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的讲话（以下简称“1·5讲话”）发表至今，已过去整整十年。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论及十年前我们党面对的形势时指出，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另一方面，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有人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一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屡禁不止，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只要把“1·5”讲话放在十年前这些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大背景之下，以及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以及经受住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各方面风险挑战的考验之中，就不难从中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基本方略的发端与源头，不难看出这篇讲话在党的十八大后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

　　“1·5”讲话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自身实际和时代特征变化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这本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是从一开始就讲清楚的，是不成为问题的。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还要突出强调这一点，而且强调它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强调如果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呢？要弄明白个中原因，就要把它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下理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徘徊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从前的“左”倾错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宜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然而，在这之后，无论社会还是党内又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即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为此，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党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但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并没有就此罢手，时不时地掀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浪潮。他们要么直接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为“四根棍子”，污蔑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走回头路”；要么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只讲“一个中心”和改革开放，不讲甚至反对讲四项基本原则，胡说“改革就是改革，无所谓什么方向”，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谁要是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谁就会被骂成“走回头路”，被扣上“极左”、“保守派”的帽子。这股浪潮时高时低，一直持续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1·5”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面对的就是这个背景。

　　“1·5”讲话指出，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尝试过，都没有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他说：“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如果丢掉了这些，那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这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质的规定性。好比钢，碳含量不能超过2%，超过了，就不是钢而是铁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1·5”讲话中讲的这些道理，在新时代十年里被反复论述、逐渐展开、不断丰富。例如，在政治建设上，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经济建设上，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文化建设上，他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社会建设上，他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所以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再比如，关于无论怎么改革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了清晰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掷地有声地强调，要“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毛泽东曾讲过：“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如果说我们党当年实行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思想解放的话，那么，新时代提出改革也要从实际出发，该改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同样是一次伟大思想解放，是破除新的迷信、新的盲目性、新的思想禁锢和打破新的条条框框的鲜明体现。实践已经说明，在国企和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中，有些地方就是不该改和不能改的，给国家造成很多损失，给群众增加了很大负担。我们应当坚持改革开放也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指导思想，对那些被实践证明改错了的，要坚决改回来，或者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加以调整和完善，而不应当明明知道错了，还要硬着头皮死扛。

　　可见，只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论述，放在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大背景下和新时代10年的实践中去认识，就会明白它所要表达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人民至上而不是资本至上的深刻内涵，看到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在“1·5”讲话中，这个命题是通过引述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一段话而提出的。那段话是：“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习近平总书记由此引申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一大段论述。他说：“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述，后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源头之一。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党就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由实现工业化扩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主张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理论。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作出进一步概括，即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特别是暴力掠夺殖民地和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等特点，概括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第一，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大特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以资本为中心，不搞两极分化。

　　只要把上面这些论述与“1·5”讲话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加以对照，就会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存在发展与被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已经有了明确结论，即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存在失误和曲折，尤其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样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必须毫不含糊地肯定成就仍然是历史主流，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是建立在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基础之上的。然而，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相当长时间，总有人或明或暗地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甚至把那个时期描绘成漆黑一团；更多的人则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应当正面评价那个时期，遇到有人污蔑那个时期也不敢反驳，总感到有些拿不准，怕被人扣上“左”的帽子。

　　针对上述现象，“1·5”讲话鲜明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对二者决不能互相否定；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此之前，我们党虽然也一直是正面评价改革开放前历史的主流，但像“1·5”讲话这样旗帜鲜明、论述透彻、表达完整、富有强烈针对性地肯定改革开放前历史的本质和成就，在党的重要文件和主要领导人讲话中还是头一回。

　　只要通读“1·5”讲话就会看到，关于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的论述，在这篇7000多字的讲话中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无疑是讲话的重要内容。其中主要论点有四个：第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改革开放前后相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如果没有一九七八年我们党果断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把握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严重危机，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没有一九四九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第三，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的失误要采取正确态度，进行科学分析。“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第四，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将来也还是要坚持和发展的。”把以上四点归纳一下，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即改革开放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既有重大区别又有本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前有过重大失误，但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论述，具有重大意义。它涉及到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对新中国史的研究和宣传，很难实事求是、理直气壮地进行下去。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选择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大量事实表明，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总是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总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抑或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往往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的，也往往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见，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是一个如何看待新中国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的政治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1·5”讲话中讲，他“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我理解，这里说的“严重政治后果”就在于此。

　　新时代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把新中国史与党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全党和高校加强“四史”学习；不久前还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发来贺信并且对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历史关系的问题作了反复强调和大量论述，提出要准确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他指出，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他的这些论述和要求，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新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人们树立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更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指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只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才“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对于实际生活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必须研究、回答和解决，而不能回避和绕着问题走。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面对的一个实际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直面这个问题，尖锐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正是这些论述，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和危害，统一了全党思想，抑制了这股思潮的泛滥，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也极大地充实、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后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又派生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在经济学、政治学和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大行其道、甚嚣尘上，其中尤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烈。如何认识这些思潮，它们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不加防范的后果是什么？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必须回答的新问题。

　　有人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学术思潮，应当与之进行学术讨论，而不应进行政治批判。这些人混淆了哲学史上欧洲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流派，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主要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专门用来虚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间的区别。对于这股思潮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1·5”讲话中也给予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首先引用清代龚自珍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明历史记述和解释与国家存亡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以苏联亡党亡国为例，进一步揭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进入新时代，便及时戳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揭露了其可能产生的恶果，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这个在中国大地上已肆虐二三十年的思潮，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警惕和认真对待，市场逐渐萎缩，地盘越来越小。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持续不断地对这股思潮进行批判，并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干部挺直腰杆，同各种错误思潮做坚决斗争，绝不能以不争论、不炒热为借口，替不作为辩护。他强调：“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矢，正面交锋。”他说：“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他督促有关部门和领导“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指出“对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造谣生事的言论”，一切媒体、书刊、讲台论坛、影视剧场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提供方便。

　　正因为新时代十年抓住思想舆论阵地不放松，西方敌对势力妄想通过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掀起颜色革命的图谋，才未能得逞。可见，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反过来说，要“护己之国”，也“必先卫其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既有资政育人的功能，也有护国的功能。从事新中国史的研究，绝不能为研究而研究，而应当自觉树立护国意识，积极发挥国史研究的护国功能，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做坚决斗争，用唯物史观指导的历史叙事和阐释，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捍卫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论述说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的。这一问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1·5”讲话中已初见端倪。

　　“1·5”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把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有待解决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为此，“1·5”讲话进一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过去取得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当成骄傲自满的理由和继续前进的包袱。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把这些论述概括起来讲，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止步不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不能止步不前，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要回顾新时代十年就会看到，上述观点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十年来所反复强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展开和丰富的。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概念，指出“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同时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接着，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的概念，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同时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论述都说明，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经历很长时间，不能轻言结束，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并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其中也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说新时代也好，新发展阶段也罢，都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又出现了一个新阶段。从发展的角度讲，这个阶段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尤其要把共同富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再划分不同阶段，显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是我党继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

　　新中国至今已有73年多历史，回首往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分歧。这些成就的取得和曲折、分歧的产生，无不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状况的判断和发展方向的认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我们认清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实际、最大的国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理论，又使我们明确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正确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更使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还有向前发展的不同阶段。在“1·5”讲话同一年的另一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和群众的认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用正确的政治方向校准在重大战略的谋划、重大政策的制定、重大任务的部署、重大工作的推进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既不做超越阶段的事，也不做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事，而是尽力而为地去做促进初级阶段不断向前发展的事。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过新发展阶段和今后出现的其他一系列阶段，逐步向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1·5”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这个观点是“1·5”讲话的又一重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十年里所反复强调、不断充实的一个观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讲共产主义，不利于吸引外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还是少讲为好；甚至胡说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不应作为人民的奋斗目标；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在市场经济前面不应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等等。针对这些错误言论，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给予过针锋相对的批判。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些人“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陈云也说：“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当然还很遥远，但不意味着遥不可及，更不是乌托邦和空中楼阁。共产主义不仅仅指未来社会，它同时也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运动、一场斗争。只要是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运动和斗争，每一个胜利都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一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党的十二大报告也曾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指出在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的同时，为什么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呢？围绕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大量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不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本。没有了这些，就是无本之木。我们整个道路、理论、制度的逻辑关系就在这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源于这个理想信念。”“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他在“1·5”讲话中也说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其次，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为了在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不松懈奋斗意志，不是要在现阶段就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遇到一点风雨就动摇，那尽管平时表面上看着忠诚，但最终也是靠不住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答复执行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是否应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疑问时，就曾指出：“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他同时指出：“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他的这些论述虽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作出的，但其中蕴含的关于党的最高纲领与当前行动纲领之间关系的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对此，邓小平也说过：“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陈云也说过：“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革命时期尚且离不开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现在距离共产主义总比那时更近，在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同时，当然更需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在全党开展了以此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所谓初心和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确立的奋斗目标、宗旨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能不能再讲革命，再说我们党是革命党。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舆论甚嚣尘上，讲“革命”成了禁忌，被当成“左”的表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只要把党的十八大前后加以比较，人们就会看到，突出坚定理想信念，确实是新时代与此前时期相比的一个显著区别，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显著特色。

　　这个问题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历很长的历史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与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存在。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意味着必须做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与斗争的准备。

　　“1·5”讲话为了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合作与斗争的道理，具体提出了两个论据：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将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占据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而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就是说，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优势和打压，一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劳动生产率，二要站稳社会主义的脚跟不动摇。

　　只要回顾新时代十年就会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问题上，正是按照上述思路开展工作的。这些工作，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摒弃冷战思维，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加盟的国与国交往的新路。

　　第二，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的小圈子。

　　第三，提出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机制，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在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较多的是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加强政治安全、文化安全，说到底是打牢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基础。关于政治安全，他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要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指出：“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以上论述，就是提醒人们要警惕和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图谋，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

　　关于文化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同样告诫人们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他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他强调：“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党报党刊党网、党政干部院校、大专院校要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新时代十年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方面的一个突出进展，是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全面准确推进。20世纪80年代，随着九龙半岛租期临近，邓小平综合考虑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用“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的构想，并分别与英、葡政府达成协议，于1997和1999年先后实现了港澳的顺利回归。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香港“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国内外反华势力，多次举行非法集会、游行，疯狂进行打砸烧等暴力破坏活动，甚至打出“港独”旗号，使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面对这些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对，强调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指出一国两制，首先要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维护国家统一；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要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增强香港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了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先后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也依法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了公职人员宣誓制度。这些举措，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后长期未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对于香港由乱转治、有效落实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保障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稳定繁荣，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香港主权回归后在治权上的真正回归。

　　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我们党根据和平与发展已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较大调整，努力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从维护国家安全出发，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西方敌对势力渗透、颠覆、分裂活动的防范和抵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总结了我们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上的经验教训，完善了与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斗争的措施，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前，我国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十年来，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清醒看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必须“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军事斗争准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说：“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这些论述，正是新时代对两种社会制度既合作又斗争关系的深刻总结和精辟概括。

　　随着鸦片战争后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的自信心遭受极大挫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特别是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中国人重新拾回了自信心。然而曾几何时，有些中国人又变得缺乏自信心了。“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被一些人奉为原则。针对这种现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概念。“1·5”讲话虽然没有重复“自信”这个词，但对“自信”的根据却进行了充分论证。

　　“1·5”讲话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讲话还说：“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里没有出现“自信”两个字，但论证的正是关于我们为什么要自信、能自信的道理。

　　就在“1·5”讲话之后两个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挥了“1·5”讲话的这一论述精神，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概念。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过了三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在上述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自信”的概念，形成了“四个自信”的完整表述，使这一观点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为树立民族自信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逐渐融入新时代人们的日常话语体系。正如他在那篇讲话中所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人类历史上任何先进的科学的思想，都有自己的源和流。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充分运用的话，那么，这一思想的上游可以追溯到习近平总书记的“1·5”讲话。我们今天重温这篇讲话，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认识新时代十年成就的来之不易，为了更加深刻地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谛，把握好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