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是时代发展的缩影，时代是命题生发的背景。“制度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强大力量和治理效能而提出的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制度自信在解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问题方面作出的贡献。“制度自信”命题在逻辑架构方面表现为三个层次：表现为一种价值应然，强调制度自信是对制度蕴含的绝对性优势的认同；表现为一种经验实然，强调制度自信是对制度蕴含的比较性优势的体悟；表现为一种话语表达，强调制度自信话语是对制度自信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念认识的自觉阐释。因而，制度自信呈现出三种形态：是一种应然要求，也是一种实然感受，并且成为了一种话语形态。透过制度自信逻辑架构的分析，有助于增进人们坚定制度自信的自觉性、主体性与主动性。

　　从价值应然逻辑分析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应当坚定制度自信。在理念认识、价值导向、政治原则的视角下理解制度自信，能够凸显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同属性制度中的绝对优势。制度优势是制度自信的基石，制度自信是制度优势的反映。这种绝对优势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经验、时代发展趋势作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基。因此，作为价值应然的制度自信具有先验教育意义、价值引导意义和政治规范意义。

　　（一）制度自信是一种理念认识

　　“制度自信”命题具有阐释性作用。“制度自信”作为一个命题正式提出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潜在蕴含着对何以自信或自信基础的阐述。从概念溯源来看，制度自信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的，此后迅速成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中极具魅力的表达，并成为了“新型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从一个新名词到新时代关键词的转变。但制度自信的政治意蕴和价值作用，早已融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从国家政权建构之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到改革开放时期制度的变革，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制度体系，预设前提都是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着绝对的优越性和根本价值性，这是我们选择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也是制度自信生成的本体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绝对优越性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制度自信源于制度的先进性。制度先进性在于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衡量一种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关键就在于考察这种制度是否遵循了历史客观规律和回应了人民主观意志，即是否实现了规律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评价政治制度“八个能否”[1]的标准，强调制度在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有效治理中的地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现实化的成果，其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化、当代化的形态，既展现了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和必然胜利的趋势，也展现了中国制度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和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在制度体系运行中将历史规律、人民意志和主体自觉深度衔接，充分体现出中国制度的先进性。其二，制度自信源于制度的发展性。制度的开放性是制度活力的重要保障，始终保持中国制度体系的开放性、发展性、调适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制度自信的本质特点是以制度的改革创新来推动制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2]。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规律的遵循、对经验的吸取、对弊端的规避、对缺陷的克服，促使其能够不断在自我调适和变革中保持生机与活力。其三，制度自信源于制度的实践性。“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3]，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是考察一种制度是否具有现实效能的根本标准，中国制度的现实转化能力是制度自信得以生成的重要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强大的治理优势，关键就在于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通过“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4]领导，塑造形成了制度意识、制度自觉和制度权威，在全社会营造出尊崇、执行、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确保了制度展现出治理成效。

　　（二）制度自信是一种价值导向

　　“制度自信”命题具有引导性作用。信仰、信念、信心是制度自信的基础，制度自信是信仰、信念、信心的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都是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信仰从理论到实践的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从价值到具象的载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从梦想到现实的依托。制度自信作为一种价值导向，蕴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原则，蕴含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要求，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

　　制度自信的引导性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制度自信旨在增强对制度体系的认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谱系结构和优势图谱进行了全面总结，集中系统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机理和结构关系———从结构功能层次来看，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并集中概括为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优势，这也是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根本上来讲，制度自信是对新型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自信，经过长期接续自主的改革、调适与重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3]，而且在成熟化、定型化方面取得明显了成效。其二，制度自信旨在增强对执政体制的认同。制度自信内在地包括对新型国家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政党自信，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治理全过程的一种自信。政党制度是执政体制的重要基础，不同的政党制度塑造出不同的执政形态。中国的政党制度摆脱了西方政治理论和学说中不同政党主体非此即彼的存在方式，建构出了“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合作格局，以共识取代分歧、以包容避免对立、以合作代替竞争，从而将不同方面的力量凝聚在提升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方面。其三，制度自信命题旨在增强对政治价值的认同。制度设想、建构与改革的根本指向意味着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阐明了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7]。这些价值原则是通过改革党和国家机构体系、职能体系以发挥制度体系治理优势的内在遵循，也是制度自信得以生成的价值基础。

　　（三）制度自信是一种政治原则

　　“制度自信”命题具有规范性作用。制度作为人类文明浓缩的精华，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来看存在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制度，即便同一社会形态中的制度也存在着不同发展阶段。制度自信有着明确的指向，是对特定制度本体的一种自信。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在国内外还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论”“失败论”“终结论”及其变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8]制度自信应当是当代国人的基本要求，制度自信教育的着力点就在于这些黑色和灰色地带。

　　制度自信的规范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制度自信关系到制度体系的定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始终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性、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探索现代化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中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追求的政治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三个有利于标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求”“八个能否标准”等都集中指向制度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坚持制度自信实质上就是对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探索出的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其二，制度自信关系到制度发展的定向问题。纵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和百余年党史，制度自信更为重要的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一种理性态度，是在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价值认可的基础上不断通过改革实践赋予制度以强大的生机活力，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现代化的治理取向，在制度的中国化、现代化、法治化中提升制度效能。其三，制度自信关系到制度环境的定位问题。制度自信所涉及的最为关键的定位问题就是政党定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革命党的统一体，这种定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定位时代并引领时代。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是国家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是民族定位。坚定制度自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以勇于革命的政治自觉将自身的初心与使命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能力，不断实现党的基本目标。

　　从经验实然逻辑分析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可以自信。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交织作用，更加凸显出“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显著对比。经验实然逻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相对性，基于现实对比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通过古今、中外、新旧比较，有助于全方位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优势，充分彰显其经验教育意义。

　　（一）制度自信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比较优势的展现

　　制度自信源于自我审视的比较。制度自信是基于制度自视的一种自觉意识，制度自视体现了制度建构主体的历史理性。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制度自视的能力，是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重要品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一个民族如果能够基于时代发展和历史规律对自身的制度体制进行适时调适，就能够始终保持自身制度的治理能力和主体活力，反之在时代浪潮中骄傲自满和闭关自守，最终从游离于潮流之外到被时代潮流所抛弃，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治乱兴衰也充分印证了这一规律。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在一个多元共存、永恒发展的世界中，唯有保持理性自视和客观他视才能以高度的开放性和发展性实现民族的永续发展。从民族发展不同阶段所生发和探索的不同制度形态和同一制度形态不同发展阶段中进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近代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4]之后，逐渐探索建构并改革完善的制度体系。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如何治理好国家的问题。为此，不同的阶级阶层基于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态度，对建构新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进行了维度、程度、广度、力度不同的探索，但历史规律、实践结果和人民选择并最终确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将其确立为中国的根本制度，而在改革开放40余年波澜壮阔的实践中，逐渐以集成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制度优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制度实践是制度有效性的根本标尺。近代以来的中国作为一块制度试验场进行了不同的制度试验，这为中华民族形成制度自信意识和精神提供了本土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发的基础，是深深植根在中国的文明基因、文化传统、经济社会条件转变之中的。立足中国近现代史，不同制度形态进行了各自的治理尝试，但最终以能否支撑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根本标准，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革命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治理规律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当代形态的优势就在于符合中国基本国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可以引领中国发展。制度自信充分展现了同一民族在不同时空中制度试验的成果，以极为鲜明的优势和震撼的成就证明了当代制度形态的可行性、有效性和优越性。

　　（二）制度自信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比较优势的展现

　　制度自信源于传统与现代比较。制度自信是基于制度反思的一种自觉意识，制度反思反映了制度建构主体的政治理性。制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大优势，也是不同国家间展开综合国力竞争的根本依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局势中，能否以包容、开放、互鉴的心态和精神吸取不同文明制度的有益成果和内在精华，关系到制度的存续性、发展性和创新性。实现对自身制度的自觉认识，必然要求对不同主体尤其是不同社会属性、政治属性的制度形态进行比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制度优越论的基本逻辑，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思辨游戏的结果，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探索出的“新世界”的制度形态，这种制度形态的优越性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为基础的。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不同时空中生发的制度形态中进行分析，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高度的忧患意识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普遍原则与具体机制、一般形态与特殊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张力进行思考，从而对规律的探索更为严谨、对经验的总结更为全面、对原则的界定更为准确、对方法的提炼更为科学，在反思社会主义制度史中成败得失的过程中发展完善了制度体系并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自信坚定了制度改革的定力，制度改革奠定了制度自信的基础。中国制度自信与制度改革的辩证关系，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2]从俄国十月革命至今100余年的历史和从马克思主义诞生170余年的历史来看，制度自信不是一种虚幻的自我设定和缥缈的图景描绘，而是一种真切的现实存在。凝固化的制度形态和板结化的制度结构，不仅不能有力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新风险，而且不能以极强的前瞻力、引导力催化新的时代需要。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到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自身的演进历程证明了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改革与调适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极大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能力的彰显，在思想层面催生了新一轮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实践层面推动了不同国家探寻中国发展背后的力量，在文明层面吸引了世界各国对中华文明当代价值的思考。

　　（三）制度自信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比较优势的展现

　　制度自信源于中国与西方比较。制度自信是基于制度总结的一种自觉意识，制度总结反映了制度建构主体的文明理性。制度作为文明发展浓缩的成果，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支配之下呈现出多样化的民族形态，并与不同文明传统相融合展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对不同文明形态所演化出的制度形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8]，这一总结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具备自信基础的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蕴含着深刻的中华文明底蕴和政治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成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内在契合性，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4]。尤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飞跃与挫折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现的生机活力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之制以中国之治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制度的强大治理效能。认识自身的制度及其优势深受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客观理性辩证的思维方式是科学评价中国制度和形成制度自信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范式影响下，在思想认识领域存在将西方政治价值进行简单移植的取向，习惯性地将某种政治运行机制作为制度本体及其价值本身，而忽视了政治制度建构与发展的根本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坚持执政为民理念、坚持现代化治理取向基础上，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觉意识和自主能力始终保持着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自为能力，既实现、维护和发展了人民利益，又有效避免了“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4]。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15]，从根本上来说制度自信反映了一种国家自信、民族自信和文明自信。

　　从话语表达逻辑分析制度自信，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阐述制度自信。制度自信话语是新型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从概念创制层面提出了“新型国家制度”等概念，而且强调中国道路为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崭新路径，从而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制度自信表达体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制度自信话语是新型制度体系、新型治理体系和新型道路的表达媒介，具有阐释功能、传播功能、教育功能。

　　（一）制度自信话语是制度自信理论的阐释介质

　　制度自信话语是制度自信的必要存在形式。话语是理论得以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的介质，也是实现制度自信在不同形态之间进行转换的媒介，体现了话语的阐释意义和载体价值。制度自信话语的生成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在制度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化的制度话语表达，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制度自信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构国家制度，其话语表达既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又具有鲜明的本土化色彩，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突显制度话语的“中国特色”，再到新时代逐渐生成了新型话语表达，话语始终扮演着制度理念与原则阐释介质的作用。

　　理解制度自信话语的阐释功能要从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一是存在形态视角。制度自信既存在于理论思想之中，也存在于制度实践之中，还存在于话语表达之中，也就是制度自信同时表现为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话语形态。理念形态主要指向制度自信的意识、精神、观念等，实践形态主要指向制度自信的行为、心态、形象等，话语形态主要指向制度自信的概念、论断、命题等。三者之间并行不悖、相互依存，制度自信话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扮演着阐释介质的角色。二是时空主体视角。从横向传播来看，制度自信话语是在不同群体、阶层、领域进行话语沟通的媒介。人民群众是制度自信理论和观念的传播对象，也是制度自信的表达主体。制度自信话语通过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实现对制度自信的理论阐述、价值理念和政治原则的转化，转变成为人们共识性的话语表达和内在认知。从纵向传承来看，制度自信话语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中进行话语扬弃的结果。当下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在这个过程中制度话语发挥着不同的阶段性任务，从制度认知认同到制度自觉自信，制度自信话语是基于历史上对制度宣传、教育、研究的话语基础而生成的，体现了话语的传承、转换与重组。

　　（二）制度自信认同影响制度自信话语现实建构

　　制度自信认同是制度自信话语的作用方向。话语是行为得以解读和言说的必要环节，也是用以反映人们的制度心态及其变化的一种表达系统，体现了话语的传播意义和认同价值。制度自信认同和制度自信话语表达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统一于制度自信研究宣传教育的过程之中。制度自信话语的传播力、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制度自信能否转化成为人们内在认知的效果和程度。与此同时，人们对制度现实效能和对比优势的认知与认同，影响着制度自信的生成及程度，认同的效果进一步影响着制度自信话语建构的进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制度自信”命题，反映了制度自信在话语层面的自觉与突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得以展现，这对增进人们的制度自信提供了直接素材和坚实基础。制度自信心态和精神的培育对话语提出了新的需求，这就需要建构出更具时代性的制度自信话语。

　　制度自信话语最初提出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存在的，而要成为具有广泛认受性的话语，就要转化为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并实现三者之间的融通。“话语作为思想与语词的融合体，其演化历程与制度演进历程辩证统一，其流变形式反映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深度融合。”[17]制度自信话语致力于增进制度认同、制度优势认同和制度自信认同，认同成效影响着话语的取舍和筛选，虽然存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区别，但是话语在不同群体中的认受程度与话语的传播传承能力直接相关。话语的认同价值以话语的认受性为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围绕制度自信进行了多维创新。制度自信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和话语表达，而由一系列的相关概念构成了一个概念集丛，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构成了自信表达范式，并且形成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等论断，这些都成为阐释制度自信的创新表达。

　　（三）制度自信话语对制度自信理念起反塑作用

　　制度自信理念与制度自信话语相互塑造。话语是人作为主体基于实践而形成的表达，但话语一经生成就成为人们生存环境的组成部分，体现了话语的教育意义和反塑价值。话语的反塑作用决定了建构制度自信话语的重要性。用制度自信话语强化制度自信观念，话语的反塑作用就表现在制度自信话语是人们基于制度自信的信念和制度优势的现实而生成的一种表达体系，一旦生成就成为自外于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制度自信的本体意义，也就是成为制度自信存在的重要形态，自然会发挥其对主体的反作用，也会反过来继续塑造和转化制度自信观念与意识。尤其是制度自信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且以语言和思想结合体的形式传递着特定的信仰信念和价值理念，以其自身的反作用对社会实践、政治实践发挥潜在作用。

　　以制度自信话语建构的形式推动全社会坚定制度自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事实展现、形象描绘、观念培育相融合，将个体化认知与系统化教育相结合，发挥制度自信话语的教育功能。尤其是逐步建构起梯次性的教育序列，针对不同群体形成不同的教育机制，针对党员干部将制度自信教育融入到党性锻炼和党内教育之中，在党员干部自我体悟和党内系统教育中坚定制度自信；针对学生群体将制度自信教育融入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5]之中，形成系统化的制度自信教育机制；针对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坚持“用学术讲政治”的价值导向等，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坚持制度自信的良好氛围和互动机制。

　　总之，坚定制度自信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作为应然价值的要求，体现了作为实然经验的反映，体现了作为话语表达的特色。新时代，制度自信已然成为关键概念和重要命题，既要从理论认识、价值导向、政治原则层面形成坚定制度自信的自觉意识，也要从古今、新旧、中外对比层面把握制度自信得以生成的制度优势基础，更要从话语表达层面感知新型话语表达的魅力与活力。通过不断深化制度自信概念、话语、命题与论断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真正讲好中国制度故事，理解好中国制度优势

　　（作者简介：杨彬彬，yl23455永利助理研究员，yl23455永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政治概念-论断-话语、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话语演进研究”,项目编号：21YJC710050）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行政与法》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