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明驱散蒙昧野蛮。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文明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和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全面系统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发出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伟大号召，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指人类社会达到较高的开化、进步状态，在此之前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明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和客观的社会存在，比“文明”概念和理论的形成要早。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最早使用“文明”概念和话语的国度。《周易·大有》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系辞下》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尚书·尧典》说：“钦明文思安安。”晋檀道济憧憬“文明之世”，唐睿宗以“文明”为年号，清李渔主张“辟草昧而致文明”。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在梁启超所说“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不渝地追求和创造“人文化成”、“光明普照”等意义上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社会进步状态。

　　“文明”概念的出现在西方比中国晚得多，而且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别。在西方，“‘文明’最初是指于罗马法或‘公民’法之下的生活，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指与野蛮相对立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它包括禁止凶杀、乱伦和食人，肯定人的创造力，尊重私有财产和法律契约，此外还有婚姻、友谊和家庭等基本社会规范”。直到18世纪中叶，“civilisation”（文明）一词才出现于法国。“civilisé最初意指建立一个好政府，即policé，但civilisation一词很快便不再仅用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了，它指的是把人从古老的习惯、规范及物质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更为复杂的、或称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明确提出：“‘文明’一词天然含义是进步、发展的概念，它是以运动着的人民为前提的。这就是公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完善化，这就是在所有成员间进行最公正的力量和幸福的分配。”在基佐看来，文明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进展；二是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

　　从起源上讲，文明滥觞于原始社会，是随着人类与动物界逐步分离，摆脱纯自然、本能的蛮荒状态而孕育产生的积极成果和历史阶段。人类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满足需要的过程中，逐渐联合和成熟起来，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形成了阶级、国家等社会组织结构，创造了相应的制度文明。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把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分为蒙昧期、野蛮期、文明期三个阶段，并且把“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摩尔根所说的古代文明社会，大致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近代文明社会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将摩尔根关于人类历史的分期概括为：“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前提条件是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充分发展，逐步改变了先前孤立落后、茹毛饮血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血亲复仇、杀死俘虏等野蛮社会状况。

　　从本质上说，文明源于实践的创造，体现社会的素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交往方式的表征，是评判人的活动和社会制度等是否先进合理的标尺。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主张文明是从人类的罪恶中产生、文明的进步导致人性堕落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悲观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人类文明不仅通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产力的创造、积累，而且通过社会交往的扩大、加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才获得加速发展。虽然战争与征服等暴力、血腥手段充当了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不自觉的工具，但商业贸易和文化传播等开放包容方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国学者指出：“‘文明’这一概念所涉及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状况或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惩处或食品烹调；仔细观察的话，几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进行的。”无论从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从扩大社会交往等方面看，开放包容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占据道义制高点，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要求。

　　从过程上看，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时期和地方、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上演着起伏跌宕、盛衰兴亡的悲喜剧——有的文明在封闭僵化中走向衰落，有些文明遭外族入侵而中断消亡，更多的文明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发展进步。例如，美洲玛雅文明消失可能有多方面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不能否认，那就是它自身生存发展的相对封闭性及其与外部文明交流互动的欠缺。又如，由于腓尼基人先后受到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等的入侵和征服，他们建立的城市如推罗、西顿、迦太基等被彻底摧毁甚至被烧光，其大部分发明就长期失传了。再如，欧洲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遭遇。而丝绸之路的开辟，遣唐使大批来华、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西洋等，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延续进步的生动事例。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因为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生长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都应该是开放包容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使在人类文明早期，不同地域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也没有因为地理和交通限制而被完全阻隔。距今4000年前后，冶铜、麦类、黄牛、山羊等外来技术和物种在中华大地渐次传播，而稻米被东南亚先民引种栽培，粟黍则陆续向西远播东欧和中欧。马克思说过：“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特别是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各文明国家或各文明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紧密联系和深度合作成为时代潮流。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正确道路，而封闭对抗往往会引起文明的衰落甚至毁灭。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就长达5000多年。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艰苦卓绝、革故鼎新，开创了以文治教化为主旨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早在两三千年前，我国诸多典籍就记载了独特的文化和文明概念。《周易·贲》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曰：“睿哲文明，温恭允塞。”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唐代孔颖达有言：“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论六经，以揭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特点及意义：“《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中华民族这种联通天人、涵盖天下、崇尚文德、爱好和平的文化和文明观念，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文明型国家。中华文化并非局限于中原地域的单一的汉民族文化，而是有机融合境内各民族、各地域乃至境外多种异域文化而形成的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例如，鲜卑、契丹、蒙、满、回、藏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合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印度的佛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也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中。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在争鸣交锋中彼此吸收借鉴，共同造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轴心时代”。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精辟论述集中体现了我国多元一体、求同存异、守中致和等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

　　正是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才使其饱受磨难但历久弥新、生机勃勃，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屹立不倒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当代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支撑，我们必须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更有力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在应时处变、开放包容中得到发展进步，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走在世界前列。一方面，大量吸收融合外来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集千古之智、采万邦之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积极向外传播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泽被天下、光耀千秋。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万国衣冠拜冕旒”到七下西洋睦远邦，都彰显了文化的交流融通。鲁迅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有一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的气魄。“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我国各族人民创作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建造的万里长城、大运河、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都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民族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从古代的佛教传入、中学西传、“伊儒会通”，到近代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在中外双向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升华，并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和学术思想传到西方，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世界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富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之前……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随着利玛窦翻译“四书”、金尼阁翻译“五经”等，中国学术传向西方，不仅促进了欧洲的中国学（Sinology）研究，而且推动了16—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正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我国有大量优秀文明成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和世界意义。

　　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国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保存着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最壮美的文明图谱。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为己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领导人民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文化基础。毛泽东豪迈地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成功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说：“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它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而且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人类没有彻底实现自由解放之前，文明时代总是存在阶级对立、剥削压迫、战争掠夺等矛盾甚至对抗，存在着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斗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人类文明才能过渡到一个消灭私有制、超越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新阶段或新形态，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恩格斯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恩格斯还引用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来阐述人类文明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趋势和前景：“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资本主义虽然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将“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但始终没有克服和消除其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侵略扩张等野蛮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给无产阶级指明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才能达到高度的文明。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上看，作为对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的继承、扬弃和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与精神辩证互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这种新型文明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展现不同于西方文明模式的新图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基于自己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科学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根脉，外国优秀文明成果是必要资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才能顺利完成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我们不是封闭论者，而是开放论者，闭关自守终究落后挨打；我们不是冲突论者，而是包容论者，冲突对抗导致文明衰亡；我们不是终结论者，而是发展论者，人类文明不断前进，永远不会终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柱。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项艰巨的伟大事业。不管是提升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亟须贯通古今、融通中外，兼收并蓄、慎施去取，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鲁迅说得好：“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我们要深刻洞察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深入探索人类文明本质规律，始终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对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共同绘就世界文明美好画卷。

　　（作者罗文东，系yl23455永利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