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有组织地传播和实践、坚持和发展的一百年。在当今世界，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就不能不重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这种运用和发展不仅远远超出以往一般人的预料，而且可能超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料。
一、确立唯物史观为党的哲学根据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在诸多领域达到当时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入侵和内部战争，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不屈不挠的斗争，但因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和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最终都失败了。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在五四运动之前的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历史证明，要拯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的科学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新兴阶级和先进政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了全世界的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思考国家命运，最终选择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作为在中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从1918年7月到1919年初，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颂扬俄国革命的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与法国18世纪革命“性质自异”“不可同日而语”的；“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协约国对德国的胜利当作“公理”的胜利大肆宣扬的时候，李大钊针锋相对地提出：欧战不是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5月，他为《新青年》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马克思研究》等文章，集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论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介绍，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人民作用等基本原理。他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或称“历史的唯物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历史上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而且“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去、现在、将来的三大理论，即历史论、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从而决定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李大钊强调，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是最大的发见”，“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专门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同年10月，他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团结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组织。这一系列重要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于1915年创办了《青年》杂志，倡导民主和科学。五四前夕，他感觉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五四以后，他认识到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弊病，共和政治为少数资产阶级所把持，不可能实现多数人的幸福，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第一份工人周刊《劳动界》，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9月，他撰文批判无政府主义，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他认为：“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他还断言：“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1月，他创办《共产党》月刊，在创刊宣言中号召人民“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因此，陈独秀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五四运动前后，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也大力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了思想转变。1918—1919年，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并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报刊发表。1920年他回国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5月，李达所译《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附有《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一文，辑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1888年1月所写《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蔡和森在法国留学期间，研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陆续把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国内。1920年8—9月，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Idéologic）相反。”1921年1月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说，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回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表达了按照唯物史观创建共产党的意愿和主张。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全面的、系统的，但唯物史观是首要的、基础的内容。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在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才确立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嘉兴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胜利。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奋斗目标，就拥有唯物史观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能够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指明前进的方向，开辟正确的道路。
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创造历史伟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并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任务”。1922年7月，党的二大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状况，揭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确定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即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在世人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1939年底，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1940年1月，他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系统解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怎么搞”的时代课题。他强调：中国革命“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争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际事务。”这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根本转折和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史学的伟大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及时制定并执行了党在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总路线。“一化”是指社会主义工业化，好像鸟之主体；“三改”是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好像鸟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有机统一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这些伟大创举不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主张经济计划应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比例。党的八大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1957年，毛泽东又提出要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虽然出现了“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重大科技获得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大大提升，而且积累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还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考验面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握社会矛盾凸显的新形势和新的发展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1978年底到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十一位提升到第二位，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还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抵御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历史性课题，都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审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九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出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建国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又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打赢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社会民生得到显著改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这就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历史作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庄严承诺，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经验
列宁深刻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指引下，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伟大事业，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谱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创造伟大奇迹呢？笔者试图从以下三方面作简要论述。
掌握历史规律，筑牢信仰之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为共产党人树立理想信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我们要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分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到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各个时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
掌握社会矛盾，把稳思想之舵。唯物史观既是科学理论，又是思想方法，它昭示人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中，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我们既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以全面把握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又要认清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和根本标准，以深刻分析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和可靠依据。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社会矛盾分析这一唯物史观的要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及其矛盾运动，以确定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战略策略，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带领人民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生产力发展活力，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实行一系列“两手抓”，包括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创新、一手抓惩治腐败等，都是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掌握群众观点，疏浚力量之源。“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一个政党，一个政权，要保持生机活力，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始终得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并将这一论断视为唯物史观的精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群众路线是根本工作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强调：党和国家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如果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带领人民创造伟业的根本保证。
1859年，恩格斯满怀信心地说：“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60多年后，这一预言在当今中国已变成生动的现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展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宏伟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作者简介：罗文东，系yl23455永利大学教授、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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