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检验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一个只会跟在别人后面“走路”的民族，不要说永远无法超越别人，而且因为要付“买路钱”、要看别人的脸色，因而永远不能直起腰来走路。而一个能够用几十年时间创造出别人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业绩的民族，则必定是具有“开路”精神。如果这还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饱受百年蹂躏而积弱贫穷、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这必定是一个具有伟大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意志力的坚强民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不断发展，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洗刷百年耻辱、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成为现实。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能做出的正常判断。可是，今天恰恰就有人做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判断，还自以为其是今天的“改革新思维”：“‘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事实上，我们35年的高速发展是因为后发优势，我们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这样的奇论自然令人吃惊，使我们只能发出“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的感慨。

一、按照“走路”必然快于“修路”的逻辑，后发展国家必然都能持续快速增长，用几十年走过两百年的路应该是普遍的现象，然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后发展国家无不举步维艰、陷阱重重，如中国这般既非发达国家“盟友”，亦非依附性小国能够脱颖而出者，绝无仅有。

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9.8％的年增长率持续发展，现在不仅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而举世瞩目，而且以近年来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家经济面临升级转型压力的严寒中，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第一贡献国而“一枝独秀”。今天，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8.3万亿美元，是名列世界第三的日本的1.6倍，现在人们普遍议论的是中国何时、而不是能否跃升世界第一。

但是，必须看到，二战以后能够创造经济20年以上高速增长可称为“奇迹”的例子极少，其中可算得上“后发展国家”创造的“奇迹”更是寥寥，而作为区域性后发展大国创造的“奇迹”则中国仅此一家。曾经创造了“日本奇迹”的那个国家大概不能算为“后发展国家”吧！而对于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如果说其高速发展是因为按别人修好的路“走路”的结果，除了招骂，还能有别的待遇吗？虽然今天各种预测对于发达国家提出了种种预警，预测10年后、20年后以致40年后世界经济版图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将有多少后发展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但这一切不仅都还是预测，而且其根据主要还是来自中国的成功。其实，就目前而言，即便是“金砖五国”，除了中国，都还没有使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成为现实。结论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别人两百年的路，不仅极为罕见，而且绝不可能是“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

何以如此？因为先“修路”前行的国家遵循的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侵略扩张逻辑。它们不仅大肆掠夺别国的财富为自己修路，而且大力打造“隔离带”对道路进行全封闭管理，以致让别国无法“上路”。不要以为资本主义“修了路”就使阳光得以普照大地，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前行者断了后来者的路，使得后来者不但不能“自然走得快”，而且是“夜深沉、路漫漫”，这就是历史展示的普遍图景。对于后发展国家，不仅要探讨如何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且在此后还要面临着如何发展的新的严峻考验，哪有什么“别人修好”的现成的路可走？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才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凝聚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精神、提升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使财富创造的源流涌现、盘活并有效整合现有的内外资源，最大限度地捕捉和利用每一个发展的机遇、应对每一个阻碍发展的挑战。不管你承认与否、学习与否，这个“体制”确实有其过人之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分析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事实，指明这一事实在历史上的罕见和来之不易，最后不能不回到“中国模式”这一根本点上。把中国的成功视为“走别人修好的路自然走得快”的观点之所以荒谬，首先在于它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根据。论据的贫乏决定了结论的武断，其否认中国“体制优越”的判断也就必然荒谬。现在包括国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必须正视中国发展和“西方模式”不同的现实，既不能视其为“异端”，也不能视其为“偶然得手”，而必须从中国逐步成熟、完善的中国体制内部寻找其成功的原因。

的确，离开中国内在原因去谈论中国的成功，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一些表象的、偶然的条件，给人一种“幸运”的感觉，而通常的结果则是把中国的成功实际上归结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功劳，中国的成功似乎是印证了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别人修路、我们走路”就是一种最坏的外因论。其无法自圆之处在于，如果外部条件相当的众多国家中，唯独我们“能”，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要有讨论问题的诚意，就会不断接近问题的真相，回到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这一根本点上。

从最为直观的观点看，似乎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其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中的外需扩张，通过“中国制造”打开世界市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全球化的机遇为什么别人抓不住、而唯独中国能抓住？再有，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决非中国的发明，此前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国家不乏先例。问题在于当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时，为什么许多以“外贸立国”的国家却风光不再，致使中国能独领风骚？因此，问题就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抓住机遇、中国的外需拉动为什么能成功地转化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引擎？这种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当然只能从“国家体制”上去寻找。

从较为流行的观点看，中国的成功似乎得益于所谓的“人口红利”，即大量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所形成的市场竞争力，使中国得以不断地在海外市场攻城拔寨、抢占先机。但是，起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高于东南亚、南亚国家以及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为什么海外市场却没有丢失？何以还能维持高速发展？答案只能是，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是孤立地出售廉价劳动力，而是和劳动力的技能及素质提升、国家的产业升级及经济转型同步发展的人的力量展现，因而至今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问题就又回到了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国际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人力资源优势这一关键点上，国家政策及其由以制定的“国家体制”便又首当其冲。

从较为贴切的观点看，自然可以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改革开放。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而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私有化？每一种国家制度都需要改革，同时也都需要设置改革的底线。底线的设置既体现了国家制度的性质，也决定了“改革红利”释放的空间。中国的成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释放“改革红利”的观点其实并没有根据。比如，许多鼓吹“土地私有化”的人提出，世界上只有中国等几个国家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言下之意这是大势所趋。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多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的后发展国家都没有从中释放出“改革红利”、更没有推动其城乡均衡发展？这说明，把破除私有化的禁区作为深化改革的攻坚点完全是一种误导。作为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成功的“体制”保障，我们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发挥这一体制优越性的同时不断完善这个体制。

三、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就是以“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导向，以“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为要求，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路径，不让特殊利益合法化、既得利益永固化、人民利益虚幻化。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不是名词之争，而是维护和实现谁的利益这一实质问题上的对立。制度是利益的守护神。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保证。这个制度不允许特殊利益合法化、不允许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不允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之处。私有制本身就意味着特殊利益的合法化、既得利益的永固化。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也可以采用一些增加社会公共保障的政策，但其不可能撼动更不可能打破垄断利益的藩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已臻于成熟，我们在不断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内在地包含了改革自信。中国的改革有机地融入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格局中，成为发展的动力源。全会不仅确立了改革对发展中国的历史作用，而且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的“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对党的十八大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落实。

中国的改革体现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力，展示了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能够打破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破除的利益固化的藩篱，能够消除阶级对抗和两极分化，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上释放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这就是三中全会满怀信心提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制度保障，这也是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我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的强大压力下依然能够保持近8％的经济增长，成为拉动世界经济提升的第一贡献国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有力支撑着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已经不是外在的强制，更不是词语的点缀，而是灵魂。总的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党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不可动摇。在这一前提下，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的改革话语：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的，有“基本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型国家”等；和“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和“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至于社会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就更为鲜明，如“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促进共同富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上述话语不仅成为我国改革的思想平台，而且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熟悉和认同。试图把当今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引向全盘西化的“新理念”，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实现。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