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组织都以“主义”立党，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组织；现代革命运动都以理想为旗帜进行政治动员，实质上都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因此，讨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首先事关立党之本，举旗开路，是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其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决定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也是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根本问题。但是，意识形态又不限于党自身的建设。它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形式，是党的思想领导权的集中体现。因此，意识形态建设还事关党能否实现对于人民的领导，是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和使命担当实现的重大问题。总之，这是一个以指导思想创新为视角阐明党的奋斗轨迹的重大题材。

一、准确把握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涵盖了广阔的历史时空，囊括了无比丰富的材料史实。如何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概括，是个难题。列宁强调，“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P364)孤立的、随意的事例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具有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从整体上、全部联系中把握的事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最根本的是抓住作为社会矛盾聚焦点的事实，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事实的总和。因此，考察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党所经历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提出的时代课题为事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历史脉络，以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与创新为思想标杆，作出规律性的概括。遵循这一原则，笔者把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跟踪历史大势，捕捉社会矛盾焦点，提出和解决实践课题，推进理论创新，凝聚人民同心同德进行斗争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以“意识形态类型”进行概括和加以阐发。

　　“意识形态类型”体现了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既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又有因时因势而变的阶段性“思想形态”。从理想信念、思想路线、根本任务到核心话语，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一脉相承，不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相互否定、割裂对立的情况。但是，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特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从问题设置、理论应对、话语表述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折射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理论创新的成果。所以，我们既反对夸大不同历史阶段党的意识形态差别的所谓“转向”说，例如从所谓“革命意识形态转向建设意识形态”一类，又反对一成不变的“同一”说。

　　党的百年意识形态建设成功之道，在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动摇，始终严防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把握时代潮流，推动历史进步。能够做到这点，关键在坚定不移地贯彻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立场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根本在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这是共产党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通过其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由此得出的基本理论而体现，因此，“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3](P221)基本原理一个也不能丢，丢了就会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实践得到的基本结论。

　　当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10](P773)这决定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不是平衡发力，而是在具体实践中有不同的运用重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作出新的概括。这正是列宁所强调的，检验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能力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4](P710)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立场不动摇，恰恰在于善于根据不同的实际突出不同的基本原理并加以阐发。

　　必须明确，基本原理无论是否被置于突出的位置，它在科学思想体系中的奠基作用始终存在，区别仅在于显性还是隐性，直接还是间接。因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被突出的基本原理决并不等于是可以放弃的“过时”理论，相反，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基本原理在不被突出时的作用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理论偏差。比如阐释何为唯物史观的时候，肯定离不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革命时期，我们运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主要是分清敌友我、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人民解放问题；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今天，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已经不是显性话语，但它对于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仍然具有理论奠基意义。如果去掉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话，那么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人民，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党性和人民性，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些问题还能够说清楚吗？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方向不动摇。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学风，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因而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建设来之不易的第一成功之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之所以不易，就因为它要求沿着马克思的理论方向进行理论创新。因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3](P103-104)创新不易，坚持马克思的理论方向创新更不易，难就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理论坚守。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两个方面一个也不能丢，丢了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的倾向，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就是照搬照抄的本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指明了各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但由于国情差别，历史条件的变化，并没有为各国提供现成的答案。沿着马克思主义指明的方向，结合本国国情和时代新特点，走出属于自己的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尽管方向已定，航道已辟，但坐船、架桥还是泅渡，则取决于诸多主客观条件；尽管阵线已经分明，敌我大致清晰，但群众如何动员，队伍如何组织，任务如何部署，政策如何制定，也需要独创性的发展。因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P143)

　　打着“创新”背离马克思主义也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借口形势变化需创新理论而丢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伯恩施坦主义。他在以历史条件变化为由否定唯物辩证法，排斥科学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方面开创了恶劣的先例。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践来看，危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既有教条主义，也有自大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大家都清楚，而自大主义则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夸大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创新”和超越，忘记了此种理论创新的实质是“结合”，是运用式、局部的创新，不能夸大。否则，就会迷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探索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人类解放的主题，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构建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等，都是迄今为止仍不可超越的。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不动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使命。因此，革命精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党建的永恒课题，找到了永葆革命青春的路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6](P70)

　　历史表明，尽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得到了不断的确证，然而“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在被反复证明。要秉持革命精神，既不悲观气馁，又不急于求成，始终生机勃勃地坚定前行。这种革命精神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为了革命事业忘我奋斗的精神。他强调：“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7](P285)这种精神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接续奋斗的精神。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不断地走向新的胜利。但是，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现有的胜利都还是阶段性胜利，没有理由停住前进的步伐。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6](P69-70)一以贯之的伟大革命需要一以贯之的伟大革命精神支撑。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我们的前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过人之处。

二、新型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 

　　现代意识形态的第一功能就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中国近代以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后爆发过的多次大规模农民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先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近代农民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其没有超越封建意识形态的新型革命意识形态，而只能在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中徘徊。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革命为什么也未能真正成功？就如孙中山所说，未能真正唤醒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8](P1357)中国的问题还是那些问题，民众还是那些民众，以致毛泽东断言“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问题有了不同的提法，解决问题有了不同的思路；民众有了不同的面貌，他们真正成为了创造历史的英雄；农民革命不再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旧式农民革命，而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以一种根本区别于以往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的新型革命意识形态指导革命。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点：

　　第一，确立马列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确立了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努力建设列宁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这意味着：

　　一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式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解放的理论，把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问题纳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列宁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加以发展，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其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同盟军是世界社会主义阵线，任务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前途是社会主义。所以，“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9](P668)

　　二是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建立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明，行动统一，既有民主也有集中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列宁在讨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形式时，明确否定了突出个人自由的极端民主化主张，同时也要强调发扬民主，防止家长制，因而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列宁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基础上，不仅以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要求营造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态，而且将民主集中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拓展到国家制度的建设，保障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得到贯彻。其中，形成权威高效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是关键。

　　三是确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反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既反对改良主义，也反对布朗基式的密谋和恐怖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要求，即“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0](P139)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坚持了列宁这一建党原则，找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形式。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强调：“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8](P1480)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共产党最重大的历史责任。

　　四是坚持用先进理论武装党，反对“自发性崇拜”，确保党作为先进的领导核心永远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列宁始终强调先进理论对于共产党的决定性意义，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必须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自己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秀传统，把思想领导权视为党的“第一位领导权”，以理论创新带动所有其他创新，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作为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

　　第二，确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开始，以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为标志，直到1936年的洛川会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全党全军得到了确立。由于领导武装斗争是这一时期党的基本工作，因而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得以确立。从意识形态建设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意义非凡。它意味着：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道路的开辟。一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军队成为完成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开创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强军之路。二是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军队的纪律性，确保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和军民一致。三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军队的基本建设，确保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四是形成了一整套能够充分发挥我军政治优势的人民战争战略策略，确保我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正是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成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创建人民政权提供可靠保证。

　　中国特色民主革命道路的开辟。和十月革命相同，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然而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不能以城市为中心发动武装起义，而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情出发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把重点放在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上；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力量的弱小，决定了革命胜利只能从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首先取得突破；动员群众的困难和革命过程的曲折，决定了人民军队和革命发展必须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重要节点，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初步形成。遵义会议以后，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已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思想路线，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已经确立。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已经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得到了生动地展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系统地深刻地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任务，革命的敌人，领导革命的力量，实现革命的战略策略，推进革命的道路和过程，实际上已经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雏形。因此，遵义会议不仅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第三，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全面落实，标志着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思想上的高度团结一致，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时四年的延安整风，使全党在重大思想政治问题上凝聚了共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全面地“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6](P70)达到了新的自觉。七大党章首次明确：“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

　　一是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的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任何时候，老祖宗不能丢，否则必然变质；同时，决不能躺在老祖宗身上“啃老”，做“没出息”的学生。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随着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必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普遍真理和具体运用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外来的”和“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相互不能替代。

　　二是以指导思想的创新引领党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证明理论创新是确保党的生命活力的方式，是引领党的建设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而且是党的形象、精神风貌、行动方式的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要经历若干阶段性转变。只有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才能把握住革命的阶段性特征，一以贯之地把这个伟大的社会革命继续下去。

　　三是以整风精神推进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必然成果。它充分表明，没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领悟，没有对于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没有对于各种错误倾向思想根源的深刻解剖，就不可能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要看到，许多党员干部理论水平不高凭经验办事，容易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因此，延安整风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需要常态化，才能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三、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意识形态建设的立足点已经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向作为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即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飞跃。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明显多元化的情况下，在意识形态的支点已从共同政治信仰转向具有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上，如何构建全社会共同的政治基础，引领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建设摆在了眼前。

　　第一，从国家根本制度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奠定立国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表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反帝反封建转向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其政治意涵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观点；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最高人类文明的幻觉，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人类文明真正出路的理念。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关于这点，必须作为国家根本制度加以确立。

　　在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这不仅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而且成为建国七十多年来，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修订的宪法的根本精神，堪称立国之本。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就确保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二，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正确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定位，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是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再通过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形成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建立和巩固经济基础方面的作用重大。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注重其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是新中国的特色。党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确定位，从一开始就是既强调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保障性，又明确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性，两者不可偏废。

　　第三，把理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从党内、革命队伍中推向全社会。建国初期深入开展的，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主线，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内容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步骤。

　　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表率作用和正确引导，营造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光荣的社会大环境。1951年9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在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范例。表明我国知识分子确有一个克服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而向人民立场、以至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必要，同时这种转变又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报告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使思想改造完全纳入了一种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氛围，并成为向往进步、投身人民事业的自我要求，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数百万从旧中国转而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发展的重要保障。尽管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弯路，但一开始就确立的鼓励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的方向是正确的。

　　第四，正确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离不开正确的思想舆论斗争。要有效地批判抵制敌对意识形态的攻击、渗透，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又要严格区分思想认识、学术讨论问题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党经过长期探索，总结出了区分思想政治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基本遵循：“（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7](P234)同时，鉴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特别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力戒片面性。其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如何把握好思想舆论斗争中的世界观斗争。

　　世界观问题是一个远比政治立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它的特殊性在于，这里既有阶级和政治立场问题，又有认识和学术问题；其消长既遵循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更遵循精神现象自身的发展规律。政治立场最接近社会经济基础，最容易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世界观则高悬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可以在经济基础面前保持相对独立性。因此，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因为世界观问题而不信任甚至排斥这些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但是，世界观与政治立场长期脱节是不可能的。脱节不仅使其个人政治立场不自觉甚至摇摆，而且关系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头脑，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任务。

四、改革构建的意识形态：推进自主可控的改革开放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中国，虽然拉大了和世界发展先进水平的距离，但从当时还处在冷战状态的世界格局中首先觉醒，开始了主动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它使国家积极主动地站到了和平发展时代新潮流的前列。不仅成功地规避了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我国可能形成的多米诺效应，而且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和长期高速发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大局，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主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构建。

　　第一，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其决定了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站起来”的、热爱和平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博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是，囿于“冷战”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开放、发展的一面尚未得到真正展现。随着时代主题的悄然变换，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们党及时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打造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创新的新形象。

　　首先，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二是时代潮流（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现代化趋势），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价值取向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及更新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形象。它表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开放的，发展的，勇于自我革命的，因而是先进的。

　　其次，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和平发展的前提是平等互利，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为经济全球化输入了新鲜活力，奠定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这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进一步看，尽管安定团结是就中国国内而言，强调发展是稳定的保障，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必须促进发展、改革、稳定的统一。但是，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又必然惠及世界。中国只要不生变生乱，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1](P321)和平发展、制约战争、安定团结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

　　再次，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的国家形象。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应了历史潮流，但决不是靠搭别人发展的便车，投机取巧取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中国人总是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同各种倒行逆施、兴风作浪的反华势力斗争中实现的。始终存在着以冷战的方式，以价值观的围剿、渗透为手段，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的敌对势力，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不能示弱，必须回击，但又并非采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攻。而是围绕和平发展的主题，以人权为基点，在人权和国权，生存权、发展权和人权，人格和国格等核心价值上回击反华谬论，有力地粉碎了试图孤立、遏制我国开放发展的图谋。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调整。爱国主义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凝聚国内民众的共识，而且可以获得广泛的国际话语共鸣。但是，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对抗世界文明的民粹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界限的实用主义，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的新型爱国主义。爱国，核心是爱社会主义中国，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抵制一切割裂爱祖国、爱人民和爱中国共产党、爱新中国的言行。因此，爱国主义不仅是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价值观上的最大公约数，而且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

　　尽管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恪守“韬光养晦”，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大体上持守势，但又“绵里藏针”。不仅有底线，而且有作为，这就是爱国主义话语的内在意蕴。爱国主义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中国近代以来为何在世界上落伍，为什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奋起救国而总是无力回天，为什么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答案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第三，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设置和坚守底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特色。好的底线不仅能确保阵线稳固，还能相机扩大阵地。针对新的形势，我们设置了三道底线：其一是突出中心——不许干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必须牢牢把握的大方向。必须排除一切干扰，从天灾人祸，到内乱外压，都要坚决清除，正所谓不为干扰所惑；攻坚克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正所谓不为困难所惧；必须正确处理机遇与挑战，只要还处在大的战略机遇期，挑战总与机遇并存，要善于在应对挑战中抓住机遇；必须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促进三者间的良性互动，是应当坚持的基本方针。

　　其二是划出红线——不许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也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之所以毫不动摇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因为这一思潮试图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向“全盘西化”的邪路，而且试图制造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诬称为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全面触碰了我们的红线。对此，邓小平专门作了以下说明：“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1](P209)

　　其三是发出预警——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控制中国。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机，试图在全面接触中改变和控制中国，这是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的一贯立场和如意算盘。因此，它们总是不断地交替使用“遏制”和“利用”两手，企图逼迫中国就范。它们总是力图左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是不断地为中国的发展设置障碍，总是企图让中国在现行世界格局中扮演不平等的角色。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努力管控风险，避免对抗的最重要方式，就是不断明确地向西方霸权主义发出预警，即不要试图控制中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1](P3)三十多年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又庄严重申：“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这种预警无疑是高悬于霸权主义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五、臻于定型的意识形态：彰显制度的优越性 

　　早在30年前，邓小平就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1](P37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总态势，就是在不断定型、完善中，日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在围绕制度构建的理论彻底性上不断突破。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社会主义国家都诞生于战火中，其制度建设一开始都具有战时体制的特点。而在长期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全面开放的条件下，如何构建国家制度和治理国家，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缺乏坚定性，理论不彻底、不清晰，导致政治上不清醒、不坚定。遇到实践发展对理论提出的新挑战，要么怀疑甚至丢弃理论，要么回避挑战照搬理论，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上难有真正的突破。其二，缺乏创新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等重大政治理念长期停留在批判功能上，没能解决可操作性以落实到国家制度的建设中。其三，缺乏自觉性，没有抓住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关键性问题，没有真正把党的自我革命落实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首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制度的建设，在制度本质、制度建构、制度效应上，形成了坚持和完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突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制度建构和国家治理的难题。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根本制度。意识形态既是国家制度构建的思想依据，又是国家制度构建的一个难点。虽然现代国家都以主义立国，但资本主义国家的主义制度化大都以“法权”形式而非思想形式；社会主义国家虽然都重视理论，但大多还谈不上制度化。而我国明确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国家的一个根本制度，是重要的制度创新。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工作和现行党的中心工作的外在对立和抽象争论，奠立了党在“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保障。这里的关键，是意识形态不再作为抽象的思想观念处在现实生活的彼岸，而形成一整套把理想信念、思想教育、价值观共识内化在全部社会生活和历史实践中的机制，使之成为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内在要素。所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不仅表现为党和全社会马克思主义学习能力的提升，也对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提出了新要求。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融入国家领导制度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举旗定向、齐心聚力、立德树人的作用。从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到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一制度的确立，还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发展，到保障民生福祉，建立健全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识形态工作都不可或缺。

　　第二，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的内在统一上说清悟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做到毫不含糊和动摇。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与此相应，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形成了制度化地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世界性难题。

　　第三，澄清“党大还是法大”一类干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伪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悟透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一致性。在这一思想共识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积极完善“三统一”的国家制度设计。在确保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同时，善于把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机构、群众组织、法治方式等转化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使之成为社会最广大的共识；善于把领导人民和服务人民的统一落实到国家制度建设上，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制度建设的首要原则，把防止权力腐败作为加强完善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的根本要求。

　　第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打破国家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的瓶颈，不断探索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的途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里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什么叫政治。西方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否定国家和国家治理的阶级性。它不仅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国家制度构建的“历史的终结”，更把国家治理视为其专有的特权，即必须围绕个人权利本位的利益博弈展开，因而断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无法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但是，近年来的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历史事实已经无情地击破了西方的谬误。我们在不断巩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正以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不断显示出我们的制度优势。

　　第五，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在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实践中不断增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拥有14亿人的中国和平稳定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近年来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占世界经济增长总量的30%以上，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对于百年不遇的突发重大疫情，我国不仅首先控制住，而且积极与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合作，为全球抗疫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始终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在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挑战中不断获得的。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大局的历史交汇点上，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确定因素空前增加。我们必须有更坚定明确的前进方向，有更强大的防控重大风险的力量，有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相互支持。这一历史特点还意味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开放的中国和开放的世界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始终不渝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中国积极落实“一带一路”等国际经济合作的构想，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提供了事实依据。这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不断扩大的事实依据。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进。中国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之路，使我们更加充满信心坚定地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之路。以思想上的自我净化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思想上的先进性、理论上的彻底性，实现党对于人民的领导；以理论创新引领党领导的事业的各方面创新。今天尤其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工夫，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下工夫，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上下工夫。由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会交相辉映，更加光彩夺目。

　　参考文献 

[2]习近平.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3]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列宁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yl23455永利大学特聘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