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这一命题和要求。2021年11月，“两个结合”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17从而凸显了“两个结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安阳市考察殷墟遗址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3,明晰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定位。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两个结合”的前提、结果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发展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等多方面，深入阐发、高度肯定“两个结合”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明确指出要“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4,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本质的规律性认识。

　　中华文明以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塑造和集聚国家与民族的灵魂与精神。只有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理解为什么“两个结合”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诸多法宝中最大的法宝。只有坚持“两个结合”,才能源源不断地从丰厚的文化母体和科学的指导思想中获得鲜活的能量，坚守理论文化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新。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传承的文明，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文化特性，居于五个突出特性之首位，构成了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而且能够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历史中回望自身走过的路，才能更加清晰地理解和把握自己国家的特质和民族的特性，领悟发展规律，才能坚定自信，保持定力，将未来的路走得更加坚定、更加踏实。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表现为文字的连续性。与楔形文字需要依托西方学者的想象和建构得以破译不同，中国文字和历史的传承与解读，一直遵循以华解华的原则，能够在中华文明历史上不同的文字材料中相互印证。文字传承的一贯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基础。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表现为中华精神的血脉赓续。精神是文明的内核与灵魂，标识着文明发展程度。精神观念传承发展的载体是文字和文化典籍，有了语言文字的连续性，就有了经典的传承，有了文化精神脉络的延续。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的长时段理论，文明是长时段现象，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动荡和骚乱，但是，这种东西还是被人们视为最为珍贵的遗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5只有在文明中拨开纷繁复杂的枝节芜蔓，把握同属一个文明群体的人们所共同遵守的原则，才能把握在长时段中被默默坚守、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几千年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将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刻画在历史的血脉中，创造了坚韧顽强的中华文明，积淀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218等，体现出尊伦理、重人本、求实干、促和谐的文化品格。民族精神在中华册典中，在我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中，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先贤的思想理念在历史中被代代奉为圭臬，“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218在人们的生活中深深发挥着影响，成为很多人自觉践行的处世之道和道德信条。民族精神上的连续性为“两个结合”奠定了精神层面的文化基础。

　　“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6新陈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任何文明只有与时偕行，适应时代要求，吸纳时代精华，才能不断激活源头活水，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创新体现在“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4。“正”“旧”之辨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正”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正才能固守住根本，把握住正确的方向，避免颠覆性错误，从而夯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旧”是在时代浪潮中被淘汰的糟粕。不守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辩证智慧，给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尊古推动溯源，溯源让我们深刻洞悉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又将会如何前进的脉络；尊古激发自信，使现代人的生活有根可据、有理可依。我们坚持“两个结合”,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科学鉴别与合理扬弃，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古”的灵魂、“古”的精华，而非“古”的皮囊、“古”的糟粕。

　　创新体现在“中华民族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4。在激荡的世界文明竞争中，中华民族即使暂时黯淡，依然能够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地慷慨傲立。一个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绵延不绝，一定是勇于开放创新的。中国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220,中华民族能够始终“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7。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明的每一次伟大创造实践都离不开创新理念的指导。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我塑造与建构的内生能力，也是“两个结合”被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4的决定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4统一性既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体现出对中华文化内在的开放包容，也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规约与维系，具有凝聚民心、筑牢信念、捍卫国家统一的重要功能。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文化认同。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交融合作，构建了共同发展的社会空间，在思想文化上交流互鉴，实现了文化认同这一最深层次的认同，凝聚各民族向心力，向内包容各民族文化，牢固保持中国古代文明之“源”,统领各民族文化之“流”。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信念的一致。“国土不可分”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础的维护，更是对民族尊严的捍卫。“国家不可乱”表明国家安定繁荣的局面是每个人获得更好生活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不可散”体现了中国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坚强决心。“文明不可断”表明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核心利益的统一即国家统一。自古中国人的天下观和国家观是融合一体的。建设统一国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持续性的、长时间的政治认同和历史记忆。家国同构是中国人普遍的政治经验，爱国如爱家，国是一个蕴含强烈感情色彩的集合概念，涉及物理上的地域、物产、人口，政治上的国家制度、体制结构，文化上的认同归属、精神品质等。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中国的现世主义依托家族和臣属“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8。家国同构、家国同理，为中国保持长期政治稳定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为命运与共。我国各民族在融合发展中，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共担、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9中华民族共同体担负起维护国家各族人民利益和满足人民生存发展需要的责任。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通过坚持“两个结合”,在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具文化主体性的思想成果。“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华民族主体自觉和文化气象，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理论迷思，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0中国道路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11,综合考虑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文化特征、社会现实内在需求和社会发展逻辑的超越西方发展道路的自主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两个结合”时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4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从思想特质上说，都具有开放、包容、辩证和发展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思想内核上亦可以彼此接纳，相互成就。“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2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兼容并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宽广胸怀，并没有一味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在适合自身发展基础之上，与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现为尊重差异、博采众长。“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不断获取生机和呈现多元形态的重要原因。面对世界文明呈现出来的差异性，中华文明始终保持兼容并蓄的包容广度和海纳百川的视野格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一方面，中华文明向内包容，在文化典籍和风俗习惯中尊重、保持、记载、展现出各民族文化生活的多样与差异，为民族融合和大一统奠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对外包容，平等对待、承认、吸纳外来有益文化，在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中，兼收并蓄，历久弥新。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现为开放对话、交流互鉴。中华文明自古崇尚“德不孤，必有邻”,中华文明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具备足够的文化战略定力和吸纳、转化与创新能力，不会忧心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丧失文化主体性与竞争优势。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表现为多元融合、求同存异。由于每种文明都根植于自身独特的生存土壤，凝聚着国家与民族的智慧与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我们要立足一个基本立场，即“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13。我们所持的多元融合、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适用中要把握好尺度，既“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14,也不能不甄别、无限制地照搬照抄，不可颠倒主次，必须保持中华民族自身的源头活水和自身的文化特色。

　　中华文明以其突出的包容性，主动接受和契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华大地上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和解释时代发展，回应时代之问，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共同观念这三种思想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有机融通、充分贯通，成为新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创造。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华文明从自然现象和生产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智慧，构成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表现为亲仁善邻的和谐基因。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百家争鸣，然而对和平的信仰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无论是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还是荀子的“四海之内若一家”,抑或墨子的“兼爱非攻”、老子的“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庄子的“齐物论”,各个流派无一不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表现为协和万邦的交往之道。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一直践行和合理念。2100多年以前，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古丝绸之路，遵循区域交往和平自愿、平等互惠原则，为沿线地区人民创造了联通彼此的途径，人们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生活更加幸福便利。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远道拜访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其他文明传递中华文明的善意与友好。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史定律。”15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

　　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文化基因、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深刻认知、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决定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通过坚持“两个结合”,中华文明的和平特性使追求和平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16,打破“国强必霸”的陈旧的大国崛起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特性赋予“两个结合”以宏大的世界视野和重要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