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以自然原则为核心的近代政治哲学批判中,卢梭强调现代社会及其不平等关系使人陷入精神贫困之中,并且在重构社会历史理论的过程中指出私有财产是造成贫富矛盾以及奴役状态的主要原因。尽管卢梭着重批判了私有财产权所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但是他却无法摆脱对私有财产的承认,主张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重建以道德政治为核心的社会,由此形成“卢梭悖论”。在对卢梭政治哲学的继承与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人的异化的深层原因,而且从无产阶级视角阐明道德政治的无效性,进而指出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真正平等的社会关系。这既是马克思对“卢梭悖论”的超越,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要义。

　　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渊源中，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法国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是人们长期关注并研究的主要线索。然而，在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者看来，科学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而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而是主张马克思与卢梭之间关系的亲近性。从卢梭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和贫富观来看，他关于不平等关系、精神贫困和人类文明困境的分析是深刻的，并且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乃至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卢梭关于贫富矛盾问题的批判与其重建道德政治的解决方案之间却完全相悖。他既批判了导致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状况的私有财产，又想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重建道德政治型国家，二者构成了“卢梭悖论”。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来看，卢梭不仅未能对两种私有制进行批判，也未能走向彻底的革命解放道路。尽管我们并不否认卢梭的政治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从解决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问题的实践逻辑来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关于“社会”的指认，不仅是卢梭政治哲学的重要论域，而且也是促使卢梭走向社会历史批判的关键。在卢梭看来，贫富矛盾及其对立的现象体现了不平等的社会维度。与洛克不同，卢梭认为社会契约的制定不是基于自然的平等状态，而是被动的纽带关系。因此，人类社会的形成基于一定的公约，这种公约是不平等所依靠的基础。一方面，社会的不平等体现为相对贫困，也即卢梭所认为的精神或政治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绝对贫困隐含在卢梭所认为的自然不平等中，而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卢梭要讨论的主题。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基础上，卢梭指出近代人的精神生活处于贫乏之中。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不会陷入战争状态，反而会因自我保存的需要而维护和平。在“自由主体”的人学立场上，卢梭提出怜悯心是人所具有的自然道德，他更为倾向于赞成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人类作为感性存在物的描述，而反对霍布斯的人性本恶论。卢梭反对曼德维尔对私人利益的维护，同时在极力主张恢复道德对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作用。

　　卢梭并不否认个体自利行为具有合理性，但卢梭更为强调道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强调自利应该以怜悯心为基础。卢梭指出：“正是有了怜悯心，强壮的野蛮人只要能够在别处觅得事物，就绝不会剥夺一个柔弱的小孩或者一个年迈的残疾人本就脆弱的生命；理性正义的崇高准则是‘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而怜悯心却让整个人类遵循另一个天生善良的准则：‘在尽可能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准则可能不如前者那么完备，但是却更加实用。”卢梭提出的行动准则打破了自霍布斯以来的个人主义原则，为社会契约论打下基础。

　　在对社会历史的重构中，卢梭指出了不平等的历史足迹以及其中内涵的奴役和贫富分化问题，表明了变革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但是，卢梭并没有在《论不平等》中解决奴役和贫富分化问题，而是将其悬置在所有权的批判理论中，并且在走向重建道德政治的探索中陷入其原本批判的方面。

　　（一）卢梭关于奴役状态与私有财产的批判

　　首先，卢梭对人类从“自然状态”转变到“社会状态”的进化史进行了重构。在卢梭看来，人类经历四个阶段。正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人类开始产生了“最初的平等原则”或“初期的公正规则”。

　　其次，基于所有权理论，卢梭分析了贫富差异的产生及其形成的奴役状态。卢梭之所以不满意霍布斯和曼德维尔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都未能深刻解释人类社会中“奴役状态”的形成原因。

　　再次，卢梭认为应该以“贫穷”和“富裕”的概念来分析政治社会的起源。卢梭之所以要以贫富来探究社会的本质，是因为他认为，一方面，人只能通过财产的方式来对他人形成联系；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贫富的财产状况才能够说明摆脱战争状态的社会从何而来。依此可见，卢梭对贫穷和富裕的划分体现了他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他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自然主义或抽象主义的方式来刻画社会的形成。

　　最后，卢梭划分了不平等发展历史的三个阶段，并以贫富分化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最初形态。在对不同政治体制的考察中，卢梭发现不平等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发生了不同的形式变化，但是本质上都成因于以私有为本质的所有制形式。这些形式主要体现在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官的确立以及专制制度的形成，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由此可见，卢梭不为任何具有法律和国家制度的社会进行辩护，坚持将“野蛮人”的自然状态作为人类文明的理想形态。由于对私有制采取了激进的批判态度，卢梭被看作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但是，卢梭的时代尚未形成“武器的批判”力量，因而他始终在苦苦探索应对不平等以及贫富矛盾的现代方案。

　　（二）卢梭的道德政治方案及其悖论性

　　卢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契约论》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论不平等》的主旨。其中，卢梭扩展了对政治经济学和政治体制的探讨，以及研究了“政府基本契约”的性质。对奴役问题的探讨，他主要从社会契约、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即进入对人类精神贫困的深度分析之中，而“公意”的提出则是试图解决自利所导致的贫富矛盾的关键。

　　首先，卢梭区分了家庭和国家经济学对待贫困的不同态度。在卢梭看来，家庭成员的目的在于维持并发展家业，以免后代“陷于贫穷”，但是家庭财产归属于父亲个人；国家国库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民“生活安谧”，并促进其富裕，而且由于人人平等，“全部施政的目的都是为了使个人的财产得到保障”。

　　其次，在“人民的经济学”的语境下，卢梭认为贫困问题意味着巨大的隐患和风险，而政府最为重要的职责就在于保护穷人与预防贫富分化。卢梭将贫富矛盾看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病症。

　　再次，卢梭提出预防贫困以及不平等发生的办法，以重建道德政治和良风美俗来维持“公意”。卢梭提出：“防止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方法防止他们聚集财产；不是修建收容穷人的济贫院，而是保证公民不致沦为穷人。”卢梭的方法不再是英国式的救济路线，而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预防路线，他的方法与其价值立场密不可分。

　　最后，卢梭提出在维护个人财产权的前提下，反对当时政府征收人头税的制度。卢梭讲：“财产权是公民所有的权力中的最神圣的权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如果人们对其财产都不重视的话，那他就会对他承担的义务一推了之，把法律更不看在眼里。”不过，卢梭并不将财产当做商业维度上的金钱，而是在农业维度上，将财产看做是个人劳动所得的财富。

　　在卢梭的“政治经济学”中，贫困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隐患，其蕴含了农业与商业、公益与私利、道德与金钱的多重冲突。卢梭意识到商业的发展对农业所带来的危机，同时他发现贫富差距问题的社会根源于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为商业和农业辩护的两种政治经济学争论也成为当时的焦点。在此意义上，卢梭则凸显了其重农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卢梭提出利用税收制度来改变穷人和富人之间加深的不平等状况，化解商业和农业对立所产生的矛盾，减轻穷人的贫困的同时防止懒惰者的增加。

　　马克思在走向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道路中，既吸取了卢梭政治哲学关于人类社会困境的深入思考，也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有力破解并克服了“卢梭悖论”，实现了对卢梭政治哲学的深刻超越，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与未来方向。

　　（一）卢梭政治哲学的积极因素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

　　卢梭在论人的异化、奴役状态、贫富分化时，将问题推进到了对私有财产以及私有制的批判层面。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分化以及由此订立的社会契约才是不平等的。这些观点对马克思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曾在克罗茨纳赫时阅读并摘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形成了所谓的“卢梭笔记”。在MEGA2 IV/2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摘录了11页关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内容。此部分内容集中摘录了关于卢梭在财产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民主的观点。

　　（二）马克思破解“卢梭悖论”的哲学前提

　　卢梭政治哲学建构在具备理性与德性的人性假设前提之上，而马克思的哲学前提则是“现实的个人”。卢梭政治哲学以人性的假设为出发点，对平等、自由、贫富矛盾问题的探讨依此展开。从物质生产活动以及交往方式出发，马克思认为只有对人的生产对象和条件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形成对人以及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基于不同的人学前提，马克思与卢梭的哲学理论存在着较大差异。

　　（三）马克思超越“卢梭悖论”的实践维度

　　卢梭以人民的普遍意志为前提，试图依靠道德教化、促进公共意志和社会公约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但他也意识到这种方案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状态，因而缺乏实践性。马克思则摆脱了这种抽象的道德政治方案，而且意识到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关系的变革才能实现人类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于以往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进而，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在于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

　　（四）马克思超越“卢梭悖论”的科学维度

　　马克思通过区分“以生产者劳动为基础”和“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两种私有制，科学阐明了“卢梭悖论”形成的深刻原因并予以解答。在马克思看来，卢梭的“人民的经济学”之所以陷入悖论性困境，是因为他未能认识到历史发展中两种私有制的异同关系。具体而言，卢梭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剥削他人劳动所导致的道德问题，但却无法否认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私有制中自给自足方式的合理性，从而混淆了关于私有制以及私有财产权问题的理解。这两种私有制存在的基础虽不相同，但在历史维度上又有着关联。然而，卢梭则直接混淆了这两种私有制的基础，在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基础上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卢梭悖论”体现出了卢梭政治哲学及其所处时代的矛盾性。马克思不仅阐明和破解了这种悖论产生的根源，并且在实践性和科学性等维度上超越了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政治主义。就某种程度而言，卢梭无疑对法国革命有着重要影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卢梭政治哲学的悖论性与法国曲折的革命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卢梭的政治哲学中，他强调人类的精神贫困，而贬低物质贫困的重要性，希冀恢复人类本有的高尚美德，主张通过道德政治克服贫富矛盾，这些都无疑体现了卢梭对理想化国家的幻想及其法式浪漫主义，因而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总之，历史总是有教益的。澄清“卢梭悖论”的主要内容以及马克思对其深刻的超越，对于我们澄清马克思政治哲学及其人类解放思想的要义都是必要且有益的。

　　（作者简介：张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