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是具有“头雁”效应的引领性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社会面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驱动下，人工智能呈现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球治理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融入社会物质生产、人工智能生产要素化和社会生产智能化，形成了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使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变化的物质动因和技术基础。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生产力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由谁来生产、运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如何进行生产等，集中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智能生产力是生产力形态发生质变的反映，是人类不断深化认识和运用自然力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跃升。

　　（一）智能生产力是人工智能对生产力全要素全系统塑造的结果

　　从科学角度看，“人工智能(学科)是计算机科学中涉及研究、设计和应用智能机器的一个分支。它的近期主要目标在于研究用机器来模仿和执行人脑的某些智力功能，并开发相关理论和技术”。从生成机制看，智能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与人工智能的时代耦合，“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范畴的时代化表述”。智能生产力生发于生产力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拟人化塑造。

　　一是知识化的劳动者。智能时代，“人的活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参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要素及其对价值创造过程贡献的大小”。单从技术维度看，智能时代来临，人们容易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人可以完全从生产中脱离出来。这个错误的认识包含着极其荒谬的结论：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的劳动而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其实，在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时代，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尽管当今资本主义实现了从体能时代向智能时代的嬗变，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没有过时，“智能化生产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也没有成为新的劳动者”。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创造的技术存在，其本质仍然是人类对自然力的运用。人工智能融入人类劳动过程，是人工智能塑造劳动者的过程，也是劳动者不断获得新的劳动技能，从而适应新的劳动样态的过程。所谓智能化生产本质是知识化的工人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的生产。

　　一方面，人工智能在解放人的体力劳动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人的脑力劳动，在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有可能延长人的自由时间，从而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可能相应增多。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资源。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知识）大爆炸，使得人的学习工具、学习环境和学习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改进和优化，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

　　二是智能化的劳动资料。人工智能融入传统的劳动资料，推动了劳动资料的智能化，进而实现了整个生产的智能化。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是代表着物理实在的机器与代表着数理逻辑形式的数字技术双向赋能的结果。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条件，人们获得了极强的收集、储存、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改变了获取信息的时空成本，从而使更多劳动资料受到数字化、智能化塑造。人工智能将数字技术“嵌入”传统机器中，使传统机器具有类似人的感知、思维、学习、行为、“知识表示”等功能。人工智能既“赋能”又“赋智”劳动资料，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劳动资料的“拟人化”塑造。智能化生产是以体能化生产为基础的，是对原有劳动资料的智能化改造。智能机器人、虚拟个人助理、实时语音翻译等都是劳动资料智能化的具体呈现。

　　三是数字化的劳动对象。人工智能融入劳动过程使劳动对象得到数字化塑造，从而极大丰富和扩展了人类劳动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数字化劳动对象的形成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即在智能生产工具的辅助下，原有劳动对象的数字化升级；另一种是数字的劳动对象化，即数字化技术衍生出的新的劳动对象——信息资源。这两种情形都不是由数字构成的信息对传统劳动对象的直接代替，而是在数字技术与实体劳动对象融合条件下，一切劳动对象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数字化的劳动对象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劳动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内容的不断丰富。

　　生产力全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造就了人机协同、群智共享、万物互联的生产场景。首先，人工智能嵌入劳动过程改变了劳动样态，劳动和消费在智能化生产力系统中可以成为同一过程。以智慧医疗为例，医生在借助人工智能进行诊断过程中，在消费医疗数据的同时，也在生成新的医疗数据。这些新的医疗数据又可以用于训练医用人工智能，从而实现其迭代发展。其次，人工智能嵌入劳动过程改变了劳动场域。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智能化技术系统和设备，人们可以通过“云端”工作，从而摆脱物理时空条件对劳动的羁绊。最后，人工智能融入劳动过程形成了新的协作关系。“许多人……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协作……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人工智能融入劳动过程使生产的全要素全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新的协作必然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模式、促进产业升级。

　　（二）资本与人工智能“联姻”推动智能生产力迅猛发展

　　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不天然就是资本。资本和人工智能“联姻”才使人工智能迅速资本化，从而推动智能生产力迅猛发展。“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这种扩张能力驱使着资产阶级不断把更多的资本投入科学技术研发和使用中，“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资本的必然趋势”。资产阶级在意识到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获取剩余价值不是长久之计时，便选择了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采用新科技手段。

　　马克思指出，“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的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一方面使资产阶级不断占有更多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使工人的劳动主体地位日益被削弱。面对工人的不满和反抗，资产阶级要么通过改进生产技术以继续提高生产效率，要么把商品生产从本国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使全球劳动生产率有平均化趋势。这就迫使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此不断实现资本增殖，这既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又使当代资本主义不断累积新的危机。为应对危机，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既利用现代科技的部分成果改善工人地位、缓和阶级矛盾，又加强对经济社会的调控，为资本对劳动的新剥削披上“智能化”外衣。

　　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权力的新表达和剩余价值获取的新手段，“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一方面，资本与人工智能“联姻”使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智能生产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动能。智能时代，泛在的数字化、网络化环境，通常可以为发展智能生产力提供无限丰沛的数据资源，后者的价值实现和增长依赖更广泛的运用。形形色色的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模式，它通过对各种资源的聚合，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通过对数据的垄断，平台资本主义获得了对社会某些部门的绝对控制权，从而强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正是“人格化”的资本为智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智能生产力是引领智能时代的决定性力量

　　生产力具有时代性，时代不同，生产力所呈现的质态也不同。智能时代是智能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普及应用的时代，是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日益智能化的时代。“科技创新速度显著加快，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发展和大规模普及应用，使整个社会生产日益数字化、智能化。

　　通过泛在的数字化、网络化设施，智能生产力打造互联互通的智能时代。智能生产力使社会各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系统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对社会各领域的海量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推动了市场信息的透明化，极大提升了政府的管理效能，推进了社会治理的高效化、精准化、全面化。企业通过发达的网络设施，可以有效快捷精准地掌握市场信息，减少市场配置资源的不确定性。智能时代是市场和政府都可以更好发挥作用的时代。

　　通过自适应学习系统，智能生产力引领人机交互发展。“人机交互实质上是人的感性结构化与人的部分理性程序化之间的融合。”早在机器大生产勃兴时期，马克思就曾洞察到人类运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本质，这就是“物质世界的人化过程”。智能时代来临，劳动过程可以不断优化，人的创造力有条件充分发挥，人的本质得以全面彰显的可能性大大增强。

　　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智能生产力引领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如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生产过程的高效化、绿色化、柔性化和精细化，在提高全要素全系统生产效率的同时锚定市场需求，不断适应发展的新形势；能够不断提升生产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从而使整个社会有条件实现普惠发展。

　　一定性质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定性质的生产关系。智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新变化。

　　（一）生产效率跃升是新变化的基础

　　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驱动力更多地由智能生产力创造，社会生产水平不断飞跃。这种飞跃主要表现为社会生产迅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迁，物质生产效率显著跃升。

　　智能生产力的应用使传统机器实现拟人化运行。“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依靠数据和知识‘双轮驱动’的，数据越多才能越智能。”智能生产力实现了生产的流程再造和系统优化。与土地、厂房、机械设备等传统的生产资料不同，数据资源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仅不会损耗，反而越使用越有富集性和增益性。数据资源本身具有的“共享增益性”又为智能生产力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流程的精细化、协同化、绿色化。总体上，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数据资源的广泛利用，有助于显著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发达的网络系统为人类智能的对象化提供了媒介和平台，它将全社会的各类信息都储存在一定的介质中，可按生产需要随时提取。在物联网平台下，作用于生产的不是单个人的智能，而是经由人工智能获取的人类群体的智能。这有效地克服了人作为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在生产中的局限性。智能化生产是普遍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智能化机器极大地延展了人的劳动能力，在智能化生产系统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人类的部分智力和体力劳动可以由人工智能代替。这既有助于摆脱个体劳动者知识技能的片面性和有限性，又有助于突破劳动者生理和心理局限。智能化机器离开了人的直接参与可以不间断地开展“生产”。

　　（二）劳动新形态的出现是新变化的必然结果

　　劳动形态指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在人类生产活动中所采取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从劳动力能否实现角度看，潜在的劳动形态，是指未实际发挥作用、存在于劳动者体内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即潜在的劳动能力。潜在的劳动力变为现实的劳动力需要一定的条件。从是否创造剩余价值角度看，流动的劳动形态，又叫活劳动，指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工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物化的劳动形态，又叫死劳动，指凝结在商品中的工人已完成的劳动。马克思将劳动形态划分为“活劳动”（流动劳动）和“死劳动”（物化劳动），并深刻揭露了资本逻辑下工人的“活劳动”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死劳动”和“活劳动”是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实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智能生产力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应用激发了“潜在劳动”、强化了“活劳动”职能，进一步增强了作为资本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力，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强化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一般情况下，人工智能嵌入生产过程，可以使机器在无人照料下进行生产，从而使人得以从一般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机械、危险、枯燥的劳作可以由人工智能取代，而那些需要创造性工作能力和高精尖知识储备的劳动岗位则需要相应增加。同时，智能化生产的扩大和普及需要建立新的生产管理方法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就要求进一步增加知识全面型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投入。

　　从劳动主体方面看，智能生产力是人机交互、人机融合而成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智能生产力的应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核心地位，改变的只是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结构。工人高阶的劳动能力不是天生的。其来源于工人先前的长期的学习经历以及时间的投入，即需要投入资本（死劳动）。素质越全面、创造能力越强的工人，越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资本。随着智能化生产的深度发展，那些面临失业风险的工人不得不进行新的学习，从而把人的潜在劳动能力发掘出来。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高阶的劳动力不断代替一般劳动力，大量普通劳动者被社会抛弃，意味着作为资本的“死劳动”不断占据优势地位。

　　从劳动过程方面看，“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全域性的赋能价值，使得智能化生产不再局限于对传统物质生产的单向度塑造，而是通过智能化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全部领域。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受到智能化塑造。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应用及其全球蔓延，使得资本收益率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劳动收益率的增长幅度。这意味着工人的“活劳动”实际上处于日趋贬值的情势。“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在泛在的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人工智能算法可能预设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活动。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空隙时间都可能被资本化利用。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对活劳动的控制不断强化了。资本（死劳动）日趋获得凌驾于社会的力量，而工人（活劳动）却日趋被社会抛弃。

　　质言之，智能生产力为资本统治劳动提供了新途径，从而形成了“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美国学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认为，监视资本主义通过对劳动的控制和监督加大了对剩余劳动的征用、盗取、重新分配或囤积，并不断通过这种方式扩充产业后备军数量。智能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处理，监视并操控着包括生产、消费、交换在内的各个领域，掌握着智能化生产的绝对主导权，从而维持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

　　（三）人的解放悖论与劳动新异化是新变化的核心

　　人的解放不仅依赖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更依赖于先进的社会制度。智能化生产为实现人的解放、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却造成了人的解放悖论，形成了新的劳动异化。

　　一方面，智能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从大量一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日益充分的条件。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革命的因素。实现劳动者解放，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是社会发展的源泉。资本主义为维护资本利益，营造了“机器换人”之解放工人的假象。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下，“蓝领工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知识化的劳动阶级。智能资本主义为工人技能的提升、知识的丰富，从而也为工人的解放创造了条件。但消费主义膨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精神生活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和单向度发展。

　　从理论上说，智能时代的来临，劳动者可以借助智能技术不断增强自身劳动能力，从而淡化甚至消除劳动分工对劳动者的影响，使劳动者逐渐摆脱个人的局限。但人的解放既包括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更表现为人从社会和自身的限制中获得解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智能生产力就无法转换为人的解放的条件。只要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未被解除，即便智能机器在越来越多领域替代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也无法使雇佣工人“自动”地实现劳动解放。

　　另一方面，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了劳动的新异化。首先，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智能资本主义必然会产生排斥工人的力量。人工智能嵌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能够显著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从而使工人遭受更严酷的剥削。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曾经需要大量劳动力才能展开的生产活动，现在只需少部分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工人就能完成。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越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岗位越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些未掌握新技术的工人，就越加速成为“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

　　其次，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及人工智能应用中的资本逻辑日益威胁人的主体地位。在智能化生产中，一般的劳动过程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智能化生产一方面对人类的创造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又排斥着那些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被淘汰的劳动者，从而使资本主义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智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不断为资产阶级创造丰沛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同时，又使数字劳工日益丧失自由时间。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人的解放悖论与劳动新异化不断凸显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催化剂”。

　　（四）社会机体自我调节是新变化的突出表现

　　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是在科技革命浪潮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断言：“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为容纳它自己创造的新的生产力——智能生产力，当代资本主义必然对其社会机体进行新一轮自我调节，否则就无法维持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

　　历史上，资产阶级为缓解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对社会体制进行多次自我调节。当代资本主义试图借助智能化的契机，通过加强宏观调控、推行新的社会福利保障、扩大工人权利等方式修补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譬如，智能生产力催生了各类虚拟平台，虚拟平台的发展为大众参与数字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媒介，也为大众实现自我价值、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提供了可能。但平台资本主义本质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呈现。平台资本主义造成的“共享假象”只是使资本主义剥削更加隐蔽。

　　质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只能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以维持资本主义的“有序”发展。这些调节始终是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为限度的，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意志。智能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还在新的基础上累积得更广泛、更激烈。

　　如果说机器大生产是资本主义得以繁荣的基础，那么智能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则可能成为扬弃资本主义进而建立新社会的基础。

　　（一）智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的特权

　　“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资产阶级通过机器与劳动力的结合，掌握了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控制权。在体力劳动为主的机器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要求大规模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组织下进行集体劳动，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链。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下，工人的创造性无法在机械而枯燥的劳动中发挥。工人日益变成“单向度的人”；同时，由于生产只能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尽管遭受压迫，工人对资本的依赖性却进一步增强。随着泛在的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环境的形成，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推动全部社会生产生活的数据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使数据富集成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要素。与机床、煤炭、石油等物能型的生产资料使用就被耗费不同，非物能型的数据资源越使用反而越能实现其价值。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就强调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能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数据也不天然就是资源，更不会天然就能成为资本。数据只有富集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资源。数据资源的获得及其资本化应用依赖相应的资本投入，而缺乏这种资本投入条件的主体则可能无法充分享有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带来的红利。质言之，数据和数据资源是两回事。数据资源和数据资源的使用也是两回事。基于数据资源运行的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不断蔓延，只能带来更严重的“信息鸿沟”和“发展鸿沟”、更严重的技术异化和劳动异化。形形色色的平台资本主义实质上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吞噬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信息技术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破信息资源的垄断，从而跨越“信息鸿沟”、实现社会普惠发展。在智能生产力的推动下，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扩大,不断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智能生产力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生产工具，以数据资源为主要劳动对象。随着智慧社区、智慧城市的发展，智慧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商场日益普及，泛在数据环境的存在使智能产品能够不断普及。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使以网络众筹、共创共享为核心特征的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创客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不断涌现。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有机协同、实现劳动正义和历史正义的逻辑统一成为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要求社会打破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的特权，实现社会普惠发展。

　　（二）智能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在更高层次上规范和引导资本的时代要求

　　随着人机协同、群智共享、万物互联的深度发展，生产资料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资料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加速。人工智能一旦嵌入物质生产过程，不仅其自身快速资本（生产资料）化，还会重塑既有的生产资料，重构社会生产过程。资本与人工智能“联姻”赋予资本更强的扩张能力，规范和引导资本成为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快速发展。抓住信息革命的机遇，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陆续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中心。随着全球信息革命深度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为了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并缓解环境问题和资源紧张的困境，美英等国家经济开始“脱实向虚”，国民经济不断金融化、虚拟化。“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资本的逐利性使社会中的大量财富都涌入了金融泡沫中，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造业陷入困境，这不仅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平稳发展。资本主义金融化、虚拟化深度发展条件下，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分离日益严峻，生产和消费更趋向脱节。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独大”的局面。随着制造业的整体衰落和金融泡沫的破灭，西方“再工业化”之路坎坷难行，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使用具有“锁定效应”，即通过垄断新兴信息技术，资本就能获取高额利润。尽管理论上“再工业化”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却存在投资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等缺点。这与垄断资本的逐利本性背道而驰。因而，处于金融垄断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已很难再现工业化奇迹。

　　在智能化生产中，知识和智力作为无形资产在实现生产力整体跃升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组织和支配社会生产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生产成果的分配也要求相应发生变化。人工智能是凝结了人类知识和智力的技术体系，是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它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应该朝着“全民共享”的方向发展。但对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使资本的统治力进一步加大，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构建有效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也就不可能为解放和发展智能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才有可能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三）智能生产力的发展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危机总是相伴而生、交替运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了价值规律和利润动机所产生的矛盾的系统，其中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智能生产力一方面使资本剥削劳动变得隐蔽化，另一方面又在更深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发展鸿沟和社会分化，使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端更加显现。

　　马克思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但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和工人运动屡遭挫折的境况，他也深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经济危机、贫富分化、阶级矛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不断维持自身存在的内在要求，但在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空间日趋局促。

　　智能生产力发展、人均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实际上存在相对加重的趋势。以美国为例，2004年到2019年间，美国总劳动生产率从8.8%攀升至13.6%，累计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处于国民收入后50%的美国劳工总收入份额占比从14.4%下降到13.3%,累计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表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财富并未惠及美国的大多数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助力下，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更加残酷和隐蔽。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业资本利润率出现严重的下降和停滞”，资本主义陷入‘滞胀’危机。“积累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巨额资本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收益已经微乎其微，货币向资本跳跃的风险越来越大。”为维护资本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以全球化、金融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将大量的实体经济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长乏力、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扩大、债务危机日趋严重等一系列不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社会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彻底击碎了西方工人阶级的“中产阶级”梦幻。“历史终结论”声称历史止步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说法最终破灭了。

　　智能生产力作为当今主导性的生产力形态，其发展本应造福人类，但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其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新工具。智能时代来临，当代资本主义遭遇的政治民主危机、经济社会危机、文化和价值观危机愈演愈烈，逆全球化思潮、右翼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泛滥成灾。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暴露无遗，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实质上开始走向破产。

　　（四）智能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

　　科技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与生产的有机融合会不断冲击旧的社会生产关系，不断产生否定旧的生产关系的新力量。当智能生产力带来的社会变化可能会威胁资产阶级统治时，资本主义在所有制结构、宏观政策和收入分配方面进行了自我调节。这些调节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阶级矛盾趋缓、剥削方式高科技化、计划经济占比增大的变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这表明，随着新的生产力形态的出现，与之适配的新的经济关系必然出现。换言之，当原有的生产关系难以容纳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就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蕴含着社会主义因素。

　　唯物史观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表现，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然而，生产力达到何种程度会完全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这取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程度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如果说，在工业时代，机器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机器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和繁荣的起点，那么，在智能时代，智能化机器则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础、智能化大生产可能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勃兴和发展的起点。

　　“由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智能生产力是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安全格局的重要变量，它的迅猛发展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之一；它引起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既是人工智能塑造生产力要素和系统的结果，又是人工智能应用的资本逻辑不断蔓延的结果；它在使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也在不断产生消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

　　“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变化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也没有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更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智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提出不断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时代要求。科学认识智能生产力的特征、规范和引导好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类资本的发展，不断增强历史主体意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智能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应用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已经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发展成就所确证。智能生产力将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王水兴，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刘勇，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威胁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23BKS039）、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智能生产力研究”（YJS2022042）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