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迫切需要深刻分析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科学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发展规律，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针对改革开放出现的严峻问题来“调整、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以便在党的十八大以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和道路。其中，在经济领域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最为紧迫和重要。

　　一、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

　　回顾和对照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们可以看到，南方谈话所提出的某些重大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趋势仍然存在，继续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就是通过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避免两极分化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关于解决两极分化的时机，他认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太早了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还会鼓励吃“大锅饭”。他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他坚信，中国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邓小平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他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是否实现这一目标当成判断改革开放成败的标准。他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１］（P110-111）邓小平鼓励一部分人、一些地区先富起来，是为了让他们帮忙、带动、激励其他人、其他地区也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但提高经济效率，做大“蛋糕”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把做大后的“蛋糕”分配好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分配“蛋糕”与做大“蛋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分配的方式、分配的根据和分配的结果都会影响“蛋糕”的进一步做大。过去，我们主要强调按照生产要素在生产中贡献的大小来分配“蛋糕”，认为这样有利于做大“蛋糕”，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当“蛋糕”不足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时，这确实激励了人们做“蛋糕”的热情，提高了做大“蛋糕”的效率。但当“蛋糕”做得已比较大的时候，分配“蛋糕”的结果对做大“蛋糕”的影响就会大大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此时分配的方式和结果不当，就会造成贫富分化类型的分配不公，影响做下一个“蛋糕”的绩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到了要强调分配方式和结果对做大“蛋糕”影响的阶段了，应当强调在分好“蛋糕”的同时继续做大“蛋糕”。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甚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导致我国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下滑。在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对于一个经济大国来讲，消费是最主要、最稳定的动力。如果直接关系到民生的消费性内需难以启动，中国经济要想实现长期、快速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目前我国已经到了邓小平所说的要“突出和提出”解决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这个中心问题的时候了。

　　二、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因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大增强了。2010年国民经济规模达到近40万亿元，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列世界第95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现象严重，有的指标甚至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过去有很大提高，部分人群、一些地区已经很富。反映贫富差距之一的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前为0.25，1992年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世界银行估计，2010年已达0.48，如果加上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漏计的高收入，估计现在已大大超过0.5，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２］。基尼系数为0.5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最穷的 50%的人只占有总收入的 12.5%，最穷的57.7%的人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最富的10%的人占有总收入的27.1%。收入分配的不公，必然导致财富占有上的更大不公。收入上的累积效应加上财富的累积效应，使得中国当前的财富占有上出现极大不公平，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３］倘若这些统计资料是准确的话，那么，表明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

　　造成财富和收入分配中贫富分化趋势也越来越严重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包括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不力、腐败泛滥、地下经济涌现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分化，我们必采取措施综合应对。但这些原因并不是最主要的。造成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讲得对：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影响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了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上和财产关系中的“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财富积累日益集中于少数私人，才是最根本的。［４］

　　三十多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1年）：由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比重逐渐下降，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上升，迅速发展。1978年，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单一公有制，几乎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一阶段，公有制经济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合计占工业总产值的89.16%。第二阶段（1992—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主要集中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后，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私有制经济已掀起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丧失了绝对主导地位。2000年85 673.66亿元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只占23.53%、13.90%，二者加起来占比为37.43%。而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占比达到了62.57%。第三阶段（2001—2010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滑，这一比重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国有经济的比重相近。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 5.52 万亿元，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10.07%。城镇就业人员中，公有制企业就业人员为7038万人（国有企业中6420万人、集体企业中618万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2.62%。①

　　以上这样一种所有制结构和就业结构必然决定财富和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份额越来越少，而资本所得份额越来越多。工资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最主要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对于他们来说微乎其微（在股市、楼市不景气的情况下，甚至是负的）。2009年底共有3197.4万个体户和 740.2 万户私营企业，也就是说，有大约3937.6万户家庭除了劳动所得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非劳动所得，这样的家庭只占到全国约3.88亿家庭中的10.1%。个体户主要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使用自有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他们的所得中劳动所得实际所占比重较大，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差距不是太大。而私营企业主的总收入中，资本所得所占比重较大，这样的家庭只占到全国总家庭数中的1.9%，这些家庭的总收入水平是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非公企业的大股东以及高管人员的总收入，也大大高出社会平均水平很多。我国90%以上的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这样一种格局今后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劳动所得不断下降，资本所得不断上升是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由于劳动人民的不断斗争，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５］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是我国内需难以启动的最主要的原因，继续发展下去会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三、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促进共同富裕

　　既然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形成，主因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要改变当前的现状，必须重视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壮大国有经济，振兴集体经济，实行公私经济共进，改变“劳穷资富”，才能从根本上加以遏制。同时，必须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富和收入分配政策等手段，以及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制度安排，对财富和收入分配进行国家综合调节，才能逐步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国有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承担重要职能早在1993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就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呢？小平同志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１］（P149）公有制经济在防止两极分化中承担重要职能，只要我们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太严重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能够防止两极分化呢？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由于公有制企业中，生产资料不是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手段。劳动者主要根据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贡献的大小来参与分配，他们所得到的报酬的差距就比较小。同时和非公有制企业相比，没有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经济剥削，他们可以得到比私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更高的收入。从统计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中员工的工资普遍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第二，公有制企业中的利润不是被个人所占有，而是为集体或国家所公有，这样有利于集体或全体社会成员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外，上交的利润使得国家有更大的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能力进行转移支付来帮助低收入群体，有更大的能力调控经济。对集体企业来说，它们的利润为集体所共有，除了用于扩大再生产之外，可以直接改善本集体成员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物质和文化生活，提高集体中全体成员的生活质量。第三，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按劳分配的性质和方式比按资分配的性质和方式，更有利于维护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正义。这是由于，虽然劳动的能力、质量和绩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的，劳动者所得差距一般在几倍范围之内，而对资本的占有所造成的差距却可能成百十倍，从非公企业的内部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便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第四，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对私有经济起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制约作用，防止了财富和收入的过度集中。在国家调节有序的条件下，公有制企业使得市场竞争比较理性，市场价格比较平稳，避免暴利行业的长期存在。公有制企业的高工资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进而增加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能力。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军工等关系经济命脉和高盈利的重要关键行业领域中，国有经济应该有“绝对的控制力”、“较强的控制力”，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

　　2. 集体经济在农村促进共同富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集体经济能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就一些实际事例，来谈一下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在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的作用。在今天的中国，有几个村庄很引人注目，它们是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北京的韩河村等，这些村都很富，但令人深思的是，这里富裕的不是少数人，不是几个能人和村干部，而是全体村民，所有家庭。这些村庄何以能快速发展起来？何以能实现家家富裕、人人幸福的现代新型和谐农村社会呢？答案就是，这些村庄所具有的共性——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坚强的基层党政班子，一个不断壮大的集体合作经济。

　　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与村里的集体经济的壮大息息相关。笔者在山西等地的调研发现，凡是村里有集体企业的，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比较好，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村里的健身、医疗、学校、文化等设施比较健全，人们的精神状态也非常饱满；凡是没有集体企业的，村里的生活差距比较大，少数人生活得很富裕，而大多数家庭生活却提高很慢，还有少数家庭生活极度困难。有个例子对比鲜明，在山西长治县有两个相邻的村庄，两个村都有小煤矿，一个村在20年前就把煤矿承包给了一个江苏的老板，另一个村并没有把煤矿承包给个人，而一直由村里集体来经营。20年后，把煤矿承包给江苏老板的村庄变化不大。而那个由集体经营煤矿的村庄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里硬件设施全部更新，道路硬了，路灯安了，建了新的学校、新的公园、新的文化健身设施，还为每个家庭盖了两层小楼。该村还建立了各项福利制度，孩子上中小学的钱全免、上大学的学费村里负责出，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100元的养老金，每年定期给全体村民进行体检，每年的五一节、中秋节、元旦、春节都要按人头发放米、面、油、肉等食品。这个村的居民幸福感很高，对村干部很满意，对党的政策很拥护，真正过上了全面小康的生活。因此，要落实邓小平关于农村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两次飞跃论”的方针，积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集约经济，加强农村集体层的经营和管理，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新路子。［６］

　　3. 注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劳动收入是90%以上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也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更是如此。因此，要提高居民的收入，特别是中下层收入居民的收入，就必须从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入手。目前，我国的劳动收入只占到GDP的40%左右，大大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过低的劳动收入份额也意味着需求不足、生产过剩，所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具有非常大的迫切性。那种认为提高工资会降低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因而反对提高工资的观点是错误的。只要我国的工资增长率不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便不会对成本产生大的影响，不会影响我国的产品出口竞争力。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普通职工尤其是私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率是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竞争力主要应依赖自主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而不应主要依赖劳动者收入长期不正常提高来实现低工资类型的低成本竞争。

　　要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必须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政府要积极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通过立法、建立维权机构，直至对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起诉等手段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要加强工会在劳资谈判中的作用，建立工资形成的劳资共决机制。要立法让职工工资增长实现指数化，实行“四挂钩”机制，即职工收入增长同当地物价、企业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和高层管理人员收入增长同步挂钩。

　　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长期来看，必须提高经济效率。要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高积累、高投资，这必然导致新增价值分配中资本收入份额较高，而劳动收入份额较低。因此，我国应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今后，我国要把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到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以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

　　4. 发挥好国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包括分配在内的调节体系要比西方国家重要。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采取多种手段，运用多种政策，建立多种制度，持续进行有利于劳动者收入提升的调整和改革。

　　近几年来，我国开始强调民生，强调发展成果要与人民共享，这就是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的一个好开端。国家发挥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二是减少劳动者的支出。要增加劳动者收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劳动所得，控制资本所得，不但强调二次分配的公平，更要强调一次分配的公平。其次，加大转移支出的力度，特别是对低收入者、困难群体要给予更多支持；同时也要加大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要加强对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转移支付；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第三，加强立法和执法，保护农民工等体力劳动者的利益，确保最低工资法和加班加薪等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得到落实。第四，制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积极发展微小企业，鼓励企业多雇用员工。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增加就业就是增加收入，就是为社会做贡献。减少劳动者的支出，主要就是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大社会保障范围和力度，增加对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方面的补助。简言之，国家要运用财政政策、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等手段，对财富和收入分配进行综合调节。

　　参 考 文 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刘国光. 是“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J］. 探索，2011，（4）.

　　［3］ 夏业良. 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J］. 商周刊，2010，（13）.

　　［4］ 刘国光. 谈谈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富的一些问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25.

　　［5］ 程恩富. 面对各种挑战，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机制［J］. 国外理论动态，2011，（12）.

　　［6］ 徐惠平. 社会主义新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模式［J］. 海派经济学（季刊），2006，（2）.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