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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岚:马克思精神生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发布时间:2024-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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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涌现出的伟大精神已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百余年来历经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乘风破浪、砥砺向前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展现出其自身具有的鲜明时代特征。这一特征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指向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因而可以将其置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历史视阈中予以阐明。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历史向度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产”概念及相关论断建构出来的学理化、体系化的理论成果。尽管马克思在其著述中没有明确将精神生产主题化,但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具有独特的历史意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下,精神生产主要是指: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也包括广义上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2]。之所以能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理论视阈中探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恰恰是因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向度。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具有独特的历史视野,关涉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层面
  马克思是在探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提及“精神生产”概念及相关论断的。马克思将精神生产以及与之相对的物质生产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两个基本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精神生产概念往往是与物质生产概念一并出现的。例如,在论述统治阶级时,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3];在论述生产和劳动时间的关系时,马克思在论述完“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的情况之后又写道,“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马克思将这种“物质—精神”的划分方式置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考察中,将人类历史中的活动划分为物质生产领域与精神生产领域。这种研究思路也体现在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相关理论著作中。比如,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在其《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的一书中,就以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二分法来描述人类的创造过程,并剖析其中蕴含的规律性特征。其中,精神生产方面的规律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中有意义的关系“被把握并因此变成了持存的精神财产”,其成果之一就是人的宗教激情和渴望[5]。但马克思研究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置于现实层面上。马克思用“物质—精神”的划分方式来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活动。而这种探讨方式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置于同一个论述层面上,都属于生产的某种领域或某种范畴。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不仅物质生产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方式,是历史中现实的人的活动,与之相对的精神生产也具有现实性,必须“作为人类特有的感性活动”,“体现为人类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精神生产并非关涉抽象的人类发展史,而是探究历史发展进程中那些可感的生产活动。而这种可感的活动就是马克思那里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可以说,马克思借“精神生产”范畴开拓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实践活动这一研究领域。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是历史中的某种具体的、现实的活动
  马克思精神生产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精神生产活动的现实性体现在这一活动的主体的现实性上。马克思将生产活动的主体,即将生产者看作现实的个人而非抽象的主体。马克思不仅将物质生产的主体规定为“现实中的个人”,而且将精神生产的主体也规定为“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尽管精神生产活动是意识、观念和思想等具有精神要素的产品的生产,但其主体却不是纯粹的、抽象的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意味着意识不能脱离存在而独立存在,而对于人来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精神生产的历史性则体现在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规定上。精神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种独特形式,是精神领域中的生产范畴。而马克思指明了生产的条件,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8]。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历史发展中的现象。只有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历史现象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人的交往,生产才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出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而言之,生产概念不只在理论抽象层面体现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直接关联(即人和物的关联),也在历史现象层面体现了生产者主体间的交往关系。就精神生产而言,精神生产活动的产品虽然是人的观念、思想、意识,但其体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2]。而民族语言就是一个民族内部及民族与民族之间诸个体的交往方式和交往手段。因而,在这个层面上,精神生产的客体处于生产者个体的社会交往活动中,进而呈现在整个人类交往的历史中。总而言之,精神生产以其主体的现实性呈现为一种现实活动,又因其具备的历史条件而处于历史的维度中。
  (三)马克思精神生产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不同时代的精神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特征
  马克思精神生产是指历史发展进程中现实的、具体的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精神生产活动体现出不同的历史特征。这种时代性的特征源自三个方面。其一,精神生产的历史条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精神生产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直接相关,受人的物质交往方式的制约。这种制约性主要体现在民族语言中。但同一民族的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具有特殊性,因而精神生产就其表现方式来说具有时代特征。其二,精神生产者的时代背景。精神生产者并非抽象的个体,而是处于某个具体的社会之中并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自有其发展过程,不同时代具有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生产者却无法脱离其时代而抽象存在。作为某一个时代中的人,生产者不仅要进行生产活动,也肩负着时代的历史使命。其三,精神生产的产品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精神生产活动形成的产品虽然是人的意识、观念和思想,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社会性。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社会意识的精神生产产品,反映的是某一时代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科学和哲学等意识形式。精神生产活动的时代性特征表明,其具有自主的历史论述逻辑。同一时代的精神生产成果不仅可以被提炼、总结为某种具有具体时代特征的“精神”,进而成为理论宣传的对象和学术研究的主体,同时,彰显不同时代特征的精神生产成果,可以被编织、梳理成一条独特的历史脉络,进而成为精神生活层面历史论述的主题。
  马克思精神生产所具有的历史向度使精神生产不仅作为理论范畴、理论体系而存在,也可以被作为一种可靠的理论视阈加以把握,从而具有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是在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提出了精神生产概念,因而精神生产理论自身就具有历史视野,可以置于某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并非某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历史中的具体的、现实的活动。其主体是社会中现实的人,其成果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而,精神生产视阈下的人的活动可以在历史的现实发展中找到依据。而不同时代的精神生产有着不同的特征,精神生产自身的发展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精神生产的成果本身就可以被历史化、谱系化,形成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
三、精神生产活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构建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形成的各种伟大精神的总和。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奋力向前,历经艰难险阻,饱尝生死考验,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9]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革命意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是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理论视阈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就是精神生产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的生动呈现。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的理论研究的精神生产成果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也呈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历史书写和历史表达中,因而具有独特的历史向度和深邃的历史底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党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精神的总和。其以谱系的形式将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精神加以梳理,从而形成了生动、形象、光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史诗。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生动反映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人物、历史事件和战略方针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学习党史的重要材料和宝贵资源。可以说,党的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历史。要了解党的历史,就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就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出发,探求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史诗。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当代谱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乏突出的个人和先进的事迹,也不乏转折性的事件和开创性的成就。党史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党的实际发展过程,研究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也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气质、精神面貌和精神传承。就后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呈现出一条鲜明的发展脉络,即以不同时期形成的精神为节点加以谱系化的梳理。202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梳理的一批伟大精神首次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由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一种历史化表达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的时代化、体系化精神生产成果。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是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因而具有历史视野。精神生产的产品具有精神性要素——这一点也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键区别所在。这种精神性要素源于其可以还原为某种意识、思想和观念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一概念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产生的,应用于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而且,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历史观念成果。其时代特征体现在其是当今时代才提出的宣传性的观念,符合当今意识形态对某一研究领域的理解;其历史性体现在其是在党史的研究和梳理过程中有意识形成的具体而抽象的观念。就概念层面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一概念的形成,本质上就是观念的制造活动。因此,其可以归为当今时代的某种精神生产活动,体现出精神生产者的敏锐洞察和智慧创造,反映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主流,体现当今时代的精神面貌。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代的优秀精神产品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只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概念,也是包含诸多内容的范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囊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精神。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伟大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伟大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等伟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等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源自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模范党员代表和优秀先进事迹。这些伟大精神按照不同时代加以划分,展现了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精神面貌。可以说,每一个伟大精神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都是时代的精神成果。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伟大精神的形成都是其时代精神生产活动的展现。每一个伟大精神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观念,都是具有精神性要素的优秀精神产品。其精神性要素体现在,每个伟大精神都作为一个观念形成展现在语言中,并在人们的现实交往中不断传播;其优秀性体现在,伟大精神所包含的内容关涉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体现了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的优秀特征和其中涌现的历史人物的优秀品格。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历史性向度指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特征的精神产品成果,因而将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成果梳理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条特殊的历史脉络。它以各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为切入点,从中汲取出这一时代中的伟大精神,既将时代特征附着其上,又在历史的宏大论述中凸显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特质。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内容上来说就是伟大精神的总和。在马克思精神生产视阈下,它就是不同历史时期优秀精神产品的总和。但“总和”并不等同于简单相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具有“源”与“流”两个层次。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历史源头是伟大建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从时间上说,党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征程的起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开篇;从来源上说,各个时期的伟大精神都是由伟大建党精神这一历史源头生发出来的精神成果;从内容上说,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始终体现在各个时期的伟大精神中。历史川流不息,精神持久流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不断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它不仅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更是推动了历史前进的精神驱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与流共同谱写了伟大精神的历史华章。“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包含着牢固的革命信念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流”则是对“源”的延伸与展开,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印记和英雄群像。恰恰是在“源”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克服艰难险阻,一次又一次地取得历史奇迹;也正是在“流”的奔涌中,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优秀作风才得以传承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历经沧桑、饱经风雨,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斗和探索的智慧结晶,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蕴含的规律性原则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阈出发,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其蕴含着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相一致的规律性原则。
  其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蕴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物质生活中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构成社会存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各种思想、理念、知识构成社会意识。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具有精神性特征,隶属社会意识范畴,受到作为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制约。也即说,精神生产的产品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能离开社会存在而独立存在。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同社会存在的发展相适应,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精神生产产品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一点具体体现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时代特征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隶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同样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成果离不开其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正处于抵御外侮的关键时期,因而在这一时期党凝聚形成的伟大精神多以争取民族解放、取得革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为主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因而这一时期党凝聚形成的伟大精神多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为主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因而这一时期党凝聚形成的伟大精神多以振兴民族、保障民生作为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凝聚形成的伟大精神则以提升国际形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
  其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体现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展现的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社会生活的根本特性在于实践性。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构成了认识的基础,而认识则对实践产生指导影响。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体现了这一规律性原则。精神生产活动包含着人的认识活动。精神生产是作为生产主体的认识者制造思想、观念的过程。精神生产的产品就是认识过程的结果。但马克思精神生产是在历史中的现实活动,其主体是具体社会中的现实的人,因而精神生产的认识对象不是虚无的、抽象的,而是经验的、可感的。这就意味着,精神生产活动的对象和来源是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规律性论断。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精神生产理论的具体成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规律性论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凝练而成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的形成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所处时代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离不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的实践活动及其凸显出的优秀品质和历史担当成为精神谱系的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科学的认识结果,无论是对历史实践还是对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具有积极的、正向的引导作用。正是在伟大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时刻具有革命斗志和坚韧意志,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体现着马克思精神生产活动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缘起于马克思对人类发展历史的科学研究。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范畴,是人类发展史中的特殊现象。作为历史中的一种现实活动,精神生产活动理所当然具有历史向度。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够创造多种类型的智力产品。这些产品既囊括了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书籍、电影、画作等,也包括了法律、道德、哲学等满足人类精神文化需求的非物化的意识形态产物。但并非历史中所有的精神生产活动都具有历史意义。只有那些有着明确的意识、坚定的信念及远大的目标的精神生产活动才具有历史意义。毋宁说,只有那些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精神生产活动才具有历史意义,才能将精神生产的历史价值彻底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各个时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生产产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代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从而使其铸就的伟大精神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就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取得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巩固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雷锋精神就体现了一心一意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等精神追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建设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特区精神则展现了特区建设者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精神品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谱写新篇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期的载人航天精神就展现了中国航天人不断自立自强、创新超越的精神品质,提升了我国航天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使中华民族之光照耀宇宙。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谱系化的方式梳理了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阈下,这些伟大精神源自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生产活动。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这些优秀精神产品的总和,也展现了当代党的理论研究的精神生产活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准确、客观地总结了百年大党在艰苦奋斗中谱写的辉煌篇章,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构筑了坚实的精神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谱系化传承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党永葆生机、永续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仅展现了各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推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传承好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继续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时代魅力。
  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阈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传承,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各个时代形成的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谱系化传承。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铸就了时代性的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神作为精神生产成果梳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念范畴中。由此,伟大精神的历史意蕴得以在党史研究中凸显。而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现实意义也要在当下的传承中彰显。要在新时代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传承伟大精神生产成果,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引导力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共筑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指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向前,形成一批又一批的伟大精神,结出一批又一批的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不仅以理论形式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思想武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改造现实中国,也以信仰形式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精神食粮,引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更深刻地理解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推动革命取得胜利。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鼓舞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加社会建设,努力推动社会变革,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生产伟大精神成果的思想保障。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坚守人民立场的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和道德楷模。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使这些精神生产成果正向发展,从而引领时代风尚、推动历史潮流、完成历史使命。在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继承中,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面旗帜,牢固树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铸造的伟大建党精神才不会被歪曲和误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才会熠熠生辉。
  (二)在党的自我革命的推进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生命力
  党的自我革命既是永葆党的生命力的根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通过自我革命,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其发展历程并不一帆风顺。尤其是在党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遭遇了一系列艰难曲折。但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断取得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顽强拼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自我革命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实践中,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召开了多次党建工作会议,推动开展了多次整风整党运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党的自我革命也镌刻于伟大精神中,成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生命之源。遵义会议精神彰显了党的领导核心对党自我发展的重要作用,延安精神体现了思想路线对党自我完善的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潮和不正之风,才能真正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精髓,确保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生产成果永葆生机。在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继承中,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伟大精神当作照耀自己人生的镜子、衡量自身品质的标杆,在自我批评和反思中实现个人的升华。只有将伟大精神生产成果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伟大精神才能真正被继承、弘扬、发展,才能始终发挥其在历史长河中的深远影响。
  (三)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研究与学习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穿透力
  党史研究不仅是出于学术与教学的需要,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深入研究和挖掘党的历史,特别要从关键历史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中挖掘出具体展现伟大精神的典范案例。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对党史研究已有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和学术阐述,也要精准把握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内核。通过严谨、客观、准确的历史研究,伟大精神生产成果可以从“纸面”来到“现实”,为实践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为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学习榜样和精神动力。党史学习的过程也是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传播过程。要通过教育机构和传媒等多种渠道,普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一是要将党的精神财富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在从小学到高等教育的各级各类教育阶段进行系统的党史教育;二是要利用全媒体时代的传媒工具,创新宣传方式,扩大宣传受众,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力量;三是要注重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贯彻党史学习成果,党员干部特别要以身作则,展现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将党的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无论是在经济建设发展、促进文化繁荣方面,还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都应展现出党员干部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才能在新时代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充分体现和传承。通过上述措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伟大精神生产成果不仅能够在理论上得到创新性发展,更能够在实践中具有穿透力,切实改变着、影响着现实实践,从而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迈进。
  (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不断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凝聚力
  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离不开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精神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历史发展这一特殊过程中形成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着中国精神,进而呈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风细雨般形塑着中华儿女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华儿女的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已经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之中。例如,雷锋精神不仅体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也展现了助人为乐、勤俭节约、修己慎独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从马克思精神生产视阈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体现出马克思精神生产活动的一般性特征。精神生产并非无限的、抽象的生产,而是在既有的文化积淀和精神产品的积累中的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植于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因而,在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肩负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重任,增强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精神生产成果的传承和发展将面对多方面的挑战。适应新时代的不同需求,确保精神生产成果与时俱进,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持续推动理论创新。精神生产活动能够推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面对国内外新形势,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增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现代解释,使之更好地回应时代问题,指导实践,激励人心。其次,要不断增强历史传承与现代转化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通过教育、传媒等多种形式,把这些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转化为具有现代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精神资源,以此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再次,要坚持促进伟大精神成果的国际化传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也应走向世界,通过对外交流和文化输出,以伟大精神成果为名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最后,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应用。在数字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应利用现代科技,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创新伟大精神生产产品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党的精神谱系的学习和传播更加生动、直观和有效,深入传播到青年党员中去。
五、结语
  时代塑造精神,精神成就伟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涌现出的伟大精神的总和。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阈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凝聚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这一精神谱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保持坚定信念和高尚品格的精神面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将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发展新境界,丰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成果。这些伟大精神成果将不断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作者简介:梅岚,yl23455永利助理研究员)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KS003)——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与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研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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