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着学说、运动和制度三个含义。社会主义制度，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导下，工人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经过短暂的过渡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大量使用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等概念。当用来指称制度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等同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概念的。显然，“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社会主义”，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预测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国家和政府。这就为研究他们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设定了必要限制，无须考虑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等因素。这也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并践行社会主义本质观提供了必要镜鉴。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着大量的关于事物本质的论述。他们界定过资本的本质，“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他们论述过私有财产的本质，提出要“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的理论任务。他们谈论过资本主义经营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他们更是多次论述人的本质，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们主张，在研究事物时要区别“事物的存在形式与事物的本质”，否则“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他们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因而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类历史进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直接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作为革命家，他们向来注重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揭露上，放在对承担这个使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教育、组织和革命战略与策略的研究上。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他们的研究重点。他们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条件，大致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

　　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邓小平在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时直接提出来的。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提出的各种设想有着很大的差异。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弊端。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出了问题。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反思，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绕不过去的课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社会财富的分配层面，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论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时，他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进行探索，提出不少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思想观点，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例如，胡锦涛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既有根本上相同的一面，也存在着重大差异。最大的共同点，是具有共同的本质。最大的差异，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采用的体制机制不同，本质的实现形式与程度也不同。时代在变，条件不同，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实现程度也有量的差异，但本质之“质”自身却不会改变，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在不断变化，要求我们从源头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探索更加有效的实现形式，不断提升实现的程度，促进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确立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至关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给我们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引。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就生命问题指出：“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批评“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论调，认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恩格斯的论述告诉我们，只有从事物的发展、联系与现实条件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坚持实践观点，从现实出发。立足现实，是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根本所在。“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空想社会主义之“空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脱离现实，从抽象理念出发，既不能正确认识现实问题，更难以从现实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变革的现实条件已经成熟之际，依然把社会主义视为与现实无关的“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能沦为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绊脚石，“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在19世纪，不能正确认识现实，排斥对现实生活尤其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积极参与，是大多数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拥护者的通病。“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抽象理念是死的，社会主义则是活生生的人民群众通过奋斗实现自身解放的事业，必须在现实土壤中才能孵化出来。

　　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不能把伦理道德作为主要依据。人类社会的现实是丰富多样的，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各种要素。根据唯物史观，在各种现实要素中，物质生产占据基础地位，具有客观必然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以剥削为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就资产阶级所获取的剩余价值的量或剥削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而言，程度远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形式的剥削。直到目前，还有相当多的批评者热衷于从剥削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诚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的物质生产条件，较之剥削本身更重要。因此，马克思“决不用玫瑰色”即从道德上评判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也强调“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与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才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就是“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要克服若干错误观点的干扰。例如，认为社会主义主要涉及分配问题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的观点， 是“庸俗的社会主义”观点。又如，期望在生产力不发达条件下通过生产者个人互相换取产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批判道，“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如此等等。

　　恩格斯曾经指出，研究马克思关于某种事物的思想观点，“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列宁也指出，要“从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的对比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从社会主义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从同资本主义及其之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对比中，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人类历史，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史。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判断与衡量社会性质与发展程度的首要尺度。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第三个阶段，在《共产党宣言》中被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在《资本论》中被称为“自由人联合体”，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发展的重要论述，是理解他们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关键。 

　　（一）自由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发展首先是自由发展。自由活动，尤其是自由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动物活动是无意识的本能活动，人类活动则是包含了本能活动但又超越了本能活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展开的创造性活动。当然，人类的自由活动也不是无条件的。除自然条件外，最重要的是社会条件。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并非理论抽象中的“单个人”，而是社会人。费尔巴哈“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或“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仅仅存在于脱离历史与现实的理论抽象中。现实中的个人，无一不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无数多的个人，与自己的同类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个人的活动，受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即他的同类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人既有能动性，是主体；又有受动性，是客体。“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个体的受动性，尤其来自同类的制约与限制，是从类的角度对有生命的个人的确证，体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个人与社会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缺乏鲜活的个体活动的社会，扼杀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创造性要求，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扭曲；另一方面，无视人的社会性而把个体活动的优先性推向极端，同样是对人的自由发展的扭曲。换言之，人的自由发展，是在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动中实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两者有机统一、不可割裂。通过自由的生命活动，特别是满足生存、延续生命、丰富生命内涵的创造性劳动，人类展现自己作为人的属性，使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

　　（二）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揭示的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人的生产与动物生产的不同加以辨识：“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超越肉体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决定了人的发展也是全面的。全面发展，是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需要的全面性，满足需要的生产的全面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直接动力。需要的全面性，要求生产者具有全面的生产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如同自由发展，全面发展的“全面”，也具有显著的历史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就从生产能力出发，在回顾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手工业者具有“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的同时，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强制性社会分工，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化、畸形化。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 “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工业化大生产、流水线作业与强制性社会分工的发展，更是把工人变成“片面的局部工人”，“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联系，客观上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强制性社会分工，又使得人只能片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片面发展的现实，构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

　　人的全面发展，不只体现在物质生产方面，还包括自由地选择对象、占有产品等，包括精神产品的生产和享受，包括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全面性。归根到底，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逻辑结果。

　　（三）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和过程性

　　无论是自由发展还是全面发展，都受社会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生产方式而非其他因素，决定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交往形式，从而决定着人的发展状况。

　　历史地看，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低下，以某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包括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以及封建所有制等。私有制在原始社会解体之时开始出现，并始终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但却是以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共同体所有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关系的狭隘，表征了人的发展的低水平。在生产活动中，纵然某些人表现出一定的全面性和自主性，比如既能从事农业又能从事手工业，既能读书又能耕田，但也是低水平上的全面性和自主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世界普遍联系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获得革命性跃升，商品生产和交换冲破了血缘、地缘等自然形成的狭隘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普遍联系的纽带。“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尤其是，在资本跨越区域乃至世界性流动的助推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由此形成“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这在客观上，为人摆脱自然形成的片面性、狭隘性，在普遍的相互依赖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前提。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人的发展问题上暴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较之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商品生产和交换，解放了人的个性；另一方面，资本的无止境增殖，为资本增殖而生产，强制性社会分工，又泯灭了人的个性。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又使这种可能仅仅停留在无法实现的可能性上。即便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必要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普遍的产业”与“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或者说“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

　　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用恩格斯的话说，在这个阶段，“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人 “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成为真正的人：支配和控制自己的生活条件而不是被支配，认识、利用并按照规律行动而不是被规律所统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成为人“自己的自由行动”。这样的人，是“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个社会，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多样化的需要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本质，即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要素，首先体现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

　　物质生产活动，是人最基础、最根本的生命活动。物质生产能力与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是影响人的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必须借助于“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以及“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围绕人的发展而展开，且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另一个基本视角。 

　　（一）个人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转化

　　生产力或劳动生产力，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取得生存和发展资料的能力。鉴于物质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生产力首先表现为个人生产力，或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任何类型的个人生产力，绝非与社会和他人无关，而是与某种形态的“集体力”即社会生产力相对应、相联系的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

　　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主体不同。从个人生产力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进步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质的跃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劳动的社会条件的革命性突破。这里的社会条件，主要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改变，包括生产规模、劳动分工与结合、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推广、“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的增强等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为为他人生产、追逐利润的商品经济，推动了劳动成果从产品到商品的质的变化，本身就是劳动条件、性质与过程的革命性变革。由于这个变革，个人生产力日益转变为社会生产力。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在生产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实现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其中，“生产力的最高发展”与“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生产社会化，包括生产力与生产资料从形式到实质上的社会占有。承担生产社会化任务的，主要不是个人而是阶级。在阶级社会，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他都是从属于某个阶级，是以阶级成员的身份存在的。正因为如此，“革命阶级本身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这个观点，展现了人类历史演进中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二）资产阶级的生产社会化历史使命

　　资本，无论是作为集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还是体现为劳动力价格的可变资本，都是生产社会化的最初载体。在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首先担负起生产社会化的历史使命，尽管由于内在限制而不能成为这个使命的最终完成者。

　　从理论上讲，“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与“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是人类历史的“出发点”，但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既没有成熟的个人，也没有发达的个人生产力，更谈不上相应的社会生产力了。与之相适应的，是简单的从而也是狭隘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特性，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所谓“简单”，既表现在以某种形式的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上，也表现在在共同体社会夹缝中生存、依附于共同体所有制的私有制上。“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这种处于附属地位、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尽管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但却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孤立的、狭隘的个人才“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不再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而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个人。个人独立性的增长，与他们的社会联系的扩张，以及由于分工、协作等而来的劳动社会性质的增强相辅相成。在生产力方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应用……应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促进了“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把“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当然，资产阶级领导的生产社会化进程，同时也是劳动者被残酷剥夺的过程。“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资产阶级是通过对资本增殖的无限追逐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所限，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小生产，只能生产出仅供直接生产者满足生存需要的产品，最多再加上其直接统治者的为数有限的消费资料。除生存之外，几乎生产不出太多的剩余产品。与之前的统治阶级不同，资产阶级追逐的不是仅仅满足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为生产而生产”，“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这再次说明了马克思“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的原因。资产阶级承担的生产社会化的历史使命，是通过资本增殖的形式完成的。 

　　（三）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及其后果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化，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社会产品，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受到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支配，因而具有鲜明的资本属性。

　　首先，是社会为生产而生产。“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既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也区别于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

　　其次，社会生产力归资产阶级所有。照其本意来讲，社会生产力是具有一定社会形式的、需要一定社会过程才能实现的生产力，应该由社会以一定形式支配和占有。其实不然。劳动者的个人劳动力，在出售给资产阶级之后，“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表面上还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劳动过程中，“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等生产力要素，也是如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

　　最后，社会生产资料与社会产品归资产阶级所有。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世纪那种“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并占有产品的状况，才得以根本改变，生产资料才成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然而，社会地使用生产资料，却采取了资本家私人所有的形式，并成为资产阶级攫取无偿劳动的根本依凭。从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社会化”也是不彻底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由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当然，正是这种“对立的形式”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自我增殖的不能克服的内在矛盾，最终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物质根源。

　　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分工、协作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等，个人生产转化为社会生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限制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资本要不断增殖，客观上要求最大限度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决定着劳动者的社会消费能力，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自我矛盾中运行的。

　　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在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也在损害着人的发展。一方面，“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正因为如此，“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既促进人的发展，又损害人的发展，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和矛盾特征。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受到的限制，来自资本本身，不是外部强加的。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客观上要求去除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的社会性质。 

　　（四）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支配社会生产

　　消除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充分实现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要求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就的基础之上，变革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解除生产力发展的固有桎梏。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主要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大商业、大农业领域的工人阶级和雇佣农民阶级。他们之间的联合，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工艺学革命与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带有一定的客观性、必然性，有着充分的现实可能性与必要性。

　　在生产力方面，意味着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生产力。任何一个社会，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根本改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的生产力条件， “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出现普遍的“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现象之时，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把它变成服务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工具，成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历史任务。

　　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者与生产条件、劳动与劳动资料在社会普遍联系意义上的直接结合，是占有并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资本主义条件下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生产条件，由此也成为服务于全社会利益的真正意义上的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生产资料占有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复强调。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又如，“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再如，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如此等等。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变革中的重要性，是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来自资本自身，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样孕育于资本主义生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股份制、合作制、国家所有制等，认为它们是新生事物的萌芽，蕴含着解决问题的线索。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或更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所有制，也并非前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的原始公有制，而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生产力相匹配、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占有的公有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这种社会形态，“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这一点对于……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观点，非常值得信奉马克思主义、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后来者深思。并非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从而都是进步的。

　　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彻底的社会化生产提供了充分条件。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怎样组织社会生产，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发展需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内在逻辑，给出了答案：“生产者按照预定计划调节生产”。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是我们从生产运行方面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个维度。 

　　（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生产社会化纽带作用

　　与生产者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产品生产相比，以满足他人需要为前提，也唯有通过满足他人需要才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化过程在物质生产领域的体现，也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

　　商品生产和交换，把人从人身依附等狭隘的自然联系中解放出来，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与界限，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与相互依赖。“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相互依赖，不是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联系所产生的依赖，是“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商品生产与交换，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限制，使物质生产本身成为“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跨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经济交往，又促进了先进思想、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外溢，客观上有利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进步。人类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导致生产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商品生产与交换，即“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经济前提——“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问题就在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的双重普遍性同时存在，即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和异化的普遍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社会联系，即一个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各种联系，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按其本意来讲都是可以控制的。能够控制自己的社会联系，也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作为主体的人被遮蔽了。他们的社会联系，在得到普遍发展的同时，成为不受自己控制的异己力量。

　　（二）作为压迫力量的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

　　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商品生产与交换，也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律。适用范围、作用不同的规律，决定着商品生产与交换能否正常运转。影响最大的，除商品价格围绕商品价值波动的价值规律外，就是供求规律。供求平衡，是商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商品种类、质量、数量等方面的供求不平衡，尤其是商品供过于求，会影响商品价值的实现甚至导致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中断。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支配着商品生产者和占有者。

　　恩格斯的论述，充分揭示了上述道理：“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充分展现出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的压迫性质——“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商品生产与交换，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开始萌芽，但却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自给自足，为满足自己及直接统治者需要而生产，谈不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谈不上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即便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已经存在，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资本主义社会是首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无止境改进，使得商品竞争成为你死我活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但“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结果就是以毁灭生产力、摧残劳动者为代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是瓦解血缘、地缘等自然联系的解放力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在造就普遍社会联系的同时显著呈现出自己的压迫性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人类是能够逐渐认识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的。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是资产阶级为追逐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即便是某些个人或多或少地发现商品生产与交换规律，但社会生产的资本属性，也不允许按照这些规律办事。“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商品生产这种“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的生产形式，必然被“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的生产形式所取代。 

　　（三）计划调节生产的认识论前提

　　马克思曾指出，“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分别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资本增殖的根本途径。“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与此不同，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为社会计划调节生产提供了必要前提。

　　与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上论证了人类认识包括物质生产规律在内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从实践上来讲，“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毫无疑问，人类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但科学的思维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的思维工具。人类思维的任务，“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以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生产实践与自身发展。谁来代表人类认识规律？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进入没落阶段，无产阶级取代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无产阶级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也是社会集体理性的代表者，他们能够“通过变社会理性为社会力量”，“通过共同的行动做到靠众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样，才能“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才能求得自己从而是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往往是通过他们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来承担的。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应该说，社会理智事后才起作用，是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内在缺陷。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放大了这个缺陷。唯有计划调节社会生产，即社会理智事先发挥作用，才是消除商品生产及其必然结果即社会紊乱的根本途径。

　　（四）社会生产计划化的物质条件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样的新社会因素，包括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也包括社会生产计划调节。计划生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孕育的取代商品生产的更高形态的生产形式。

　　机器大工业的快速发展，为生产计划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这在客观上要求“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为生产计划化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科学技术却是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解除资本的束缚，有计划地通过并利用科学技术，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而非资产阶级，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社会进程的全面干预，尽管是在商品生产与交换机制上的干预，都与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密切相关。

　　社会生产计划化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胎胞中已经孕育出来。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认为“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此外，政府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企业组成托拉斯、卡特尔等，都揭示了生产计划化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结论是，“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因此在实践中，也有了巴黎公社等样本。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经济社会措施：在经济方面，“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在社会方面，废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政教分离、所有人的免费教育；等等。

　　马克思在论述宗教现象时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什么叫明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被其他事物遮掩，或者体现为其他关系，如宗教、阶级等，而是真正的人的关系。什么称为合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乎生产力状况、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并为当事人有计划地控制，叫作合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在这个制度之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社会主义社会要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活，开创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谱系中，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在物质财富生产还是精神产品创造方面，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创造出明显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必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由于人类历史变迁的复杂性，社会主义制度率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中国等国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缺乏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建设更是面临着空前挑战。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保证。 

　　（一）从过程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阶段不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同，为社会主义奠定的物质条件也各不相同。这种现实，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应地，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也是从量到质不断提升的过程，兼具“应有”意义上的永恒性与“实有”意义上的过程性。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人，在坚持“应有”的价值规范的同时，丝毫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尤其是发展的阶段性、渐进性和过程性；不能依据某种脱离现实的抽象标准而空谈社会主义本质，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恩格斯批评的德国哲学家一样，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因而“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决定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程度的，首先是人民占有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尚未实现现代化的现实，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实现全面小康，再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就是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根本体现。 

　　（二）从全面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因此，既要求社会有多方面的满足需要的能力，又要求社会提供满足多方面需要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意味着既要重视作为发展基础的经济建设，也要注重其他领域的建设；既要重视城市建设，也要重视乡村建设；既要重视生存需要的满足，也要重视更高层级的发展需要的满足。当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全面性的标准会有区别，实现水平也会有差异。基于全面性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城乡的融合发展，重视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协调生产。例如，他们主张“城市和乡村的融合”，认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而“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再如，他们要求“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倡导部分地区、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到重视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共同富裕，重视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以及城乡、区域与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为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确立了典范。 

　　（三）从实践性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尽管社会主义有着本身的质的规定，但即便这样的质，主要也是实践的产物，而不是像宗教圣像那样的主观臆想。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只能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把握、呈现社会主义本质。这也是马克思在明确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时强调要通过“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的根本原因。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同样面临“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具体实践产生的，也只能在具体实践中遵循具体实践所要求的客观规律，探索解决的切实办法，而决不能诉诸什么灵丹妙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条件下提出的某些具体论断当作教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总体规划，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调节社会生产的理论主张，开辟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道路。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只有既坚持“自由联合的人”的远大理想，又时刻牢记奠定“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的长期性、艰巨性，求真务实，努力奋进，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挫折，才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作者简介：王中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