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同时也在批判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新文明范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正是立足新时代境遇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性反思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内蕴的新文明范式中国化、具体化的表现。它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前景以及人类解放的新途径，标志着对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境界。以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依据探讨新文明范式的可能性，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建构。

　　基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革的生产方式使历史走向了世界历史，催生了现代文明的进步现象，资本主义文明正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孕育而出的。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形成及其演变规律的考察中发现，世界性交往下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他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和世界历史意义，但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传播、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野蛮现象。因此，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寄希望于现代文明的进一步提升和拓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新文明这一现代文明的最高理想。

　　15世纪以来，世界市场在欧洲地理大发现开创的世界交往中逐渐形成，终结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孤立发展状态，极大地增强了彼此之间的依赖程度，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而且标志着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开启，这就是由传统社会的文明开始迈向具有现代属性的资本主义文明。当然，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形态的坐标轴中理解文明，“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资本主义文明是相较于古代文明的“新文明”，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代表着资本主义文明的机器大工业摧毁了传统的农业、手工业，“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逐渐被消灭，日益被新的工业所替代。资本主义以其发达的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分工、广泛的商品贸易、普及的大工业、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使人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创造了文明的世界、文明的欧洲、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民族、文明的城市等，“把人类从如同生活在社会幼年时期的封建主义和中世纪，推进到文明时期”。就世界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来说，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处于普遍交往中的高度文明的人，是高于封建社会文明的现代文明，因而迅速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形态，起到了消除蒙昧状态的正向作用，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效应。在世界历史这一背景之下，建立新的工业文明成为一个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加速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却没有充分实现其所主张的并引以为傲的文明价值。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资本主义构建了一种“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类型。历史证明，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并没有实现文明的重建，甚至还会“保留殖民地野蛮的因素，并力求依靠殖民地的倒退来维系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例如，18世纪下半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掠夺不再以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而是“通过牢固地确立甚至创造早已过时的地主—农民关系”，巩固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不仅没有对印度进行‘现代化’，反而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把印度退回到了更为古老的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揭露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所以，资本主义文明就像“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一样，也是依靠掠夺、征服、殖民和奴役得以登场的，它迫使一切所谓的“野蛮”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自己则作为“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的提供者”和“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出场。资本主义文明在起源上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这种文明形态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存在不断重复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本身的缺陷性，他认为，资本主义文明非但没有去掉野蛮的一面，反而使自身充满了悖论，沾染了各种“病症”，它“已经走过了文明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那么，人类的文明进程会不会由此而终结呢？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文明应该摆脱进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走向新的文明形态。通过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原因的分析，马克思破除了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普遍性的文明形态的迷信，指出人类文明不会在世界历史中终结，因为在世界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其自身就预示着一种超越自身的新文明范式，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灭亡和更高级文明形态的问世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不是空洞抽象的理念，而是始终与世界历史这一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借助对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研究，从扬弃资本逻辑、追求人的解放与实现共产主义等方面阐释了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要义，对资本主义文明作了深刻的剖析，同时揭示了新文明范式的生成前提、创造主体与必然趋势，从而为新文明范式的阐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扬弃资本逻辑：昭示新文明范式的生成前提

　　具有全球性特征的资本克服并超越了旧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一切都以它为轴心进行运转，演变成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普遍性原则。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自然人类文明的衰竭和现代文明的出场”。资本是资本逻辑的核心要素，是资本逻辑围绕展开的主体。马克思根据“资本的生产资料属性和社会关系本质，把资本逻辑阐释为相互规定的两个层次：一是以利益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增殖逻辑；一是以支配关系生产和再生产为中心的权力逻辑”。正是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相互促进，资本发展为“绝对主体”，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并最终塑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和文明形态。与之前社会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资本主义文明“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然而，“受资本逻辑宰制和统摄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具有创造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双重效应，形成了不可克服的‘文明悖论’，这种‘文明悖论’只有通过扬弃资本逻辑才能得以解决”。资本是把双刃剑，当资本在追求增殖过程中遇到自身带来的限制，并且这些限制性因素积累到其空间和历史的极限时，资本逻辑就会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解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因此，“资本逻辑所包括的文明性和自反性决定了其被扬弃和超越的命运，同时也呼唤着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由此可见，新文明范式的产生并不是与“资本”彼此隔绝的“彼岸世界”，而是要利用资本，“规训资本逻辑的恶性竞争”。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就是抓住了资本逻辑及其全球性扩张的本性，从而找到了探索资本主义文明“病症”的突破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辩证否定和历史性超越，为新文明范式奠定了生成前提。

　　（二）追求人的解放：昭示新文明范式的创造主体

　　人是历史的主体，同样也是文明创造的主体。在马克思的逻辑理路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历史唯物主义昭示的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解放的根本前提”。世界历史本应是“人类自身向着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但是以资本和劳动分离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形态，使人的能力得以实现的同时又反过来统治人本身，限制了人的能力的发展，因而把人推向了片面性和被迫性。人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但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下，人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本质，“沦为‘物’的奴隶和工具，陷入了人的物化状态，使得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不会使人的异化状态消失，反而会使它日益加深。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进程中，“人本应是价值本题，而资本与物本应是价值副题，但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成了主题，人则成了副题”。追求文明的进步与人的解放的根本要求相一致，文明形态更迭的历史合理性也必须与人的解放的根本要求保持内在的逻辑一致。马克思没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来对待资本主义文明，即没有将处于高势位的资本主义文明绝对化，而是将人类文明放置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人的全面解放的理论高度来考察。如果说资本主义文明的特征是见物不见人，那么，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所昭示的新文明范式的优越性则体现为：“既要‘见物’，也要‘见人’，而且更加注重‘见人’。”

　　（三）实现共产主义：昭示新文明范式的必然趋势

　　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而且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可以“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马克思揭示了共产主义这一更高文明形态的基本特征，并指明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文明的出现是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而共产主义文明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目标与归宿。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不仅为共产主义文明奠定了坚固的物质基础，还“培养”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也必将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向着共产主义文明发展。

　　由此可知，人类社会形态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落后到进步以及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而内嵌于社会形态发展之中的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实际上也是如此。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实际来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已经是一种“‘既成’的文明”，必然逃避不了被新文明所代替的命运。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文明是一种化解文明对抗与冲突、实现文明包容与和解的新文明范式，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对社会分化的弥合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蕴含着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式和价值追求，必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因此，共产主义文明是“自由王国”，是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新文明范式。

　　马克思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研究，从来无意于建构一套世界历史理论体系，更无意于建构一套适用于全世界的文明形态发展模式，其目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比具体结论更为重要。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方法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在批判与建构、普遍与特殊、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结合中擘画了一种新文明范式。

　　（一）批判与建构有机结合的新文明范式

　　马克思“是一个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一个力求从实际上改变现存事物的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这就是马克思给自己的理论批判活动提出的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他运用实践的辩证法建构起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并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过程中总结和概括出了世界历史观，昭示了未来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其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因为它对一切“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在其本质上也是批判的、革命的，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局限性。所以，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分析与其社会批判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而其所展望的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不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简单而抽象的否定，而是吸收其积极方面、破除其消极方面的辩证扬弃”。

　　有必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仅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展望，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现实矛盾及其运动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是“以摧毁来创造，以破坏来建设”。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把批判当成手段，去展望和论证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可能性。“批判本身就包含着超越，超越就意味着新的建构。”这一批判性与建构性有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非从抽象观念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态度，为昭示新的文明范式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普遍与特殊有机结合的新文明范式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作为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始终“披着‘普世主义’的面纱，超越地理的边界，上升为世界性的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在对文明本质的阐释方面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认为，人类文明只有资本主义文明“一条河流”，世界范围内任何民族、国家都要复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及其文明样式。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打着文明征服野蛮的旗号，使得被其征服的殖民地国家“过去几千年来习得的劳动方式、生活形式、思维方式和象征物荡然无存”，把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发展起来的丰富的文明内容，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使得现代文明的内涵变得简单而乏味。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文明存在诸多“野蛮、伪善的内容”，并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揭露了其虚假普遍性。 

　　在对世界历史考察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各个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将出现与各个国家实际相适应的多样化的、独特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既反对以特殊的民族文明史为视角考察人类文明的各种“中心论”，又反对片面注重世界文明史，忽视民族文明史，抽象谈论人类文明的“世界主义”。他晚年开始关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就是对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明形态发展特殊性的具体分析，从而“粉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独霸世界的魔咒”。例如，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明确表示：“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在世界历史的文明形态中也存在“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因此，马克思通过对俄国资本主义起源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比较，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伟大设想，指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他同时指明，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不能丢掉自身原有的特色，也不能孤立地来考察，必须放到世界历史视野中来审视。俄国可以实现跨越，但一定是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文明成果来改造俄国，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跨越。马克思的这一伟大设想在十月革命之后得到了实现。对此，列宁在深刻总结俄国革命道路的伟大世界文明史意义时指出，俄国自身特殊的国情与社会环境是其“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这也验证了，新的文明范式一定是在普遍与特殊的有机结合中创造出来的。

　　（三）事实与价值有机结合的新文明范式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文明的起源问题置入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要从经验事实生成与哲学思维变革的有机结合中加以看待”，第一次在事实分析与价值评判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探索未来社会文明形态的实然性与应然性。一方面，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的形成、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事实分析中发现，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文明模式下，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已经社会化了的生产资料本应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却被社会中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了；已经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本应由社会按照需要进行管理，却被追求最大利润的少数资本家进行管理；已经社会化了的产品本应由劳动者共同支配，却成了少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就形成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对价值目标的终极关怀中探索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形成的可能性。他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他将共产主义文明作为对未来社会的价值追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文明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为在这一高级人类文明形态中，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首先成了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非谋生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由此具备了现实条件。

　　人类“既生活在一个事实世界中，又生活在一个价值世界中”，这两个世界不是彼此孤立、绝对分离的世界，而是人类当下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两面。事实离开价值就没有了方向与理想，价值离开事实就会在现实中碰壁。新文明范式既不割裂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也不对二者有所偏废，而是力求实现事实与价值的有机结合。

　　人类选择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时代性课题。诚然，现如今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已然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迥然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像马克思那样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真理，但并没有结束真理的历史”，他的世界历史观所昭示的新文明范式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世界历史的基本范畴。世界历史的基本范畴囊括了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科学技术等，这些要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资源配置和分配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和决策过程，从而塑造出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产生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文明、文化、社会形态优势与特点的不断演进、融合与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背景下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必然要以世界历史的基本范畴为基础，以全球视野为依托，以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追求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人类文明新形态遵循世界历史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世界历史观蕴含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反映在其价值旨趣上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也将复归于人，而人也将在世界历史中“从原来地域性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获得人类（能力和关系）的‘普遍性’‘全面性’”，促进自身个性的充分发展。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是文明创造的主体，更是文明享有的主体”。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创新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根本的价值旨向也必然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符合世界历史的演变趋势。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旨在探索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文明向更高级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历史必然趋势。“着眼于人类文明史，一个基本的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以一部分人这样或那样的牺牲为代价；人们既应当最大限度地减轻这个代价，但又不可能使之取消，否则也就取消了整个文明。”马克思没有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作用，反而认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建立必定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为基础，他认为，要充分吸收和转化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阶段中创造的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准备物质、制度和文化前提。

　　“任何文明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才能体现出充分的意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文明，也没有能够独霸世界的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循环往复的，也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一个文明代替另一个文明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马克思在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矛盾作出深刻分析的同时，也指出一种文明之所以取代另一种文明，是因为它提出了更高并且契合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则。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使命正是在于揭示人类文明演替的客观规律，谋求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文明范式。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人类文明形态的理论逻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具有深邃洞察力与强大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加深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性认识，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与忧虑，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韩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1BKS115)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