接受、希求，因此是被动的。在黑格尔看来，“国家高高地站在自然生命之上”，人们必须对这一“地上的神物”保持崇敬，国家虽然存在缺陷，但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至高无上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使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黑格尔对爱国心与国家现存制度关系的阐释为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提供了基础，他们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欺骗人们为不合理、“畸形的”国家制度付出爱国心。1843年3月马克思正在荷兰旅行，通过当地和法国的报纸，他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为此他感受到了“民族耻辱”。然而，即便是普鲁士“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外国人都不会被普鲁士制度及其本质迷惑，德国仍然没有对普鲁士“畸形”专制制度的统治感到羞耻，依然相信普鲁士政府身披自由主义华丽外衣，无法辨别其专制、腐朽的本质。马克思嘲笑这些维护专制制度的爱国者是“可怜虫”，认为这种反面的启示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加深，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虚幻的共同体”的性质。与黑格尔及资产阶级所说的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因为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存在矛盾，才出现了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及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这种共同体的虚幻性体现在，作为政治国家它表面上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维护共同利益，实际上却是特权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维护着特殊阶级的利益。此时的爱国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利器，做资产阶级专制政府的爱国者实际上是在助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2. 资产阶级利用公众的“爱国情绪”巩固统治地位

　　当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革命者的姿态同腐朽的封建统治做斗争时，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先进的、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运动与救国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面对欧洲国家为了阻碍法国革命、意图恢复法国旧制度的联合进攻时，法国资产阶级毅然举起爱国主义的旗帜，号召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此时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祖国命运和人民利益密切相连的。然而，资产阶级有其根深蒂固的贪婪性和狭隘性，他们不满足于革命的胜利，也不会与民众分享胜利的果实，而是贪婪地渴望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从中谋取利益。资产阶级是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他们“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在革命中运用爱国主义救国救民的方法让资产阶级敏锐地嗅到了机会，他们不惜在国家内部通过恐吓或煽动的手段，利用工人阶级的心理和爱国情绪来掌控局面，以保持夺取政权后社会的稳定性。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将自己的统治地位看得如此重要，当无产阶级奋起反抗时，他们不惜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与外来者进行交易，借助外来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这是一种赤裸裸地利用民众单纯的“爱国情绪”背叛祖国和伤害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揭示的那样，巴黎与普鲁士侵略者的关系，就好比法国工人与“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的关系，因为“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种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毫无疑问，当时的法国资本家早已与普鲁士侵略者串通一气，出卖了国家和人民。可见，一旦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利益，利用民众朴素的爱国情怀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是资产阶级的惯用伎俩。

　　3. 资产阶级以“保卫祖国”之名向外实施侵略扩张

　　把自己对外侵略扩张行为冠以“保卫祖国”之名，不顾人民的安危而煽动民众的爱国情感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欺骗性的又一表征。恩格斯强调，在面对外来侵略或向外扩张时，资产阶级恶行极易被掩盖，这时民众更容易产生爱国情感并被资产阶级利用，恩格斯将这种被胜利的光环、征服的威严和虚假的光彩迷惑的爱国主义称为“庸俗的爱国主义”。通过侵略扩张，本国资产阶级把压迫延伸至其他国家，将本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视线转移，这既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步伐，又严重影响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恩格斯对以“保卫祖国”之名实施对外侵略扩张、破坏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爱国沙文主义”发出警告，指出任何伤人伤己的爱国沙文主义都无法被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所容许。

　　恩格斯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谈到，德国中间阶层和工人阶级已经感觉到只有相邻民族不受侵扰地自由发展，才能为德国的自由提供保障，德国政府那些事关德国荣誉和德国威力等言过其词的滥调已经失去效力，旧政府机关报大肆宣扬关于意大利和波兰的谣言、人为激起仇恨的企图以及“为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等煽动性话语正在失去昔日的威力。人们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所谓“保卫祖国”的侵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他国人民利益，相应地就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本国大众的利益。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是在这些爱国主义的华丽辞藻里面包含着物质利益的地方，只是在一部分打着正式的爱国主义的招牌来图谋私利的大资产阶级那里，这种正式的爱国主义还会有自己的市场。”显然，资产阶级似乎还未意识到民众认清资产阶级真实面目的觉醒，他们还在沾沾自喜、毫无节制地获取利益。长此以往，爱国主义除了被资本主义利用再无他用，加之资本主义的触角逐渐从一国之内延伸到世界的金融、工业等领域，马克思断言，“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批判表明，为了资产阶级少数派利益牺牲国家、人民和他国利益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是霸权主义、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爱国主义的阶级性，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可能去热爱属于敌对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资产阶级却打着爱国的旗号欺骗无产阶级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爱国主义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变为满足私利的工具，面对这样的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应时刻保持警惕。

　　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掷地有声，它提醒工人阶级，不能热爱敌对阶级的国家，破坏并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拥有自己的祖国是无产阶级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超越，它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使命宗旨，实现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辩证统一离不开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1.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基本前提

　　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它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热爱并献身于一个剥削和压迫自己的国家政权。让无产阶级拥有真正的祖国，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基本前提，也是无产阶级爱国行为的重要表现。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工人阶级需要保卫的真正祖国。1916年11月30日列宁在《致伊·费·阿尔曼德》中说道，《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任何时期都如此。什么时期工人才算有祖国？那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时，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一革命转变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明了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那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它是无产阶级真正的祖国，是无产阶级需要保卫的真正家园。

　　2. 实现人的解放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使命宗旨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产阶级国家的前进道路和奋斗理想是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和目标。与此相应，实现人的解放才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使命宗旨。

　　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超越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会止步于维护自身统治的专政国家，而是会为国家消亡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当无产阶级通过专政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也即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消失，公共权力就失去其政治性，即恩格斯所说的“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这时，无产阶级爱国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用暴力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还表现在消灭了自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自身的阶级统治和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也即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国家消失需要具备充足的条件，它以充分的国家建设为前提。国家建设不仅要达到能够提供实现“按需分配”的物质保障要求，还要让人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去劳动，国家才会消失。无产阶级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任务的艰巨性以及长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爱国主义需要凝聚起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为国家消亡也即自身消亡创造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人的解放”是超越“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的解放形式。《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集中阐述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相互关联。马克思揭示了宗教解放、政治解放的意义及局限性，并指出尽管政治解放超越了宗教解放，以国家这一共同体形式将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人们不该满足于“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局部的革命，国家因其“固有的缺陷”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实现前的最后形式，只有人的解放才能真正将人从宗教束缚和国家缺陷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现代国家的固有缺陷，他们提出了国家消亡理论，并以人的解放为目标，寻求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要以“人的解放”代替“政治解放”，就要打碎披着“爱国主义”虚假外衣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要依靠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激励着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方式不仅要在政治上取得政权，也要在经济上占有生产资料，团结一切力量“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创造条件。

　　3. 坚持国际联合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实现使命宗旨的必要条件

　　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天然是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处境决定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必须寻求国际联合。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无产阶级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和压迫。虽然各国资产阶级各自追求的具体利益不同，但在镇压本国和各国无产阶级方面利益一致，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对付无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联合起来，分散的无产阶级就会被已经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各个击破，唯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与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相抗衡，才能应对资产阶级的全球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定然会遭到资产阶级“兄弟联盟”的镇压和遏制，此时，国际联合也是避免分散的无产阶级遭遇失败的必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他们坚决反对将一国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割裂开来。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严厉谴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逃避国际职责甚至放弃国际主义原则的行为，恩格斯也批评过法国工人党过度强调法国工人运动意义的做法，并提醒他们，“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法国工人党不能企图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无论法国、德国还是英国，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要与各民族国家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相统一。恩格斯在探讨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时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容许各民族考虑自身特性和处境，如果在被征服和被压迫过程中不顾民族特性，那就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的掩盖下替征服者的统治辩护”。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寻求真正的国际联合，它既不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会打着国际主义口号反对民族国家的自主和独立。

　　坚持国际联合、实现人的解放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它不仅代表了整个无产阶级利益，还深刻掌握“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能够发挥革命性、先进性和科学性的指导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才能充分释放。

　　马克思、恩格斯爱国思想源于对现实社会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也寄寓着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希望。他们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爱国主义科学内涵进行了揭示。

　　1.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庸俗的爱国主义”“正式的爱国主义”“空洞的爱国主义”“爱国沙文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在他们笔下，有国难当头却退缩不前的资本家“慎重的爱国主义”，也有维护个人财产、把侵略当成爱国的法国资产阶级“纯正的爱国主义”，还有受普鲁士政府迫害的德国爱国者的“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既有资产阶级和侵略者所谓的爱国主义，也有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爱国主义内涵不尽相同。恩格斯曾明言，“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使命必然会随着现实条件的改变而变化。谈论“工人没有祖国”时，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面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时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祖国也只是欺骗无产阶级的工具，因此，祖国不属于无产阶级，他们“没有祖国”；而当无产阶级建立专政国家时，这时候就要“保卫真正的祖国”。正因为这些主张的提出是具体的、历史的，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就认为他们要“取消祖国”、不提倡爱国主义，也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条件下一切爱国主义行为都是需要批判的。

　　当虚伪的爱国主义盛行时，马克思、恩格斯几乎不从正面描述爱国主义，这是由爱国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当时社会条件下爱国主义被资产阶级利用为骗人的工具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避谈爱国主义，更多时候称自己为国际主义者，也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决定的。1848年2月恩格斯在《三个新宪法》中曾指出，“德国人在民族利益和进步利益相符合的场合，从来也不坚持民族立场；可是在民族的和进步的相对立的时候，他们却总是坚持民族立场的”。正是因为德国人无法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在民族立场和国际立场之间作出正确选择，才让人们觉得荒唐，“在各方面都成为人的笑柄”。如果无法辨别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具体的社会环境就去评判某一爱国行为是否正当，就无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爱国思想的真切意蕴。

　　2. 被压迫民族爱国主义饱含反侵略和革命色彩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普鲁士国家现实，指出了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封建落后，但即使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鲁士国家专制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依然反对沙皇俄国对普鲁士国家的干涉和侵犯。马克思、恩格斯真切表达了对无产阶级在本国内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之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必须先取得本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才能摆脱本国资产阶级和侵略者的压迫，并进一步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中。

　　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他们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对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革命运动予以支持。马克思对中国反侵略反殖民爱国运动的广泛影响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中国革命“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把火星抛到工业最发达的地方，“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

　　恩格斯谈到波兰革命时，也强调反侵略的独立革命对于波兰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影响。恩格斯指出，当波兰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时，就必须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心血和精力用来反对外来侵略者，因为只有这样，波兰“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拥有独立的力量，才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并重新开始发展。1882年2月7日，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再次强调，只要波兰还在被分割，还处于压迫中，那么不管是国内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还是德国及其他民族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与波兰真正国际交往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波兰人民觉醒，参与到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中，民族压迫将是他们的首要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

　　毫无疑问，无论国家内部出现了何种问题，都不该是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更不应该成为本国统治阶级与外来势力勾结，利用爱国主义剥削本国人民、获取资本的工具。当一个国家遭受侵犯，国家面临瘫痪而无法有效运转时，是谈不上社会解放和社会改造的，而国家内部一旦陷入混乱，如果没有反侵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凝聚力量，一致对外、反抗压迫，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独立和自主，也就不可能为社会解放创造条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被压迫民族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具有浓郁的反霸权、反殖民的革命色彩。

　　3. 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必须坚守国际主义立场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爱国主义是不是合理的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国际主义精神。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之所以遭到马克思、恩格斯无情的批判，在于他们宣扬的爱国主义违背了国际主义原则，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这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重要区别。讲不讲国际主义、符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是马克思、恩格斯判断爱国主义正当性、合理性的重要标准。

　　国际主义规定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行为的边界。不坚守国际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认同的无产阶级应当践行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国际主义反对打着“保卫祖国”之名行侵略他国之实的“爱国”行为。为了集中国内资源侵略压迫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势必会加大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同时对被侵略国的无产阶级造成压迫，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战争就会对被侵略国无产阶级造成伤害，破坏无产阶级国际统一战线。这是一种错误的爱国主义行为，是被真正的国际主义排除在外的。另一方面，国际主义反对带有民族偏见和优越感的爱国行为。民族偏见和优越感不利于民族间的平等交往和合作，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爱国行为。

　　国际主义反对无视民族、国家关切。真正的国际主义是不会反对爱国主义的，恰恰相反，它必定以促进民族独立和发展的爱国主义为前提，因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首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1871年恩格斯在《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告》中指出，“国际力求团结，而不是分裂”。国际之所以“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只是因为这些口号往往被暴君们利用来“散播偏见和仇恨”，其目的是分离各族人民，并非马克思、恩格斯要否认祖国、否认民族。

　　可以明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爱国思想中的国际主义立场既反对沙文主义及侵犯其他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也反对无视本国人民安全和利益、与本民族相分离、对本民族命运漠不关心的“国际主义”。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是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他们认可的无产阶级身份是国际主义的爱国者或者爱国的国际主义者。

　　（作者简介：吴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伦理学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