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明确提出“党必须领导一切”“党是领导一切的”。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提及“党领导一切”，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摆在“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之首，强调这是党领导人民“最可宝贵的经验”，在实践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扭转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状况，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习近平围绕党的领导地位、原则、方式和保障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进一步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一切、党如何领导一切”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学界分别围绕毛泽东、习近平关于“党领导一切”的思想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而鲜有专门研究习近平具体在哪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思想。鉴于此，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研究习近平对毛泽东“党领导一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有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进路，推进党的领导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助力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亦可为新征程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提供学理支撑。

　　党的领导地位作用，是从本体论的角度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功能，也就是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前提。习近平坚持毛泽东关于党是“领导核心”等观点，针对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基于党的领导这一“中国最大的国情”，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和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以下分别简称“最本质特征论”“最大制度优势论”“最高领导力量论”）。这“三个最”的突破性论断，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在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力量中最关键的地位作用，彻底阐明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回答了“党为什么要领导一切”，为新时代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1. “最本质特征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所谓本质，就是对事物性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内在根本规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决定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规定，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中最突出、最重要并对其性质和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特征。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但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主要是从经济基础的层面阐述，但社会主义本质不局限于此，还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此后，党还提出社会和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等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

　　习近平坚持和继承毛泽东等提出的上述观点，进一步追根溯源，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中最能决定其性质、方向和前途命运的内在要素，也是决定其他特征的根本前提，这是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决定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验表明，共产党与科学社会主义同生共进、内在统一，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建构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没有新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一切，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推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特征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具体成果，根本上是由党的领导这个最本质特征决定的。而要保持和发展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其中的最本质特征即党的领导，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切工作的领导，加强对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把党的“主义”和政策主张嵌入各项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制度保证和精神力量，使其不偏离正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

　　2．“最大制度优势论”：党的领导是发挥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保证

　　“最大优势”，既表现为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又表现为党的领导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的成效，其他制度优势是党领导各项事业的成果，党和国家全部事业都根植于这个“最大优势”上，蕴含着党的领导优势。

　　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曾作出许多论述，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能够团结各界人士，使国家独立。改革开放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党和国家全部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党，没有党的领导，中国只会四分五裂、混乱动荡而一事无成，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颠覆。

　　习近平基于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总的骨架”的实际，强调党的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居于统领地位，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进而提出了“最大制度优势论”。“最大制度优势论”，根本上是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决定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者、制定者、建设者和执行者，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要素和外部保障，党的领导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互贯通。党的领导能防止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党争纷沓、内耗严重等弊端，是治国理政的本根和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根本点，是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和风雨来袭时最坚实的靠山，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长期保持和持续增强中国制度优势，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党的领导制度统领国家制度的坚持、完善和执行，既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又将党的领导优势传导至党领导建立的各项制度，最大限度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并将其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制度威力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这具体表现在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如在金融工作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金融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取得重大成就，而党的领导弱化虚化必然导致金融系统出现问题。

　　3．“最高领导力量论”：党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力量中的至高地位

　　“最高领导力量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及毛泽东关于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在当代中国政治运行的必然结果。

　　早在1920年，青年毛泽东就接受了蔡和森在来信中提到的党是“先锋队”和“神经中枢”等观点。1942年11月，针对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逐条讲解《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首先强调要执行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第一条，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强调的这些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共识，并在各级各类组织中建立党的领导核心。“最高”不仅体现在党的领导力量、领导权威的大小上，还体现在共产党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最有觉悟、最有预见和伟大、光荣、正确上。此后，毛泽东提出党是“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等。

　　习近平重申和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党是“核心力量”“领导力量”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党是带领人民攻坚克难“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创造性提出“最高领导力量论”。这一新的重大论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也是基于当今中国没有大于党的政治力量和党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实际提出来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处的至高地位，为党领导其他组织和力量提供了重要依据。无论是“核心力量”，还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共同的要求是其他组织和各界人士都要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之下，自觉接受、服从、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从语义上看，“核心”本身就有最大、最重要、中心的意蕴。作为核心力量的党既是团结的中心，是人民群众的引路人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是民心这个最大政治的凝聚者，也是权力的中枢、领导的中心，是政治方向的引领者、政治体系的统领者、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的制定者。作为政治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主要内容之一，这就决定了“核心力量”的实质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最高领导力量论”更加鲜明地揭示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本质要义，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党理所当然地应该而且可以“领导一切”，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组织、地区和群众中。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相应地，“党领导一切”的主体，首先就是由处于党的组织体系中最高层级的党中央来领导一切。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重大建党原则，继承毛泽东关于一切权力“统一于中央”“中央统一领导”等观点，创造性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和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深刻回答了“党领导一切”的首要任务和根本原则。

　　1．坚持“全党服从中央”，提出“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权威，是指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党中央所应具有的权力和威望，表现为党的各级组织、党员、干部自觉服从、接受、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党中央权威”的概念，但深知权威的重要性。1926年3月，他在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会上强调要吸取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其失败的第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缺乏集中和权威”。权威必须“以服从为前提”。为此，针对党内存在的军阀主义、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等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党服从中央”、“向中央基准看齐”、中央的一切决议指示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等等。改革开放后，党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重申“全党服从中央”，反复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明确要向党中央看齐，提出“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地方和部门职权内的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这深刻阐述了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和实践要求，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基本遵循。他指出，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任何组织和成员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磅礴力量和强大合力。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的根本依靠，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维护党中央权威，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不能搞成“低级红”“高级黑”，必须知行合一，体现在具体行动、履职尽责和实际效果上；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既不能作选择、搞变通、打折扣，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能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和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同时，维护党中央权威被写入党章，作为《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第三条正式确立下来。

　　2．坚持“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一是正式明确党中央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早在1938年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就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194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明确两次中央全会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改革开放后，这一规定得到延续。202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明确党中央统揽各项工作、各方力量和国家治理，全面领导各方面工作。

　　二是明确重大方针政策的决定权在党中央。1943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两次中央全会间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1952年12月，毛泽东指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这一要求在改革开放后得到坚持，具体表述从党的十二大起改为“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1957年至1958年间，毛泽东还提出“决定权在党中央”等。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为党的领导决策核心的地位，强调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部署的决定权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党中央领导权的主要表现及其唯一性的鲜明特征。

　　三是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为加强党中央对军事、财经等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成立过军事委员会、“三人团”和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等。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对于一些临时的重要工作，党中央也成立过领导小组，如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中央专门委员会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推进机构改革，进一步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加强党中央对改革、法治、国家安全、网络信息、军民融合、审计、金融、教育、科技等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设立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如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等；组建新的党中央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如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等；组建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作为党中央派出机关；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作为党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党中央职能部门的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强化决策、统筹和协调职责。

　　3．坚持“只有一个核心”，确立和维护党的核心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形象地指出一个桃子剖开来“只有一个核心”。正是由于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才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党一定要有领袖，有领导核心”。改革开放后，党虽然强调集体领导，但同时指出，集体领导并不降低和否定个人的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没有胜利”。如果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邓小平提出“关键在领导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注意树立和维护“集体中的核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和继承毛泽东等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基本观点，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并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强调这是关系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必须“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上，健全军委主席负责制，明确中央政治局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由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等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把“两个维护”作为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各级党组织的“第一议题”。正因如此，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彰显了党的核心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表明“两个确立”对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党领导一切”的实践中，时常出现脱离党的领导和党包办一切这两种偏向，这要求解决好“党以何种方式领导一切”的问题。习近平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关于党“统一领导”“集中领导”等观点，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既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又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使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中领导一切。

　　1．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为克服脱离党的领导的偏向，毛泽东在坚持“党领导一切”上是一贯的、坚定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去执行，一切重要问题均须提交党委会讨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党必须领导各种工作，“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等。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党的领导体系是全覆盖、全贯穿的，各方面组织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既加强党对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又强化对决策执行监督、立法执法司法和国家治理各环节的领导，正式明确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特别是加强了党对经济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和全过程。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上，毛泽东曾提出要“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要在经济建设这个党的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上，毛泽东曾提出把思想领导摆在“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全党都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多次强调“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但思想战线上领导软弱涣散的问题一直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还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针对这一问题，习近平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进而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2．在协调处理各方面关系中完善党的领导

　　习近平坚持毛泽东关于党“依靠政治来领导”等观点，提出“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把“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作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任务，协调处理好党政、党法、集中和民主等各种政治关系，在实践中发挥党总揽而不是包揽、协调而不是代替各方面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关系。毛泽东曾指出，“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由政府执行”。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不可分割，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处理好党政关系首先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前提下“各有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瑏瑠。这种“分工”是“分工不分家”瑏瑡，由党委作为大政方针政策和重要问题的决策者，政府作为党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瑏瑢，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党政分工”的提出，是对共产党处理党政关系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政关系的理论。

　　正确处理党法关系，把党的领导作为法治建设之魂。1942年，党中央曾提出，党的机关、党员应成为执行“法令的模范”瑏瑣。毛泽东重视把党的主张转化为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政权机关的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制定刑法、民法，“没有法律不行”瑏瑤。改革开放后，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从法律上保证和实现党的领导。习近平针对把党和法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瑏瑥，不能用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宪法确定的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这些论述阐明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内在统一性，为在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处理好党法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坚持“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把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有机统一起来。毛泽东曾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针对所谓集中压制民主等误解，习近平强调民主和集中互为条件、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致的，集中是“为了更好引导民主、促进民主的集中”。他指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说不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畅所欲言，及时客观全面反映真实情况，集中全党智慧，提炼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发挥群团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和各方面工作上。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发挥好协商民主这个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在领导的过程中，重大决策部署出台前要反复征求意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充分听取意见建议后，就要作出决定，一旦决定就要坚决贯彻执行，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些重要论述有力回应了各方关切，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特别阐明了如何以发扬民主推动实现正确的集中，运用民主的办法科学决策。

　　3．在解决制度问题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毛泽东曾提出要“从制度上”纠正红四军偏离党的领导的盲动行为，制定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领导机关的行动，建立制度以保证集体领导，强调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并建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基础，但“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中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的重大概念，强调领导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瑏瑠，最重要的是使党的领导这个最根本的制度更加完善，并在实践中加强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建设。习近平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党领导一切”的制度规范和体制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的系统集成，创造性地提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大概念，坚持在制度轨道上全面实施党的领导活动。

　　一是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领导制度，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虽然毛泽东曾对民主集中制作出过很多论述，但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一段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改革开放后，党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以完善的制度体系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习近平提出，要着力解决好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的问题，不断完善党内民主、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的相关制度，通过制度的完善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地位。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等制度，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健全群团工作体系，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

　　二是打破党政界限，围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系，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归口协调作用，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从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体制机制和运行管理上完善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

　　三是完善党的领导法规制度。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出台中央委员会、各级党部工作规则等法规，毛泽东还起草建立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等制度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出台政府系统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等。改革开放后，党提出要以一整套制度保证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推动建章立制，把“最本质特征论”写入新修改过的党章、宪法，把“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全面领导”等写入党章，把坚持党的领导的新要求写入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组织章程，出台请示报告和宣传、组织、政法、农村工作条例等，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制度和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领导各项事业等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等制度，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

　　中国革命任务之艰巨，要求必须进行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方能担负起领导的任务。在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长期存在的条件下，习近平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建设伟大工程具有决定性作用，“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坚持“党要管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在建设伟大工程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对“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保障作用。

　　1．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党领导一切”的正确方向

　　坚持毛泽东关于政治是最主要的、是统帅和从政治上建设党的观点，习近平指出政治问题是“根本性的大问题”，要从政治上解决政治问题，从政治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正式把党的政治建设独立出来放在首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政治生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党的政治建设还被作为统领，贯彻到党的各项建设中。在思想建设上，加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政治信仰；在组织建设上，加强党员、干部政治教育、政治训练、政治体检，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政治优势；在纪律建设上，把政治纪律作为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以“两个维护”为首要的、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反腐败斗争中，强调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坚决查处政商勾连、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还把党的政治建设融入国家治理，与业务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明确治国理政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等。

　　2．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夯实“党领导一切”的基本保证

　　坚持毛泽东强调的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一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提高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毛泽东指出，要“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党员、干部思想的政治化、科学化，使其赞成党的主张。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思想统一是党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集中性与经常性学习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教育，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二是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构建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加快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构建党统一领导的监督体系。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强化制度执行，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用好问责利器，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三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习近平深刻总结毛泽东推进思想建党和改革开放后党的制度建设的经验，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结合，同时解决好思想问题和制度问题。加强思想建党，要求领导干部学习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开展制度宣传教育、党纪学习教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民主集中制教育培训，增强制度意识、规矩意识和纪律意识，推动自觉遵守并执行各方面制度和纪律规矩。推进制度治党，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开展党性教育、集中学习等要求写入党章党规，健全理论学习制度，建立领导班子读书班制度，以制度的硬约束保证思想建党。

　　3．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党领导一切”提供组织保证

　　从党的领导的主体和执行者来看，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需要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来贯彻，这需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一是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党是组织的总和，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是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毛泽东曾指出，要改造党的组织，使其“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不断提升和发挥党组织的组织功能，统筹抓好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建设，扩大党的组织覆盖，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保证“党领导一切”。二是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坚持“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全方位从严管理和监督干部。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把好政治关、廉洁关，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本领，使领导干部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行家里手。完成试验“干部能上能下”的设想，出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三是坚持党管人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以正风肃纪反腐聚民心，厚植“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根基

　　作风和腐败问题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的领导形象和成效。毛泽东曾提出“两个务必”，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监督，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赢得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党中央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一是从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问题抓起。党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上率下，深入调查研究，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二是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毛泽东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改革开放后，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维护党的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和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多次修订纪律处分条例，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查处违反党纪问题，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三是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推进反腐败斗争。毛泽东曾指出，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贪污。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习近平关于“党领导一切”的重要论述，与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又总结了百余年来“党领导一切”的经验教训，还进一步回答了党的领导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党的领导有关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思想，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的领导规律的认识，呈现出完整的理论形态，可以概括为“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继承性，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的根本观点，这具体表现在习近平反复重申和强调毛泽东曾提出过的重要论断，如党是“领导核心”“核心力量”，党的“统一领导”“集中领导”，“全党服从中央”“决定权在党中央”等。二是创新性，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和新举措，如“三个最”“党政分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等，进一步阐明了“党领导一切”有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三是针对性，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党的领导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党的领导弱化及加强党的领导中如何处理党政、党法、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等，进一步提出更好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其中，不少问题是当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并提出来，但是在理论上没有彻底阐明，实践上发生失误，制度上没有解决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立足党的领导的历史和现实，站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不仅从理论上深化规律性认识，还在实践上大力推进，在制度上健全“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解决了当年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四是系统性，坚持系统观念，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审视党的领导，从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等把握党的领导，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提供科学思想方法。五是实践性，不仅基于党的领导实践基础在理论上阐明重大问题，而且提出具体的实践要求和有关举措，为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可见，习近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党的领导理论创新的新飞跃，也凸显了以党的领导为首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表明，在当代中国，不仅党的领导体系处于统领地位，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首要内容的党的领导理论也处于统领地位，并以其原创性理论的彻底性，为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推动党的领导从弱化到全面加强，并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作者简介：方涛，yl23455永利副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