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逐渐形成较有影响的三大学派。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派(其理论倾向属于各种凯恩斯主义加发展经济学的耦合)不同,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和政策思路三个层面均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科学扬弃古今中外的经济思想,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已日趋体系化、学术化和实用化。笔者仅就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关于中外经济关系的理论与政策作一扼要归纳和阐述。

一、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及其治理类型的研判

(一)经济全球化的描述和界定

经济全球化可从两个方面来描述和界定,一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一般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加快的趋势、经济活动在各国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二是从现阶段经济关系一个重要特征的意义上说,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和扩张的趋势。轻易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经济全球化并由此来制定社会经济战略和策略,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违反国际规则而故意遏制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逆全球化和经济霸凌主义政策,各国均须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加以坚决反制。

(二)反全球化运动的实质是“正全球化”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以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首先是自己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由于它们在国际政治方面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在经济与技术方面所处的垄断地位,因而全球化往往成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富国和穷国、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与收入悬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同时,某些不合理的全球化措施也会加剧一国内部的某些社会矛盾,甚至引起各国劳动阶级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反全球化运动就其主流来说,是主张建立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即“正全球化”,仍不失为是一种具有广泛国际性和某种进步性的国际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存在某种联盟联系。

(三)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向全球社会主义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凸现出这样的根本矛盾,即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些根本矛盾以及一国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或低秩序或弱调控状态必然导致一国或全球经济的紊乱和衰退。这些主要矛盾的彻底解决,必然导致全球社会主义,尽管其路途艰难、波折颇多并且时间漫长。这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政治和文化制度密切相关。换句话说,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否则,各种危机、混乱、暴力、犯罪与贫穷等各种全球性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治理。

综观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美欧、日本,还是剧变后的原苏东国家,经济总体增长速度均低于二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时期。被联合国认定的40多个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唯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健康发展,并曲折地最终走向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主导阶段。从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不仅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和白俄罗斯的多模式社会主义发展,而且超国家的欧盟和欧元及世界货币的构想,甚至统一度不断上升的东盟和非盟等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积极作用日趋扩大等,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克服或缓和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根本矛盾,朝着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蠕动。

(四)全球经济政治的四种治理类型

20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治理大致经历了四种类型。

第一,列强争夺型治理。

1900～1945年,伴随着英国霸权地位的日渐衰落和美国等国势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强国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加剧,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缺失,各国之间弱肉强食,单边主义政策盛行,“以邻为壑”式的贸易战与货币战频发,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剧烈动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殖民主义战争和一次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全球政治经济的民主治理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第二,“两超”阵营型治理。

1946～1989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支配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各方都尽力维持着自己的势力范围,维持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种相对的平衡和稳定。美国以西方世界霸主自居,出于遏制“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需要,容忍了西欧和日本等国长期的“搭便车”行为,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诸如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安全和对外援助等国际公共物品。在军事政治领域,美国组建了北约组织,向其盟国提供安全和核保护伞;在经济贸易领域,美国主导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为核心的自由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规则,从而维系了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某种长期稳定。在此期间,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政治民主治理的积极因素持续提升,但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动的“冷战”严重妨碍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并使军备竞赛加剧。

第三,“一霸数强”型治理。

1990年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为了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美国不断交替使用“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从立足于联合国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和北约组织等,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甚至推行“美国第一”的新霸凌主义、新帝国主义政策,越来越露骨地把接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它提供对外援助和贷款的先决条件,越来越露骨地把国际政策变成促进或维护其本国实力、遏制或削弱他国实力以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破坏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主治理,这导致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行动能力明显降低以及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各种全球性问题不断凸现。仅在经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金融战、资源战、科技战和粮食战等就层出不穷。

第四,未来全球民主型治理。

展望未来,超越霸权治理、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任重而道远。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应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激励世界各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全球事务决策,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应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制定更有效的金融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应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确保贸易活动不损害民族利益和劳工权益;应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即“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即“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组织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完善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塑造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中国已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准中心”地位

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在《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1970年)的力著中,提出和论证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也出版《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问题在于:当代中国还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外围国家吗?美国等七国集团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中心,但我国既不依附它们,又不是外围国家。据此,尽管国外左翼学者关于“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这两种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以来世界体系的发展特征,也有利于警示不发达国家摆脱外围或依附或边缘的地位,不过,固化的二层或三层等级描述难以全面动态地定义和解读中国等正在崛起的国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没有终结,但中心国家的全面优势不断相对缩小,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崛起,这使以往“中心-外围”“中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层次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变化。既然已有的中外理论研究还不足以准确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就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新概念来加以精准定位,而“准中心”概念也许可以达到这一研究目的。

新中国70多年历史可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党的十八大后三个大的历史阶段。把迄今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新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和国际地位三个方面考量,可分为明显的三个阶段和跃迁。主要从经济建设方面来看,这三个阶段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奇迹”,先后形成初等富强、次中等富强和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的三个阶段。

第一,改革开放前创造“第一个经济奇迹”,形成初等富强的阶段。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和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战乱频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了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探索。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变到“抓革命、促生产”2上来。后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正确的。在国际地位上,抗美援朝战争和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的研制成功、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教科文卫体的全面发展、人口激增和民生的较大改善、中国成功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号召力等,表明新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依附型“贫弱国家”状况,真正站起来和初步富强起来了,标志着我国处于“初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奇迹”。

第二,改革开放后创造“第二个奇迹”,形成次中等富强的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所共认,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人口快速增长基础上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亟待快速提高,这才是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表述,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适时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针下,到2012年,我国工业产值和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教科文卫体发展显著、民生从温饱提升为小康、政治和军事的国际地位也日益上升,标志着我国处于“次中等富强”的地位,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奇迹”。

第三,新时代创造“第三个奇迹”,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的中等富强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在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我国通过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贯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方针,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富共享,并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投行”“20国集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合作,为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准中心”5国家,标志着中国已处于“中等富强”的地位,正在造就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奇迹”。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4。

由上可以预言,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次高等富强”;2050年中国实现充分现代化,名列世界经济体系中数一数二“顶级中心”的“富强”国家。但当下我们也面对来自西方,甚至包括拉美国家的一些不利舆论,质疑中国在拉丁美洲、非洲的投资和能源等合作,怀疑中国也是在发展一种新的“中心-外围”之间依附关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声明,中国迈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不是重蹈西方中心国家的覆辙,不走它们利用领先的经济技术优势来剥削其他国家劳动力的老路。中国所追求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是在谋求自身发展基础上促进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的完善。我国既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追赶上传统的“中心”国家,以获得与发达国家平等合作的机会,又要和传统的“外围”“半外围”国家进行平等和帮助性的合作,并为“外围”“半外围”国家发展进步提供示范,同时还要更好地引领全球共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引领共同塑造国际共同经济安全以及引领共同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

三、积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行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是,较为粗放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妨碍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国民福利的增加。这说明,以单向引进和数量扩张为特征、以资源高消耗为手段、以环境遭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对外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和自主创新的“精益型”高质量对外开放模式,通过对外资、外源、外贸、外技、外汇和外产的适当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具体应做到以下六个适当控制与积极提升。

(一)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积极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须对利用外资做出重大调整。一方面,要看到经过多年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在我国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提升都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也不能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①1必须引导和实现外资投向和要素流入结构的改善,必须从注重“引资”转为谨慎“选资”,应引进弥补我国产业和产品空缺的、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②2不宜把具有稳定盈利和预防外资支配而有损于民生的公益事业轻易让位于外资,以为引进外资越多越好,实际上这并不利于发挥内外资的综合效益。③3需要确立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在同一起跑平台上参与竞争。④4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清洁投资者”,使引资工作适应我国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大方略,服务于我们转变生产方式的大目标。⑤5充分利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防止外资大规模利用和控股中资。⑥6加强对中国境外的投资,发挥中国过剩资本的有效作用。

(二)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事实证明,在缺乏核心技术而形成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只能属于初级开放阶段的状态,倘若长期照此模式继续下去,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会在外贸结构、贸易条件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等方面改善缓慢,并逐渐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新时代新阶段亟需改进。①1确立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突破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旧式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为“知识产权优势”,重点要积极发展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股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②2强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完善国内创新环境。降低外技依存度,需要推动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使科技合作与经济合作相融合。③3要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完善创新载体和创新平台,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④4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塑造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机制,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尽快完成从技术大国向技术强国、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品牌大国向品牌强国的转型。

(三)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积极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

能源等一些资源过度依赖进口,既使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也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并且容易引发更多的国际争端。适当降低对国际市场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是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目前的能源对外依赖程度并不足以引起高度警戒,也没有必要加以防范。这种中国某些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需要及时建立风险防范措施。一是要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重要能源(特别是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可以平抑国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引导和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的合理化。二是要重视国内资源能源的科学开发和高效利用,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的合理消费行为。三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四是要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和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尤其要注重提高黑色金属(如铁矿石)、有色金属(如铜、铝、铅、锌、锡、镍)及稀土资源的国际定价权。

(四)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并且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而且要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消费,更多地进口以平衡对外贸易。

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及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以外,也要及时地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国内来说,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的国计民生领域和项目,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扶贫、住房、环境保护、基础设施以及西部开发等。

从国际来说,针对不断贬值的美元给我国外汇储备带来的影响,必须及时提高外汇使用的效率,改善现有外汇的配置。一是可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二是可用来支持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实体企业,或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三是可用来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四是积极建立“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和设备或相关物资;五是参股或并购海外各种媒体,客观介绍中国,反击妖魔化中国的浪潮,增强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

(五)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

增强经济自主性,需要发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适当降低外贸规模。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需要加快提升贸易层次和调整贸易结构。重点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①1要优化我国的贸易方式,在积极提升加工贸易的同时,大力发展易货贸易、转口贸易和租赁贸易等其他贸易方式,尤其是要大力促进服务贸易的进出口增长,提高服务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②2要加快改善外贸结构,改变贸易主体长期由外资主导的局面,促进本土企业参与高端国际贸易和竞争。③3要加快改善文化贸易的结构,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消除“文化赤字”。④4积极扩大内需,消化国内相对过剩的产能,引导和支持外贸出口企业的转型,从而适当降低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⑤5大幅提高中低阶层收入水平,改变长期依靠低工资成本来扩大出口的局面,改变国际农产品的冲击而导致我国农民就业困难和收入难以增长的困境。

(六)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分工水平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只有提升产业分工层次,消除“微笑曲线”不良分工现象,才能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阴谋”。当前,一是要扭转以“引进战略投资者”为理由,主动或被动地逐步让西方跨国公司支配或控制中国产业和重要产品的现象。二是要利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及今后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期,适当淘汰高污染、高能耗的外向型加工业,积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为导向,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使产业在调整中优化和提高。四是要贯彻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设计、咨询、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产业,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文化教育竞争的制高点。五是要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要加强对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企业的监管,加大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战略性产业的保护。要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制止西方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确保国内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六是应主动和积极地介入国际高端产业分工,广泛开展国际市场竞争,通过“走出去”来提升我国的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在自主、自立和自强的基础上,真正使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金融实化论”及其基本原则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深化论”推广几十年来,进行金融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金融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甚至反而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金融危机。据世界银行统计,105个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以后,从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0.8%,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在具体分析金融领域运行规律的前提下,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金融实化论”及其三条基本原则,作为政策研究的基石。

第一,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

通常情况下,金融资本想要获得超额利润就会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脱离其价值运行,这首先就涉及一个问题:不进行生产的金融领域的超额利润又来自何处呢?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实体领域出现的发展往往在金融领域被非理性放大。当实体经济领域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出现增长点时,金融垄断资本往往会利用信息不对称性以及金融市场中个体的非理性心理,通过制造虚假利好消息,拉抬股价来对金融产品的价格进行操控,从而增强买家对金融产品未来收益的信心,进而使得金融产品的价格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上涨。一方面是异化的金融资本对股市的操控导致股市出现虚假繁荣,另一方面则是股市中的散户在虚假繁荣中非理性的投机行为,二者相互作用使得金融泡沫不断增加。由于金融资本操纵着股市的变动,因而能够做到在金融泡沫崩溃前撤出。金融资本在金融市场中获得的巨额收益并不是参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收益,只不过是对中小股民劳动收入的分割,这种“切蛋糕”的行为会造成消费水平下降,并且因为损伤股民信心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增加实体经济进一步融资的难度,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和促进金融将实体经济发展的红利与人民共享是同一件事,并且是一件人民性和发展性并存的事情,因此,以造福人民的发展原则促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是“金融实化论”的重要原则。

第二,防范风险的安全原则。

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往往会爆发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制造金融产品价格和价值偏离,从而在进行了价值分割、引爆了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往往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但自由金融体系下,这往往会刺激金融市场脱离实体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从而为下一次的危机埋下隐患。因此,自由金融体系下,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危机,并且这种危机的爆发并非是偶然性的,而是呈周期性爆发的系统性的风险。金融危机周期性的爆发不仅会造成金融行业的萎靡,更会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缺乏管制的前提下,危机爆发前资本已经大量脱离实体领域进入金融领域,尽管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行业泡沫破灭,但是经济结构已经被扭曲,实体行业发展更为艰难;另一方面,金融行业的萎靡将使得实体经济融资出现困难,同时很多实体企业自身也对金融机构进行了大量投资,金融行业危机的爆发就像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将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危机。因此,如何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预防金融风险的传递(尤其要认真汲取P2P网贷平台和蚂蚁集团等互联网金融监管不严的教训),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的良性互动,也是“金融实化论”的题中应有之意。

第三,共商对等的双向开放原则。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7,实际上这一论述正体现了“金融实化论”所坚持的金融开放原则。根据“金融深化论”的原则,一国金融市场的对外自由开放不仅能增加国外资产在本国的投资,同时还能在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之中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地配置。但是,从现实出发,笔者得出结论,金融领域具有高额利润率,因而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运行的特殊趋势。这一结论在一国范围内成立,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的垄断性和信息不对称性更为突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更为雄厚、金融技术更为成熟,因此,在金融领域,一旦国内金融行业与国外金融行业能够“自由竞争”——不是公平竞争而是在缺乏相应约束下双方各自动用经济关系而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竞争,国内金融行业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同时国际金融资本通常也不会为国内具有良好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而会纷纷进入短期投资市场,利用经济关系进行财富的再分割。过去的世界金融体系就是在这样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形成的,在这一结构下,发展中国家金融领域的对外完全自由开放的结果往往就成为国际资本宰割的对象。因此,在一国内,必须进行金融的适当管制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如果各国金融都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即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价格的上升只能够以各国实体产业的蓬勃为基础,那么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就难以通过操纵经济关系而获得超额利润,各国的金融交往才能真正对等,做到在国际金融交往中提升资本在全球的合理配置,从而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自主对等开放体系。如果某国事实上不允许中国持股或控股该国的金融等企业,那么,中国也应对等地实行相同的政策。目前中国并不缺少资本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应遵循双向开放原则。

金融领域由于其独特的性质,在自由市场下往往容易形成异化,不仅难以实现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反而会造成价值分割,甚至造成金融危机,因此,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革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刻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8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这三项基本任务展开。自由放任的金融行业必然会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从而在一国之内带来分割人民财富和引发经济系统性危险等问题、在国际交往中带来国外金融资本对本国资本的掠夺问题,这正是将我国的金融实践自觉凝练为金融理论自觉的重要一步。

在“金融实化论”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提出“新金融策论”,从而促进我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能够达到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战略目的。一是推动更多贸易往来国加入“货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成为多数国家储币和结算货币。二是适当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从而维护中国经济、金融安全,预防美国的制裁。三是要尽早将储存在美国的黄金运回,要防止黄金资源的外流,应逐步减少外资企业对我国金矿的控制。四是实现资本市场的开放必须要以平等双向为前提,促进国与国之间携手发展的目的。五是短期项目不能够盲目开放,而要同中国金融市场发育水平相适应。六是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和基金管理以及期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而不是以开放的绝对量为金融开放的衡量标准。七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不完全国际化,保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同时,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有管制的资本流动。八是谋划好化解和反制多种金融制裁的预备措施,要建立并推广中国的国际评估体系。

五、构建国内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的方略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会上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9。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特别是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要更加适配;建立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其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10。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特别是加入WTO后,出口迅速增长,但也存在着对外依赖度过高等问题。

(一)当前发展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生产过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开展GDP竞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出现了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制于西方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盲目投资,进行低水平的重复投资,导致一些低端产品结构性过剩,而一些中高端产品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出口企业竞相开展价格战,外国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不少生产技术含量较低,我国一些自有品牌也在芯片、操作系统等方面严重受制于国外,面临着数据信息被监控、泄密等安全风险;我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生产以及最终产品的组装和生产过程对水、空气等的污染严重,不少产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附加值低。

(2)流通过程存在的问题。

流通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纽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流通经济获得了飞快的发展,对于加快社会再生产过程和促进经济循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高速公路、铁路、航运和航空等基础设施以及网络购物、物流快递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速公路收费高、物流成本高,仍然是限制商品流通的重要因素。对国际市场依赖度高,一些企业生产长期依赖国际订单、贴牌生产,没有国内营销渠道,没有注册国内品牌,没有按照中国标准进行生产,而国际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一旦遇到西方经济危机等威胁或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企业便面临销售危机。

(3)分配过程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仍然存在着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从国际来看,也存在着国际分配极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居民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大幅度增加,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存在着经济压力大、不敢消费的问题,同时富豪激增加剧了阶层的贫富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上的垄断地位、技术上的优势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却获利相对较少,显现国际分配的不公平。

(4)消费过程存在的问题。

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使国内消费占经济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大。例如: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收入差距大等原因,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效应不够大。美国把中国当作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全面挑衅我国,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使中外消费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方略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11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有新发展方略。

(1)坚持尽快产业升级原则,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第一,完善国内分工体系,构建完备的产业链。国内不同地区要按照资源、人才等优势形成不同的国内分工,在国内形成完备的产业链,特别是对一些关键行业,要形成从原材料、能源资源到零配件以及组装生产到制成品的完整的产业链,形成国内产业循环。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第二,发挥大国优势,促进产业梯度升级。发挥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大的优势,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东部地区发展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把一些在东部没有竞争优势有可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企业优先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

(2)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新型举国体制效能。

第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发挥公立高校、国有研究机构的优势,着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尽快掌握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国际协同、集中攻关,争取尽快在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借鉴日本在最近20年获得自然科学诺贝尔奖的经验,我国也应尽早在自然科学前沿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战略谋划和实施。第二,引育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人才是第一资源,要不断提高科研人才待遇,坚持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华人科学家与国内人才培养并举,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推动大科学装置建设,为科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动专利技术的市场化,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3)坚持民生导向原则,提升扩大内需战略功效。

第一,要以最大程度地不断满足群众生活需要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适当由过去以国际标准、出口为导向的生产目标,转变为以中国标准、满足中国人生产生活需要为目标,促进出口型企业本土化。第二,推动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于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特别是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仍然比较低,还有许多地方传统基础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要进一步放开户籍政策,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4)坚持加速流通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第一,加快交通强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虽然我国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但是由于我国面积广大,地形复杂,仍然有许多地方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人们出行困难,商品特别是农产品运输困难。要加快中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中西部更好融入全国经济发展大循环。第二,降低物流成本,促进商品流通。要进一步降低油气价格,降低高速公路收费,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推动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降低物流、人流、资金流的成本,加快商品流通过程。

(5)坚持劳动主体分配原则,提升缩差共富的分配体系。

第一,控制富豪及其财富的增长速度,提升中低居民的财富和收入水平,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虽然2019年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万美元大关,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人民币,但是仍然有6亿人每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要调整和完善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做好就业和防止返贫的工作。第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完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我国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互利共赢和平等互惠原则,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财富分配体系。

(6)坚持自力主导开放原则,提升经济全球化公正发展状态。

第一,推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大力度的对等对外开放体系。要以自贸区、新片区、自贸港为抓手,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推动国际大循环。第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扬自力、自主、自立、自强的精气神,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带动国际大循环的顺利发展,就能形成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注释

1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第1版)。

2参见《抓革命、促生产》(载《人民日报》,1966年9月7日,第1版)。

3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4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参见程恩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述论》(载《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6参见杨斌:《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安全》(载《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2期)。

7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载《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第1版)。

8参见《习近平: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载《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第1版)。

9参见《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载《人民日报》,2020年5月24日,第1版)。

10参见《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22日,第2版)。

11参见《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作者单位：yl23455永利）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