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公开发表，为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及其旨趣提供了新的文本支撑。同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得以被揭示和关注。列斐伏尔立足于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内涵及方法差异的分析，阐明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提出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异化理论，尔后在实现哲学方法论变革的基础上，又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进一步激活了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潜能。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在于对黑格尔对象化概念的批判性指认，即原本由主体对象化出去的东西反过来奴役主体本身。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实践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和非人道性。而黑格尔的对象化概念，是经过对康德主客体二元分立的先验预设，从形式逻辑到辨证逻辑进一步推导而来的。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思维方式来自于德语语言本身作为屈折语的粘着变化，“比如它的某些词语是如此之独特，不仅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具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人们根本不能忽视这门语言的思辨精神”[1]，概念通过复杂的位格和阴阳性变换得到新的构型和生产，即生成新的意义。在这样的语境下，知识和意义的生产作为一个学术命题的价值再次被凸显出来。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体现的是形式上的严密性（分析）和内容上的生产性（综合）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而近代哲学的理论主题之一在于将内容与形式、客观与主观在概念的层次上统一起来。同一性原则构成了它的主导思维方式，甚至发展出了后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知识的霸权和概念的帝国主义。列斐伏尔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段思想轶事及其蕴含的新的理论构型方向，他指出：“直至莱布尼茨，西方思维一直着手于一种宏大但徒劳的努力，即试图从形式推出内容，从思维存在逻辑地转向存在着的存在，也就是推演出这个世界。”[2]

　　列斐伏尔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持续性影响，而他借助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阐释的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了开放性的理解，探索出了一条与斯大林教科书体系不同的阐释路径。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和绝对知识，构建的是一种体系化的哲学。这种哲学或逻辑的方法，最后通过辩证逻辑达到纯思维的层次，以概念去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那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是叙述或阐释的方法，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研究方法。但是，马克思后来为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更加通俗的方式向工人阶级表达出来，科学揭示资本的运动及其规律；所以，在《资本论》中就不得不加以适当调整和删除，达到真正的具体的总体。所谓具体的总体，指的是在直观和表象中得到把握的内容的概念阐述，它必须通过从抽象上升至具体的方式才能达到。这就需要妥善处理好《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双重叙述方法的关系。对此，马克思交代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表述出来。”[3] 马克思接着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以卖弄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来叙述他的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列斐伏尔的判断是：“马克思对辩证方法的再发现与再创造发生于他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引者注）与《资本论》写作之时。他对经济范畴及其内在矛盾的阐述超出了经验主义，达到了严密科学的水平——而后呈现出辩证法的形式。”[5] 通过颠倒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马克思最终摆脱黑格尔从观念出发的逻辑，转向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出发来阐释资本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列斐伏尔肯定黑格尔“理念的发展尽管形式唯心，却与历史的发展平行着”[6]。诚然，这点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历史的，只不过这个历史是观念或绝对精神的历史，并且在逻辑的意义上抽象地发展了其能动的方面。正如斯蒂芬·基普费尔（Stefan Kipfer）指出的，“马克思把叙述（exposition）的辩证方法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从而把后者提升至一个新高度。这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现”[7]。但列斐伏尔发现，“尽管马克思并未实现阐明其辩证方法的计划，也并未使用‘辩证唯物主义’一词表述其理论，这一术语却无可置疑地表达出了他思想中的各种因素”[8]。就此而言，列斐伏尔撰写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此来指认马克思的辩证法内涵。

　　在黑格尔那里，意识是异化的起点，他的异化是一种精神的客观化和理念的异化。这也是黑格尔将它作为《精神现象学》分析和论述的第一部分的原因。意识如何向我们呈现？关于这个命题，黑格尔既没有采用康德的先验直观，也没有采用胡塞尔举“讲台上的杯子”向我们涌现的例子，而是通过感性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从最为普通的“常识”（熟知）开始，开始了他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演绎，而后论述苦恼意识和主奴辩证法。一步一步地从单个的个人开始，到主人和奴隶，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这构成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颠倒论的靶子。“黑格尔提出了‘异化’这一哲学概念，但马克思赋予了它辩证、理性和积极的意义”[9]；马克思的异化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剥削的科学分析和透视，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性和奴役性。而列斐伏尔的异化指认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劳动过程、功利性经济组织、个人主义、脑力劳动与生产性劳动的分离。所以，经济异化与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任务在于以批判性社会研究的方式考察市民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的异化即社会生产关系中人的异化。因为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和发展于劳动过程之中。

　　列斐伏尔强调马克思早期作品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复原马克思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马克思在这时期之所以操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话语，在于他的经济学研究还不够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还不够自觉和成熟，尚未发展出完全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从特定的历史情境（现实的客观逻辑）出发，列斐伏尔提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构想，从人的劳动活动之中看出异化的现实并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他强调“不能仅仅就手工劳动者的非专门化劳动来理解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需要看到生产的创造性或“诗性”层面，把握特定历史的生产概念。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支援下，列斐伏尔试图尝试以艺术的方式求得对异化劳动的解放和抽离，从异化的经济人过渡到扬弃异化的总体人（total man）。因为艺术特别是先锋艺术作为一种“从异化特征中解放出来的生产性劳动形式”，通过灵感的瞬间（moments）打破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所带来的平庸状态，释放出劳动的创造性，最终实现“产品与生产者、个体与社会、自然存在与人类的统一”。这不得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开放性的理解和大胆的阐释，也进一步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介入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的潜能。

　　在《神秘化的意识》中，列斐伏尔使用意识的神秘化来表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异化观点，后者体现在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的解读中。在马克思的理论支援下，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发展状况和深刻变化进行整体性重构，对资产阶级价值观进行重估，借助“神秘化的意识”的概念工具来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在《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这篇具有导言性质的文章中，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对马克思《资本论》中阐发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进行了概述：“资本主义是一种为商品生产而服务的体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笼罩，人的社会存在只有通过他们的产品的抽象存在才能实现。……人现在已经被异化、并同自身相分离。……每个人都深感社会的集体成果是一种异化力量的产物。”[10] 这为他后续将拜物教批判理论发展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埋下了伏笔。在他看来，神秘化源于日常生活的物化，与拜物教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日常生活的拜物教导致了其他的抽象，最为隐秘和深层次的是社会生产关系抽象。

　　较之于黑格尔、马克思，列斐伏尔对异化理论适用性的理解显得更加宽泛而具有涵容性，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第五版序言中甚至强调：“我们不能把异化概念的使用限制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范围内。它使我们能够揭示并批判众多异化形式……，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揭示并批判社会主义内部（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异化。”[11] 与苏联意识形态高压下的政治异化不同，列斐伏尔沿袭的是对青年马克思著作解读的线索，强调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异化。他从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了开放性的再诠释。在他看来，“异化，更确切地说来是人的活动的‘物化’，既是一种社会事实又是一种内在事实，它与个人的内在或‘私人’生活的形成同时发生”[12]。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既是商品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又是利润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既是劳动和生产的过程，又是剥削和奴役的过程。它们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这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列斐伏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新变化，并将其拓展到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的繁荣和复苏阶段。此时，机器的使用（福特制流水线）更加普遍了，所以，较之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境况并未得到改善，而是更加恶化。他甚至更彻底地喊出：“只有经历剥削、异化与物化至极端的现代无产阶级，才能在实践上（即在社会实践层面，或在政治上）要求异化的扬弃。”[13] 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判断的，工人只有被彻底剥夺了他的一切所有，变成赤贫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被真正点燃，他们才能奋起行动来结束自身的异化，因为“生活的意义在于人的可能性的全面发展，限制与麻痹这些可能性的并非自然界，而是社会关系的矛盾本性与阶级本质”[14]，只有从现实客观的社会实践即物质生产中去寻求矛盾解决的路径，克服和扬弃异化，变革现实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生命的意义才终得以真正绽放。这至少提示或意味着，逐步克服和废除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身即统治人类的拜物教，超越私有财产，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将生产资料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

　　列斐伏尔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并不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而只有对费尔巴哈观念的整合，及与此同时持续性的批判。”[15] 这一判断和定位基本上是符合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状况的。尽管马克思不是天才，但他具有很强的学习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并能很快地消化以往积累下来的思想并超越他前面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斯密、黑格尔、赫斯、舒尔茨、蒲鲁东等）。另外，列斐伏尔关注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实践的观点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做出了不同评价。在他看来，“相比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还是更接近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然而，此异化理论必须凭借行动和实践超越思辨哲学……于是，对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自然而然地与人道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16]。诚然，马克思的思想转向有两个关键刺激点，一是青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领马克思关注社会现实，接触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前沿进展，二是借助费尔巴哈实现对黑格尔的彻底颠倒，走向实践的世界观，完成方法论上的哲学革命。所以，列斐伏尔的这一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剥离掉黑格尔辩证法抽象、唯心的形式，从经济规定本身出发，对其内容和关系展开了具体的分析，使辩证唯物主义有了更扎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真正的唯物主义则完全不同；它确定了每一有组织的人的存在所固有的实践关系，并对这些关系加以研究，……而后又将其重新融入到总体运动之中。”[17] 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在《资本论》中被改造成了拜物教批判理论（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但是并没有丧失它的方法论意义，反而被改造、吸纳并构成了经济学的基础。如果说经济异化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和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话语，而拜物教批判则构成了一项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意涵的历史实在分析。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和提升，并使其进一步走向具体化。历史已经呈现出来的是，不论是商业、工业还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把人的活生生的关系掩盖在拜物教的展开之下而更虚假。货币与资本从外部压迫着人的关系，较之商品更甚，尽管它们只是这些关系的表达与显现”[18]。实际上，货币和资本的背后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的抽象劳动。拜物教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产品的想象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的一种投射和观念（意识）表征，而观念拜物教是建立在物质拜物教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只要拜物教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还在，观念拜物教就难以在存在论上破除。如果将它纳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去考察的话，那么可以发现，人创造出来的产品作为一种客体化的实在反过来奴役人本身，现实的客观异化是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客观抽象，使抽象的社会关系（资本）成为统治，使市民社会呈现出似自然性，即把人的关系的暂时性结果当作永恒的范畴和自然规律。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已经拓展到全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异化不仅是个人的异化，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异化。“人的异化不是理论上的和理念的，即仅仅停留在思想和感情的层面上；它也是实际的，而且首先是实际的，并在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被发现。”[19] 在社会中，劳动、商品、货币、资本全部都是异化存在的，并强加给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造成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相对奴役和贫困、社会共同体的严重变形和撕裂。并且，“异化是一种本身客观地存在的活动的客观化，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假的。……扬弃拜物教意味着区分形式与内容，扬弃其矛盾并把内容重新融入到人的具体生活之中。必须把财富享受、组织力量、文化与社群意识，重新融入到既自由又意识到其社会内容的个人的自由联合之中”[20]。人们在社会劳动和经济活动中，通过占有和改造自然界的方式联结起了社会的历史，但这只是一种异化的生存状态——经济人，它“应该被扬弃，以便现实总体人的自由”[21]。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便提出了扬弃经济人，克服人类的整体异化以及个人的异化和内部冲突，未来社会将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自身最全面的发展的解放路径。

　　与马克思将异化理论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和基础定向之后，具体化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走过的思想道路相类似的是，列斐伏尔的经济异化理论是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解读的产物，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则是通过对《资本论》经济学研究基础上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创造性挪用得出的成果。马克思“通过把异化落脚到经济对象中，从而把异化的哲学概念具体化了”[22]，但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意味着异化的哲学批判的无意义，也并非意味着其逻辑的终结，而是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即从对资本主义的“应然”的总体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实然”的具体的、历史的批判。同样，列斐伏尔试图将异化理论从哲学推进到社会学，以实践为基础，来面对日常生活中具体化的情况，批判苏联哲学对辩证法的公式化的理解，将它简化为一种强大的和流行的常识。事实上，列斐伏尔的经济异化理论（使用商品、货币和资本并以之作为社会关系建构的中介）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只是得到了初步的陈述和提示，其具体的深化和展开有赖于后续《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的持续性思考和写作。《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概论》的出版标志着列斐伏尔思想的日常生活的微观化转向，转向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小事情异化。从广义的批判理论视野来看，异化理论在列斐伏尔后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陆续得到了具体化，从哲学人本主义到日常生活批判和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越来越走向日常生产和现实生活的具体的总体，这让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新的历史阶段再次得到了激活，重新焕发了生命力。譬如，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概论》中看到了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所处理的问题关系（涉及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所形成的生产力、意识形态等）及其所做出的相关理论贡献。他称赞道：“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不仅让异化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特征非常清晰，……而且，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更深刻地涉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他自己的属性的关系。”[23] 由于异化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多种形式表征（意识形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所以列斐伏尔主张将异化理论推广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具体科学，去面向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这样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才更具有现实的解释力。譬如，他结合对休闲（娱乐和消遣）、消费、家务的性别分工的解释和分析，将异化批判理论微观化到生活的细琐层面。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中重提异化这个概念，系统研究和梳理异化观念的思想发展史。这表明，异化概念贯穿他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建构的逻辑始终。他甚至强调：“异化的观念是一个哲学遗产，也许是哲学的基本遗产。”[24] 这样的判断得益于前面他对黑格尔、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和思考。

　　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列斐伏尔对于异化的理解也更加的深入和具体。他说：“我们可以从哲学上把异化定义为，一个对象化和外在化的、实现的和现实感消失的双重运动。当然，必须辩证地去看这个运动。”[25] 这种艺术家般零星片段式的感性断言，尽管是天马行空，但却蕴含着其深刻的理论想象和哲学思考。日常生活平庸的节奏需要被这种哲学呓语来打碎，从而释放出日常生活本身的创造性。当然，他也看到了以艺术的方式来反抗异化的暂时性和不彻底性，必须将理性的思考与艺术的想象相结合，去剖析和理解异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是生产关系的客观抽象，即颠倒的“我—他”自反性关系。因此，列斐伏尔也坦言“《日常生活批判》完全是围绕异化理论而建立起来的”[26]，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构成了他批判和透视日常生活异化现象的核心理论资源和关键的方法论支撑，而他对消费社会、文化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和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整个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路径。列斐伏尔指出：“我们的社会具有各种形式交换，具有支配社会的劳动分工。……没有异化就没有社会关系，与他人的关系。”[27] 诚然，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场境中，人们戴着各种面具、以各种设定的社会角色存在和出场，忙碌地辗转于日常生活中劳动、娱乐、休闲、生活等各种场合。这种批判性的视角和着力点与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戏剧理论不谋而合，不过还需要将其推进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和层次上，因为这些面具或角色看似是社会的劳动分工、技术分工和社会实践的结果，但在本质而言，都是居于底层逻辑上特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异化的具体化表征。现代机器技术的推广应用与文化工业的大规模扩张性发展，使得工作与闲暇、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资本家更是通过给劳动者提供个性化的消费和娱乐消遣活动来掩盖现实劳动过程的异化和生产关系上的不平等剥削，因此，对它的分析和描述需要一种理论工具，在列斐伏尔那里，便是异化。在他看来，异化是对现实的日常生活的补偿，人们通过这种面具化的反转形象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补白，即以对欲望的对象的想象性置换的方式，维持着错觉的形式和虚假的表象。

　　列斐伏尔批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一种阶级的主观主义，把这些影响抛在一边；他们对生产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认识受到阶级斗争观念的限制，十分狭隘。他们忽略了对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的研究”[28]，因为在他看来，生产的社会化水平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程度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功能优化，并且后者对社会关系起着塑造作用。从整个原始社会一直延续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促使人的不断实现，另一方面也加剧人的异化过程，二者内在统一于同一个过程。进一步说，在商品和劳动的世界里，人类一方面通过对象化，将自身确证为变革和改变世界的主体性力量，另一方面在对象化的同时，也将自身外在化，把自己连根拔起，与自己分裂，与自己疏远。疏远在哲学上便表达为异化——“人与自身的撕裂和自我的丧失”[29]，人的不断实现与不断异化同时内在于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之中，并以辩证的过程形式一起呈现出来。而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顶峰，它甚至渗透到了人们的全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商品的外化——掌握了绝对的力量。但是，货币不过是经济异化：货币崇拜，货币是对象化了的外在的人，货币通过货币本身产生作用”[30]，实际上，货币异化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一种基础表现形态，后者还包括与生产力相关的异化、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等。劳动的异化造成了工人的贫困、阶级的对立和社会的撕裂，而最严重的异化类型便是作为政治异化表现的国家。在那里，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对立、社会和屈从之间的对立，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国家在生产的社会关系层面凭借暴力机器限制反对异化的斗争。因此，在列斐伏尔那里，对异化的克服和扬弃，诉诸的是总体人的辩证法，即以总体性的辩证法来破除现实异化和对立的状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和解，实现人与他自身的统一，尤其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撮要言之，在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不断得到重溯和复兴的今天，回顾列斐伏尔经济异化理论的形成及其具体化的思想进程，其理论贡献在于，将市民社会中的经济异化理论具体化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将马克思的批判视阈拓展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激活了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有效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上的潜能，也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在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科学指导无产阶级摆脱异化和实现自身解放的当代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再研究：以列斐伏尔为核心线索》（项目编号：22JJD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