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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为什么缺乏共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1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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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怎样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

  记者:侯书记,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社会联系在一起。十七大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有了三个重要的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重要思想创新源泉。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今,我们在建设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程中,面临着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关键任务。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在近年来的实践中,一方面是迫切需要概括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侯书记您认为分歧的焦点在哪里?

  侯惠勤:好的。概括地说,在怎样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上,分歧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从价值内容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特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二是从价值主体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规范国家和规范公民的内在一致;三是从价值基础上看,如何能够体现出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历史统一。

  在一些重大甚至基本理论上存在分歧

  记者:侯书记能否请您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三方面的分歧?

  侯惠勤:好的,下面我从三方面展开分析:

  价值观是一定思想理论体系的凝练,因而世界观、历史观决定价值观。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缺乏共识,问题不出在这一概括要不要表达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对于优秀价值传统的继承上,而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关节点上。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较为明显的倾向是把最大限度的包容性,即“普适性”作为价值观提炼的最高原则,不但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而且打开了西方对我进行价值观渗透的缺口。在这些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等只是“特殊价值”,而超阶级的“人类价值”才是价值观的精髓。不难看出,对于超阶级抽象“普世价值”的追求,背后释放的信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的怀疑,以及对当下流行的西方强势价值观和话语体系的屈从。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类价值只能抽象地存在并难免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关于在现实存在的各种价值冲突中,只有先进阶级的阶级诉求才或多或少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最终为历史所承认的思想;关于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消灭阶级”的阶级诉求才真正代表了人类的未来,用所谓“人类性”否定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诉求的思想等等,在今天是否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把“普世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最高原则的倾向,毫无疑问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基本观点的否定。这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能够有所突破而必须跨越的障碍。

  从认识论根源看,上述倾向是把真理性归结为价值性、以价值真理否定客观真理而必然发生的误判。我们曾经忽视过真理的价值性,有必要从这一方面拓展对于真理的认识,表明其与主体实践的内在关联。但是,必须明确,价值性只是真理的诸多特性之一,不是其最根本的属性,更不是其全部属性。真理最为根本的性质还是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认识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正如近年来不断有人试图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也不断有以“价值真理”取代“客观真理”的尝试,其要害就是否定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反复指出,世界的存在不在于其“统一性”、“思维性”,而在于其“客观实在性”、即“物质性”;同样,作为客观世界正确反映和把握的真理,其根本特性也不是别的,而只能是“客观普遍性”。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居于强势地位并演绎出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种种新版本的今天,不能奢谈“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

  从意识形态的反渗透看,从核心价值观上突破,以期根本推倒马克思主义、颠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当前西方对我进行“西化”、“分化”战略的新动向。抽象的“普世价值”观(其基础是抽象人性论)的泛滥,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消解为前提的。由此我们面临着一个尖锐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在今天还要不要坚持这一理论?与此相连的是,我们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关于这一点,列宁特别指出:“我们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那么,《共产党宣言》给我们提供了什么确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依据呢?那就是恩格斯在1883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一基本思想的概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即经济生产方式的历史基础地位、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地位,从而完整地构成了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

  从今天的情况看,除了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地位表面上争议不大,其它两条则存在着公开的分歧。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实践中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因而阶级斗争的历史主线地位就必然是首先遭受到否定的基本理论。一些人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今天我国的主要矛盾,推广到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偏离这一主线去“重写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科学地阐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当代价值,已经刻不容缓。

  我认为,从今天的情况看,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价值,是否能够作以下三点阐发:

  第一,从历史叙述看,它是我们分析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根本性话语。历史领域历来充斥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无数杂乱无章的事实、无数堆积如山的史料,只有寻找到其变化绵延的客观依据,历史才能成为科学。如果说唯物史观开创了历史科学的航道,那么其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一航道上的航标灯。正如列宁指出的:“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由于我们今天远远没有超越阶级社会的历史,因此,历史的叙述必须以社会经济形态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展开,而不能用某些局部的、例外的情况模糊以致根本否定这一叙事方式。

  第二,从当今现实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必须内外有别。就我国大陆今天的社会现实而言,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如果处理不当,还有重新激化的可能性;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将长期陷入经济和社会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在增加,蕴含着的冒险性和侵略性在积累和上升。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本性的判断依然是我们观察当代世界变动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从我国实际的运用上,必须着眼于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不断巩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正确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实际运用,至少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复存在的国情出发,在慎提慎用“剥削阶级”以及“剥削”、“压迫”一类提法的同时,不仅不削弱、而且强化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阶级意识;二是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实际出发,在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着眼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慎将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的同时,在重大社会矛盾(例如反腐倡廉建设)的分析上,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三是从坚持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方向,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轻言贫富差距过大或存在分配不公现象为“两极分化”、“阶级分化”的同时,坚定不移地防止两极分化、贯彻共同富裕、不断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属性为基调,在充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不断吸收各国道德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炼整合,应当成为我们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原则。

  在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存在分歧

  乍看起来,人们都承认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形成公共精神,但细究起来,其规范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还是公民,侧重点不同,其表述也就不同。我们在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上缺乏共识,就是因为许多概括的着眼点是公民,而非国家,因而在“爱国”、“诚信”一类价值是否应当列入上就难以统一。

  其实,核心价值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制度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因而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核心价值观有三大作用:

  第一,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国家制度的道义基础,构成其合法性的依据,决定了其国家形象。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首先是历史和道德制高点之争。马克思主义在深刻揭示出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局限的同时,也成功地抢占了当代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

  第二,核心价值观为相应国家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基本思路,决定了其国家制度变革和调整的基本方向。核心价值观看似抽象的共性话语,与具体的制度构架无涉,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观念表达,尽管其尽量使用全民性的话语,而其利益导向却明白无误。因此,核心价值观之争,从根本上说是制度建构权之争。

  第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相关社会的主导价值,决定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流民意。统治阶级思想转化为统治思想,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渗透。当人们把本来从属于一定阶级、一定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视为当然如此的“普世价值”时,统治阶级思想就化作了社会广泛认同的统治思想。这种隐性的价值共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并由此培育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内在尺度,并在重大关口左右着主流民意。可见,核心价值观之争,就是思想主导权之争。没有核心价值观,就不可能引领社会思潮。

  由此不难看出,核心价值观当然要通过凝聚社会共识去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是这种共识的形成毕竟来源于对国家的认同,归根到底来源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精神的认同。因此,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直接对公民提出要求,而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黑格尔指出:“政治情绪,即爱国心本身,……只是国家中的各种现存制度的结果,因为在国家中实际上存在着合理性,它在根据这些制度所进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情绪一般说来就是一种信任……是这样一种意识:我的实体性的和特殊的利益包含和保存在把我当做单个的人来对待的他物(这里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中,因此这个他物对我来说就根本不是他物。”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主次、先后的关系问题。国家精神决定着公民精神,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国家精神的形成先于公民精神,只有通过国家精神的成功内化,才使得市民社会的市民上升为“公民”,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性”。二是自觉和被动的关系问题。国家只有代表和有机整合了个人的利益,使公民认同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内在统一,才可能使国家意志转化为个人意志,使国家精神转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反过来,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也有两种方式:基于利益和目的内在一致的自觉认同,或慑于政治经济思想巨大压力下的被动服从。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体现国家的利益和目的与公民相一致、国家精神能够自觉地转化为公民内心道德法则的思想特征。

  出于这一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必须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首先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这样,体现劳动和劳动人民在国家生活中崇高地位的“劳动优先”、“劳动光荣”,体现人民作为国家真正主人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等,无疑是我国国家精神的精髓。只有以此规范国家行为、彰显国家精神,才能于外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产生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于内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精神。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国家软实力的内核才得以确立。

  因此,以国家认同为追求、以建构和彰显国家“制度精神”为基调,在规范国家权力运作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规范公民的社会行为,不断促成社会良好精神氛围和道德风尚的形成,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又一原则。

  记者:从侯书记前面的分析可知,目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述不一。那么,您认为怎样概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科学?

  侯惠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表达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要表达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追求,我认为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劳动优先。我认为应该把劳动放在整个社会价值追求的最高位置。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核心价值。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他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剥削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的祸害,就是在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使鄙视劳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通过“劳动的解放”(联合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复归”(使劳动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人民至上。这是由我们的国体、我们党的性质等根本制度属性决定的基本价值。“人民”是以先进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因而是和绝大多数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具体概念,而绝不是一个空洞的集合名词。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才使得历史客观规律的发现成为可能(突破个体主体的局限性),使得历史规律性和选择性的统一成为可能,使得超越个人利益和献身共同理想具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人民”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心中的“上帝”。“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人为本”的准确解读,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基,也是每个人超越自我的力量源泉。

  第三,共同富裕。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大家都认同,但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些人提出两个不同意见:一个是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现在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实吗?还有一个是共同富裕主要讲物质生活、物质财富、物质利益,而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精神追求,好像两者的层次不是很吻合。

  记者:那您对此又是怎样看的?

  侯惠勤:我觉得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其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体现。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共同富裕”不仅涉及“切蛋糕”,也关系“做蛋糕”,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有机统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存在的绝对前提都是公平和效率最低限度的统一。任何社会制度更替,一种生产方式取代另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以更高的劳动效率和一种新的公平形式来取代。所以,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人的解放的新表现,而历史的发展是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交往方式即生产关系的更替和人的自主活动类型的变换这三者大体上同步的过程,不存在它们之间长期脱节的现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过在于能够做到效率与公平、物的生产和人的发展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最佳统一而已。

  二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终极性价值和过程性价值的有机统一。不能把共同富裕仅仅看成是终极的理想价值,忽视其在每一个具体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实践价值。作为终极性的理想价值,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意味着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作为过程性价值,共同富裕要求在实现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体现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三是共同富裕是物质利益价值和强大的精神价值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从精神价值来说可以分三个层面:首先,要共同富裕就要有带头人,要有奉献者;要先富带后富,要带领群众致富必须要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因此,共同富裕就成为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时期先锋模范作用和牺牲精神培育的动力,应该成为共产党员创先争优的精神动力和衡量标准。其次,从社会群体的层面看,要共同富裕就不能斗富、搞物质享受攀比,必须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物的贪婪占有的扭曲的需要,培育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共同富裕是培育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动力,是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有力武器。从长远看,这也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这样一种价值保障。再次,共同富裕还是营造一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团结奋斗的社会氛围的一种精神动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基础。

  四是共同富裕是主导性价值和共同性价值的统一。不能把共同富裕看成是无倾向性的抽象公平,忽视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础和主导价值观的承载。共同富裕当然有共同价值,它要汇集所有人,但是靠什么来富、谁先富、怎么富都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人民群众始终是主体。所以,共同富裕的过程本身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培养的过程,要真正在全社会树立劳动崇高的观念、工人阶级的观念、人民至上的观念以及和谐互助的观念等。

  五是共同富裕是价值追求和制度设计的有机统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共同富裕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和完善的根据。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就把实现共同富裕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充分表明了共同富裕的制度价值。

  可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价值基础,是建立在社会利益最大化上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开阔的眼界和崇高的共产主义追求。

  第四,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之所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公平,就在于其不仅保留了并改进了形式平等,又增添了后者所没有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事实平等。公平正义的起源明显表达了其社会主义特色,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就是用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用公平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两极贫富分化。无论如何,公平正义从一开始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而马克思把它归结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赋予了科学内涵。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表现为形式平等和事实平等相统一、“做蛋糕”和“切蛋糕”相协调的历史过程,并最终达到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源自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最高命令,体现了真正的以人为本。因此,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生机勃勃的价值源泉。

  第五,和谐发展。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已取得全党的公认。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和谐呢?就是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根源。但是社会主义的和谐要不断地推进就必须靠发展,尤其是今天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总要求和战略,和谐发展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谐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从国家层面来说,和谐发展是一种和平发展,是一种对外和平,对内和谐的协调过程;从公民层面来说,我们在发展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发展我们精神价值,表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

  为什么把“劳动优先”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者:侯书记您刚才提炼的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而您概括的“劳动优先”这个关键词则比较特别,能否具体谈谈您对“劳动优先”的理解,为什么要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侯惠勤:劳动优先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根基。社会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最大的特点是资本优先,资本主宰着劳动和全部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把这种主宰状况概括为“雇佣劳动”,其特征就是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消灭阶级和劳动解放是同义语。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出路就是奠立劳动的历史本源性和主导性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死劳动统治活劳动、物对人的统治、过去统治现在是没有出路的,到最后它严重束缚人的创造力而且会造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停滞。只有活劳动、劳动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这个社会才能真正生生不息地向前进,才能真正打破束缚他们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罗网,才能真正导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根据——就是劳动的解放。怎么使劳动从雇佣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关于劳动解放条件的学说,也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解放,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立足点。另外,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来说,除了劳动的解放,还有劳动的复归。什么是劳动的复归?就是使劳动成为人的生命第一需要。关于这方面列宁讲过很多次,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祸害,不仅是造成两极分化,造成了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而且最大的祸害还在于人们厌恶劳动,人们鄙视劳动,人们逃避劳动。马克思早期也作过关于异化劳动的后果的描述——就是人们把劳动看成身外之物,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我前面说过劳动是整个人类文明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基础。当人们把劳动当成身外之物,作为跟生命格格不入的一种强加给自己的东西时,这个时候的人,不要说自由,连人本身发展的动力都没有。所以,我们讲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时候,很多人都有疑虑: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做到按需分配?怎么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人们说,我需要北京故宫那么大的住房,我需要几十辆小汽车的时候,我们能满足其需要吗?但是,我们要问,这是你真实的需要吗?大家都知道,你这么一个身体,能坐几十辆车吗?其实即便是坐一辆车也只占车里面的一个位置,你实际上用不了整个车。需要几十辆车并不是你的真实需要,而是你的异化需要,是欲望过度膨胀产生的需要。欲望过度膨胀怎么来的?资本统治带来的,它把人们最卑鄙的欲望呼唤出来加以放大,导致了今天人们那种很强烈的物质占有欲。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要实现,一方面要创造更丰富的物质供给,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的欲望回到真正的人的需求上。回到真正的人的需要有一个最根本的途经就是“劳动的复归”,使劳动成为人第一生命的需要。只有当人们把劳动作为生命第一需要的时候,正常需要才能够真正回归。脱离劳动、逃避对劳动的热爱和追求,支配的欲望就肯定是一种过度的欲望,肯定是一种非正常人的欲望,就会导致整个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的一种根本失衡,一种根本颠倒的状况。劳动的复归就是使人们把劳动作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正常人的需求,建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归结为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说法很流行,我觉得这个概括也对。但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两个条件:客观条件就是劳动的解放;主观条件就是劳动的复归,劳动内化为人的自觉需要。只有在这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可能的。从根本上来说,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价值追求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引领社会思潮

  记者: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性。那么,在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下,您认为应当怎样有效抵御西方对我们进行的价值观的渗透,建设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怎样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思潮?

  侯惠勤:现在要看到,社会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对立意识下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但是它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联系去年党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可以看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这使得当前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一种很复杂的状况。文化战略地位的提升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出现了一种以文化为依托的趋势。

  以文化为依托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我认为有三种主要的方式:第一,通过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建构来进行价值观的渗透。一些书籍、电视剧、电影,都可以传播某种价值观。通过文化消费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表现。第二,通过学术话语的掌控,影响人们的思想,占领社会的思想阵地。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价值观正通过各种学术途径,通过各种各样的学科建设渗透进来,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大家知道,虽然科学无国界,但社会、人文学科有价值预设。比如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价值预设就是私有制万岁、“经济人”合理,这就把私人占有和利己主义变成了永恒的事实。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有价值预设,它作为学术话语,打着“非意识形态化”的口号,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实际上它是内含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话语。第三,文化的传媒化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传媒看起来是一种技术包装,但这种技术包装的内容是一定的价值观。对于传媒,西方由于掌握着优势的技术资源,它通过优势技术资源的包装,通过传媒的炒作,就可以很好地传播其价值观。所以,现在的网络、大众传媒,就成为我们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能不能很好地引导网络舆论,能不能在网民中营造一种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斗”,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因此,我们要看到这些变化。

  但是,虽然有这些变化,这种感性化、文化化和实践化的特征还是一种表象,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基本理论。因为核心价值观抽象出来以后,还是要靠理论来支撑的。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归结到一点,就是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判断和关于人性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和主导性线索,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人是可以超越自私自利而进入自由全面发展新境界的,他们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最根本的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科学性。

  抽象地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许多人没有异议。但是,依据什么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人认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依据,也有的人把其他著作(例如卢森堡或普列汉诺夫)作为依据。但是,列宁讲得很明确,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有三点:第一,任何一个时代,其经济生产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该时代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这一点我概括为历史基础原理。第二,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我把这个概括为历史主线原理。第三,阶级斗争到今天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它就不能使自己最终从压迫他的阶级(资产阶级)中解放出来。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要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我把这看成是历史方向原理。历史基础、历史主线、历史方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的框架。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我们必须要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但是,在当今如何运用,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关于人性问题,有人说人从来就是个体,强调个人的历史主体地位,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个人能够独立,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出现的。在这之前,都是马克思称之为“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即个人不是独立的历史主体,而社会的最高价值追求也不是个人自由,而是族群安全、荣誉、血统等等。所以在中世纪,我们不难发现人们把安全摆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事实。恩格斯说过,十七世纪德国三十年战争时期,那些获得自由的农奴,纷纷回到原来的庄园去寻求农奴主的保护,为的就是安全。恩格斯还说过,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废除了农奴制,宣布农奴自由,但当时有很多农奴进行请愿,申请获得农奴主的保护。所以,不少学者都发现,人们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把自由摆在第一位,甚至有一种逃避自由的内心需求。所以,把个人和个人的价值始终摆在历史绝对不变的位置上,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也说明人性是在不断改变的,人的价值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所以,错的不是马克思,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它们只看到今天在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占到统治地位,所以就宣告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其实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社会发展的科学真理,相信它的人会越来越多。西方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一再表明,西方的自我调控能力和空间都不是无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自身是不能解决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明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讲人性,但有两个“底线”:一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性就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个体上,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因此,讲人性和阶级分析并不对立;二是人性并非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复和不断完善,有赖于社会的改造和历史的发展,因此,讲人性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所以,我们的基本理论要坚定。

  基本理论上的动摇,是我们产生思想混乱的根源。我们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以致全部国家生活、立党立国基础上的指导地位,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念。此外,在今天,我们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争论和社会问题,要能够拿出有说服力的思想产品。比如说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通行的主导价值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弄清楚的。社会上现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我们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仍然要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作为指导价值,应当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摆在首位;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强调个人利己主义,是不可能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摆在首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取向非常混乱和模糊。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宣扬崇高虚假、平庸是真,利己真实、利他虚假,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客气地说,制造这种论调的人,自己思想境界比较低,就把不需要崇高强加给群众。我并不这么看。我认为如今的80后、90后,是能够激情燃烧、热血沸腾的,但是需要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理想追求。我到很多地方做讲座,很多年轻人都很有共鸣。人确确实实是需要激励的,甘于平庸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当人找不到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的时候,只好甘于平庸,不要把人们一时的妥协和气馁看成是人的本质。这一点非常重要。

  任何国家搞社会主义以后,必须要面对三个问题:跟资本主义长期共存问题;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开放问题。这三大绕不开的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三大尖锐挑战:

  第一个挑战,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不能再像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只能搞一种模式。现在是千差万别的不同国情的国家不少都在搞社会主义,但必须要有民族特色,要符合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所以中国共产党有两个口号体现了创新,第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第二个口号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要特色化,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根据本国国情,社会主义不可能立足。

  第二个挑战,如何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向资本主义开放,向资本主义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怎么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怎么不被资本主义吃掉,这是值得深思的。所以邓小平一再讲,改革开放这件事是很冒险的,但是我们又必须打开国门,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死路一条,打开国门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但也可能走到邪路,被资本主义吃掉,所以要善于学习资本主义。这个善于学习资本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结合十七大讲的“十个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创新结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结合……有“十个结合”的经验,我们就坚守了底线,既改革开放又不被别人吃掉。

  第三个挑战,共产主义理想的挑战。要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点在今天大家都很明确了。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努力才能达到的。以前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所以共产主义力量激动人心、鼓舞斗志。今天共产主义理想变得很遥远了,它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理想?能不能激励斗志,鼓舞人心?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怎么确立全党的共产主义信念。现在很多人将共产主义看成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怀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科学性,这形成又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要强调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共产主义理想是有现实性的,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扎根在历史进程中的,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一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目标,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理想。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理想状况,而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运动,是一种现实的工人运动。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共产主义有了一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列宁还讲过,共产主义道德,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而是共产党员的道德。如果八千万党员都按照共产主义道德来行动,它还会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吗?它肯定是扎根在现实中的。雷锋就是我们现实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员。每个共产党员要扎扎实实地奉行和实践共产主义道德。所以,从道德层面、从制度层面、从实践层面来说,共产主义都是现实的。当然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过急。但是共产主义的因素,每天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且在不断积累,我们正不断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向共产主义,这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看到,十七大以来,党的共产主义理想有两个转变,一个转变是提出了很多阶段性目标,把阶段性目标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过渡。比如说21世纪有三大目标,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头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世纪内基本实现一个富强、文明、和谐、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用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来鼓舞人。现在宣传共产主义不是宣传它的制度构架,更多的是宣传它的价值目标。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有两条是坚定不移的:一个是劳动的解放和劳动的复归,第二个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我们要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建立一支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的思想宣传队伍。在生活方式的建构、学术话语的建构、传媒的掌控等方面都努力取得大的突破,这样的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能够很好地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记者:好的,再次感谢侯书记!

  

  网络编辑:客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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