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在传统观问题上尚存的一些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本文着重拣选出较为显著存在的两种概念之分、两种观点之争以及两种态度之变的三对关系问题，也就是分别从对传统概念两种用法、传统与理性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意识形态关联性的几个视角重新审视传统。通过这样三个不同视角的探析，我们得出共同的结论与启示，即传统的传延与变革的辩证发展的逻辑与过程。这也为我们持有一种更加理智与明确的传统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传统、理性、理性化、现代化、意识形态

　　说到传统，不免要言及现代、现代化、现代性，或是相反。相对于现代这个更为鲜亮的时代主题，传统这个或显灰暗的字眼似乎承载和集结了更为驳杂的意味与情愫。与现代化早期相比，可以说，当今人们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已经日趋理性了，甚至在探索民族国家发展道路乃至扩展至全球的现代性之前景时，对于传统还寄予了更多的期许。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与研究仍十分欠缺和薄弱，在传统观问题上总是存在着诸多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之处，相应的，我们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仍不乏一定的偏颇与浮泛，这也势必会给我们的社会现代化实践或多或少带来不利的影响。本文着重拣选出传统观问题上较为显著的存在的两种概念之分、两种观点之争以及两种态度之变的矛盾，从传统的两种用法、传统与理性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性的几个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此三者不仅是传统观上较被忽视和有待深入理清的几个问题，而且作为不同视角彼此之间又互为佐证和补充，恰能得出共同的结论与启示。这也为我们持有一种更加理智与明确的传统观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传统与现代的辉映：两种概念之分

　　虽然传统一词被广泛的使用和涉及，但要准确的阐释传统的涵义却是个棘手的问题。显然，在不同的表达和语境中，传统一词常有着实际不同的指涉。对此，有学者或作出区分和限定，而更经常还是较宽泛而含混，甚或也有语义跳跃变换的使用。笔者以为，传统的多重涵义本身是一个需要客观面对和考察的事实，有必要去全面的审视和理清。从实际情形来看，传统一词上主要存在着两种用法，一种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所谓方法论的，就是指传统-现代二分法中与现代相对而得以区分和界定的作为一种类型的传统。这也是传统一词最为常见的用法。通常人们总是将不同于现代当代的属于过往的现象或特征归为传统，并与现代相对和比较。在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模式中，于现代的表征中似乎就可以反向映照出传统的形貌。现代涉及多少个领域以及有多少种表现，传统也就相应会有多少种。尤其在社会学领域，基于一种整体综合视角对于传统的社会更是有着形象各异的刻画。通过这样一种理想类型方法的应用，我们不仅能更清晰的理解现代的灵魂与精髓，也可敏锐的捕捉到传统的内涵与特质。对于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传统概念的涵义，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所谓传统就是现代的前身。（而现代就是于传统肌体中所孕育出的新生事物。）

　　相比更为常见的方法论意义的传统概念，本体论意义上的传统概念则更贴近字面本原的意味。就字面来理解，“传”即相传延续，“统”为统一，传统的本义就是世代相传的统一之物 。曾对传统作专门研究的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世代相传是传统一词的基本要义，而同一性和持续性是标志传统的两个基本特征 。此外，对于也被认为是传统的另一决定性标准之所在的世代相传之物，希尔斯将其概括为“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这里表达的其实也正是文化的定义 。显然，传统就是一种文化，既是世代相传的文化，也是文化的传递延续（后种理解更可见传统不是一种既定之物，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存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在人类世代相传之中必然形成传统” 。但正如文化这个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我们实际上更多的关注或特指而言，传统主要还是指一种狭义上也即精神层面的文化传统。这一点从中外现代词典中对传统词义的解释也可见一斑 。甚至还有学者将这种狭义上的文化传统进一步缩至精神文化中最核心的关联终极关怀的那部分，或视同“民族精神”。或许不能否认，在现代化的新阶段上，我们所以对传统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不少就是着眼于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传统吧。不过，毕竟人类文化是宏阔丰厚的，所形成的林林总总之传统也实为终极关怀或民族精神所不能一语囊括的。总的来说，所谓本体论意义上的传统概念即是被世代相传的文化。并且作为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根源于人类为适应环境和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文化的社会选择的结果。

　　以上这样两种用法和涵义的传统概念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突出的是从过去到现在所发生的变化与革新，后者则侧重于历史脉络上表现出的延续与继承。前者为异，后者为同。前者似断，后者实续。看来实为不同的两种意涵合起来恰构成了完整的辩证法图景。文化世代传延形成传统，传统之“统”体现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同时又在“传”中必然的历经各种变迁与考验，并与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在相互镜鉴中表现自身和熔铸新生。可见，虽然是两种用法和涵义，在根本上还是相通的，在视野上也是互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将传统概念的这样两种内涵作一种综合性拓展。在传统概念的使用上本文也姑且不作二择一的取舍与限定。并且，与以上对两种传统概念的考察的结论同样，以下也将从另外的视角得出和印证这种于矛盾中隐含的统一的启示和观点。

　　

　　二、传统与理性的辩证：两种观点之争

　　与传统的两种涵意相对应的，在对传统存在状况的评断上也存有两种几乎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传统已经或在不断的被理性化所消解，另一种则认为传统其实无所不在也不容逃避。前者大致对应于启蒙运动以降高歌前进的理性主义思潮与实践的发展，应合了现代化发端以来社会的剧烈变迁；而后者约略代表了在理性化的席卷中仍固守一隅的传统主义的脉络和潜流，表现出传统于社会全面现代化中的迂回守势。两个阵营两种思潮两样观点看似矛盾对立却恰也道出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传统与理性的辩证机理。

　　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与历史进步意义毋庸赘言。其中最卓著之处也许莫过于由此人自身的理性精神的空前觉醒。思想家康德发出的那句“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可谓道出了启蒙理性精神的核心。对照现代化以来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人类运用理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理性化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态势，且仍在持续的拓展和深化中。与此同时，理性化也不断驱逐和瓦解了传统。这在诸多的包括古典的当代的社会理论家的眼中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西方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理论家韦伯即着重探讨了理性化及其传统的渊源。围绕西方社会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普遍表现出的鲜明而独特的理性化特征，韦伯作了丰富的理想类型分析。从传统到现代，个体层面上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取代传统以及情感的取向成为主导的行动原则，一个尤其典型的表现就是以理性核算与组织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在社会组织层面上，官僚科层制以及法理型权威继替封建家长制及传统型权威体现出包括经济与政治的社会系统的理性化；最为深刻的是，宗教信仰传统的理性化则带来了普遍“去魅”的世俗化的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繁盛。总之，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化无疑意味着理性消解和取代了传统成为个人与社会在各方面的思想、行动与组织、建构所依据的原则。与理性主义精神一脉相承，理性化首要的要求和表现就是个人自主地运用理性去思想与行动，而不是迷信与盲从被神化的传统与权威。然而事实上，韦伯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却成了一种只在目的-手段意义上合乎逻辑的片面的工具理性行动的普遍化。这或许也正是传统被理性消解所带来的某种悖论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可在韦伯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西方特有之理性化起源的探析中隐约得见。在韦伯看来，西方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所促发的资本主义理性化在发展壮大后再也无需其作为精神支持从而就与其所由孕育的宗教传统之母体断开了原本血脉相连的“脐带”。对此，韦伯认为，摒弃了传统的理性化将为我们铸造出一个理性统治的牢笼。无疑，在对于传统的认识上，韦伯持有一种看来普遍的观点，即认为现代社会中传统被理性化所消解。

　　置身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背景下，当代的社会思想家们也并未跳脱理性化的历史车辙。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哪怕暂时陷入了曲折与困境，理性化也尚在前进的征途中。同样，理性对传统的消解也丝毫未有改变。不同的也许只是在程度与范围上更胜一筹了。不同韦伯所看到的理性化在社会多层面拓展的早期景象，哈贝马斯进一步的察觉到高度理性化了的系统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蚀与殖民，从中也洞悉了理性消解传统的重要机理所在。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信念的储存库”正是传统寓居其中的最终的大本营。实际上，这种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与侵蚀又何尝不是理性化的深入拓展，是继系统世界理性化之后在日常生活世界展开的理性化进程。而理性所到之处，传统必将岌岌可危。理性又势必要拓展其统治的领地，散居角落里的传统终要面对理性的审判和发落。对于理性化，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提出“后传统社会” 之说。吉登斯分析认为，现代性的一大显著特征就在于，小至个体大到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上都表现出行动的高度的反思与监控。反思与监控也正是理性的实际运用，成为了行动的基本模式。基于反思与监控进而不断地作出选择与筹划也几乎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无可回避的义务。不仅如此，与现代性早期相比，理性化的发展还日益呈现出“自反性”的后果。吉登斯在贝克的自反性概念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指出晚期现代性社会的高风险特别是实验性特征。所谓实验性就是说，理性的筹划愈益导向超出预期与控制的局面和结果，故而使得社会实践愈来愈像一种实验。吉登斯认为这种实验性也是韦伯所言理性化之前景未曾预见的，现如今的我们正在步入一种“后传统社会”。此外，现代性之全球化进程也正在空前的范围与规模上瓦解此前从属及依赖于地方社区的各类传统。“后传统社会”便是一个全球社会。总之，“现代性毁灭传统”这一点也几乎毋庸置疑。

　　

　　如果说现代毁灭传统，也许不如说是理性驱逐了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的针锋相对也正是传统与理性的此消彼长。在传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与理性主义的观点与视野很大不同，保守主义阵营一方的理论家则更多的看到理性对于传统的依存性以及传统的无处不在与不可避免的事实，对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作出了浓重的辩护与阐释。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论传统》一书中就从正反两个方向论证了传统的不可避免及理性化的局限。从正面来看，希尔斯指出，现在始终在过去的掌心中。一方面，传统是必然的。我们每一代人的社会生活总是立足并实际依赖于前人的创造积累。尽管每代人都对文明作出特有的贡献，但实际上“没有哪一代人能够创造出他们所用所想的全部内容”。“无论他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的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少的一部分。”甚至，“任何一代人所具有的行为范型与信仰范型也主要都不是由这一代人本身建立的” 。总之，世代轮替中对于传统的继承几乎是必然的，这对于势单力薄的个体而言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传统由于其先在性常常在无意识中就已塑造和规约了个体的发展倾向。另一方面，传统也是必要的。人类各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实际上都必是要继承各自领域中的传统才得以进行和发展，哪怕是标志理性的科学也有其传统，“就是发现者也是从传统出发” 。从希尔斯对于宗教、文学、科学以及知识和教育等多方面的传统演进的考察，我们也可以得见，事实上不断由传统出发确是各实践领域的发展所必然依赖和表现出的共同路径，这也是人类文化累积传延的必然逻辑的体现。此外，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对“例行化”的稳定生活模式的需要，还是出于有利的既往经验的沿用，也或只是历史意识与记忆，人们也总在有意无意的延续着传统。从反面来说，希尔斯认为，理性主义者们所主张和致力于的理性化——希尔斯称也就是被冠以“现代化”之名的——“这个理想本身就其性质来说就是不能实现的” 。不仅完全的理性及理性化根本就是一种神话，这种一味反传统的理性化的后果也带来了基本秩序的毁坏和混乱，正如现代化在一些非西方国家所引发的问题所表现的那样。阻碍理性化实现的大敌也并非就是传统，人的非理性的一面特别是知识和资源的有限与匮乏加之权力的恣意妄为等等都可能使得实际与理性目标的偏离。（388）并且希尔斯认为，理性主义的胜利也只是特定领域的胜利，尤其是，理性主义这种胜利还是建立在未遭破坏的传统的基础上的。同时，理性主义也成为了一种传统。“人们对于理性和科学之力量的信任已成为一种传统；他们毫不置疑地接受这一传统，就象他们早先相信犹太—基督教对人类的起源和生存意义所作的解释那样。”

　　对于传统与理性的关系，同样属于保守阵营的著名思想家德国现代诠释学理论家伽达默尔从认识论层面通过对理性结构的深入洞察也提供了异曲同工而又富启发性的论证。伽达默尔认为，传统与理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启蒙理性主义贬斥和拒绝一切前见即追求没有前见的纯粹理性的理解是不可能达到的，是一种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和理性的独断论。从理解的结构来看，“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 而“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也正是传统的贮藏，或者说传统也是前见的来源。因此可以说，理性是依赖传统作为理解之条件的。伽达默尔的历史效果原则理论更进一步指出，理解和诠释其实就是对传统的理解和诠释，理解活动本身是始终置身于历史和传统中的，理解所要实现的是一种传统视域与理解者视域的融合，这样一种传统之前见与理解者之理性的融合也即是传统的不断自我更新并获得延续的过程。在伽达默尔眼中，不仅传统与理性是辩证统一的，传统甚至还是高于或涵盖理性的，理性不过是传统的自我反思。对此，哈贝马斯这位理性主义后裔及社会批判理论家则决然反对将理性隶属于传统，认为传统必须接受理性的批判。有意思的是，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家波普尔同样得出传统与理性相互依存的观点。波普尔的证伪理论认为，科学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科学传统的不断批判和证伪实现的。没有科学传统，就无所谓理性的批判，而没有批判也就没有科学知识的革命性增长。因此可以说，没有传统也就没有理性的增长。相比伽达默尔着重融合统一的传统与理性观，波普尔则论证了传统与理性以批判为中介表现出的相互依存关系。两者恰好也完整揭示出传统与理性之间通过诠释与批判获得统一和发展的辩证关系。

　　由以上两个阵营诸位理论家在传统与理性关系上的两种相反观点之争可见，一方面，理性化确实消解了一些特定的传统，这多是指作为现代之前身的类型意义上的被新传统所取代的旧传统，还是指一些跟现代理性原则相对立的传统，尤其是非反思的遵从与保守传统并将传统视为合法性之源的传统主义。如果说理性化注定消解传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首先，理性化意味着一切都要经受理性的审视，而理性的反思性必然带来质疑与批判，这本身即打破或至少也会动摇一切传统所需要的信仰的根基，尤其对宗教信仰传统而言是致命的。对于诸多既定的传统如果不是截然反对也不再具有规范的意义了。因为在现代理性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绝对和当然的。其次，现代社会实际所充斥的工具理性本身就是只问当下行动无需质问意义的行动主义 。不仅无意义也无历史的关怀与定向。而传统正是一种奠基于历史之上的显现意义的脉络体系。反之，工具理性行动是只问结果并面向未来的筹划与行动。对这种狭隘片面的工具理性行动而言，传统也不再被需要和索求。由此，被工具理性所充斥的现代社会似乎就是一个意义失落和缺乏传统的社会，也或者是新的传统还尚未落成 。另一方面，不论是继承还是批判，我们其实始终未曾真正远离传统。事实上，我们继承的传统远比打破的多，而现实迈出的每一步也都是踩在传统的基石上。同时，打破的传统通过变革也将以其去伪存真的合理内核融汇到现实生活中。如某位学者所言，批判与变革实际上也是一种将传统从传统中解救出来的过程。并且，理性化所取得的成就也为我们维护和发展传统创造了知识上、媒介上、组织上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正如吉登斯注意到的，在前现代社会，书面形式的“大传统”甚至根本无法传递到地方社区，也不能广泛为缺乏教育的大众所掌握。现代社会中传统实际上是有了更多传延的条件和途径了。英格尔斯也曾指出，现代人其实更懂得珍惜、维护和保存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才是维护传统的必要和有利条件。理性不仅能够瓦解旧传统，也必然要建构新传统。

　　

　　三、传统与意识形态的纠葛：两种态度之变

　　无论是在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在后起发展中国家，自现代化发端以来在对待传统问题上 大体都表现出两种态度的变迁，也即从现代化伊始的激烈反传统转变为后来及当今对传统的呼吁诉求。传统在现实的话语中先后被赋予消极反动的与积极有益的不同意味，且隐含着多元的指涉。何以如此呢？事实上，一方面传统就作为一种规范秩序而言必然带有意识形态性，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也尤其会遭受批判；另一方面，传统与意识形态也常是纠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离不开传统。如有学者称，传统就是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就是现在的传统 。审视传统的同时不能不作意识形态的批判，既是对传统本身的批判，也包括对话语及其言说者的剖析。本文所谓的意识形态，不仅限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或政治学概念，而是视作对特定事物、行为或秩序的一种合理化及理论化。小到个人，大到一个阶级或民族国家都会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既是利益辩护的产物，也发挥着维护利益的功能。而在相应话语表达的背后通常也隐含着秩序与权力的诉求，无论是维护自身还是指向他者。

　　（1）传统与理性主义

　　首先从西方社会的脉络来看，当现代化尚在破茧而出的前夕，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便在社会思想与意识层面猛烈的讨伐了传统。在理性与进步主义者们的眼中，传统被视为一切落后反动的旧秩序的根源及代名词，与封建及宗教权威一起成为与理性和进步决然对立的绊脚石。“传统性与一种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联系了起来。无知、迷信、教会统治、宗教不宽容、社会等级制、财富分配不均、按出身获得最佳社会地位的优先权，以及其它心态和社会制度，这些都是理性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非难的对象，而传统性则被看作是这些东西的导因和结果。” 就这种意义上的传统——即作为现代之前身的那一整套旧的社会秩序与风尚——而言，一方面打着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与意识形态的鲜明烙印，另一方面阻碍着先进生产力与文化及其阶级力量的成长发展，无疑是必须批判的。跳出这种被特指的传统本身，就话语及言说者来看，所谓的理性与传统之截然对立的背后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封建贵族及教权统治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与其说理性主义者反对的是传统，不如说是落后的旧秩序与权威。与理性主义这种新兴资产阶级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相对，传统则被用于指涉那些与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观念与秩序，从而构成新兴阶级意识形态的反衬。相反，对于维护统治的社会保守势力一方，其所以诉诸于传统，则在于传统本身提供着其权威合法性的依据，因此传统也成为其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传统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话语中因被利益各方所利用也被意识形态化了。

　　理性主义者在启蒙时期也许不曾料想，理性主义的价值与理想在现代社会大获全盛并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也遭遇困境与尴尬。理性丧失了批判性，蜕变为狭隘的工具理性，同时非理性也意外和悖反地伴随理性化而滋生和蔓延开来。对于理性主义的后裔来说，无论是对理性之蜕变的批判，还是对非理性现象的忧虑，都令他们转向对传统的呼唤，并意欲重塑又变得“伟大”的传统。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家看来，现代社会中理性走向了反面。一方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另一方面有制造虚假意识与需要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在欺骗与控制大众的同时造就出丧失批判性思维的单向度的人。在反技术文明的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的浪漫主义怀旧中，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成为了一种精神依恋的对象和新乌托邦的来源，这种所谓的传统也构成了马尔库塞批判理论——一种试图与其所批判的技术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著名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那里，传统则意味着曾经的一种提供着理想沟通以及社会秩序之合法性共识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而这一基础的毁坏导致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构成其所谓交往理性之新乌托邦的也正是来源于对公共领域这一传统的追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泛滥的种种非理性的社会现象，自称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的贝尔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结构之间的失衡与矛盾的分析认为，传统的断裂带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正如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揭示的，贝尔也看到，一种传统的“宗教冲动力”曾为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提供了必要的道德约束，但又在资本主义经济极大发展后脱离了这种传统，从而使得文化上出现“非人性”的异化与危机。因此主张重新肯定宗教传统的价值，并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 从不同时期不同人对于社会的批判与传统的诉求中可见，传统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建构的需要也被赋予了多元的指涉。或许可以说，传统就是在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中被建构或发明的。

　　

　　（2）传统与民族主义

　　对于不少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似乎有两个显著的共同之处，一个就是从外部特别是由西方发达国家输入的外生型后发现代化，一个就是现代化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相伴而生；且鉴于复杂艰险的国际环境，谋求民族独立自主与繁荣振兴的使命也始终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现代化混合着民族主义可以称作是这些国家共通的一类意识形态。而对于传统的态度与实践也正是与这样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盛衰与共的。就我国经验来看，总的来说，对于传统的态度也表现出批判与诉求的矛盾性。一方面，如同西方现代化出现的情形，传统与现代两种秩序的对立使得反传统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初期。另一方面，不论是鉴于西方现代性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冲击，还是基于当前的国际竞争需要，乃至也是着眼于探索民族国家之独特发展道路，民族主义的关怀也使得维护和重建传统日益受到更多的重视与肯定。

　　在我国探索和谋求现代性的曲折历程中，对传统的批判也是现代所由诞生的一条必经之路。上世纪初，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伴随坚船利炮的入侵之下，一方面闭关自守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迅速瓦解，另一方面民族求变图强的现代化意识空前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被视同中国历史上之启蒙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进步人士看来，不彻底地批判传统与变革思想，现代先进文化与社会就无法得以生长和实现。而其所谓的传统就是阻碍着社会进步的腐朽没落的封建秩序与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尤其表现为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一套封建礼教体系。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中，儒家文化传统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众矢之的。虽然后来对这种反传统有称过于极端的批判之词，但其实，当时所批判和反对的传统确是一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形态色彩的儒家礼教传统，也或者说是一种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意识形态化了的传统 。可以说，现代化既是在反传统的批判声中起航的，也是在与传统的现实斗争中持续推进的。似乎在现代化这一民族国家的共同理想主导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也主要是作为一个反面角色而存在的。

　　然而，时至当今，我们已处于现代化的新阶段上，既可见有新儒家一派的积极作为，也不时听闻对重塑民族传统的呼吁，传统这个字眼重又在思想与话语多个层面中活跃起来。反思这种变化，可以说仍旧是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在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使得民族主义成为格外突出的一种意识形态 。如果说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持续的动力基础，那么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又需要传统作为其精神文化基础与支撑。并且民族主义的发展理想与愿望的实现也使得传统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不论是提升民族国家的竞争力与影响力以及奠定民族自我意识，还是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国际格局和谋求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西方式现代性弊病与危机重重的情势下，同时也面临现代性在本国所引发的多种困境与问题，要求探索本国乃至扩展至全球的现代性之未来道路的历史使命，皆促使我们再度返回自身去重新发现传统。显然，这时被我们重新加以寻求的传统不再是曾经被批判的那些带有腐朽封建意识形态性的传统，而是指向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那些标志民族精神的具有宝贵价值与积极意义的文化传统。在曾经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中，在外源的现代化的洗礼之下，我们的传统一度被认为断裂了。的确在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当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断裂。然而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统也只有在经受批判与考验之后在适应新形势前提下获得传续。就我们的儒家传统来说，曾经的意识形态批判也使其更加去伪存真，尤其在弥补现代社会道德与意义缺失的层面上显现出传统所蕴藏的宝贵价值。或许我们也看到这种传统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已难觅其显要地位，但事实上依然在人们的意识与行动中以微妙的机制发挥着作用。并且传统仍在持续的重新发现与建构当中。比如当前新的和谐社会的共同理想中就创造性地发展了我们既有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为民族发展所需同时也体现民族特色的精神传统之一贯性基础。

　　四、结论：两点启示

　　通过上文三个不同视角的探析，我们恰恰可以得出共同的结论与启示。主要有两点，启示之一即传统的传延与变革的辩证发展逻辑与过程。一方面，对传统的继承与传延是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文化累积的必然逻辑和客观事实。可以说，没有传统，文明与进步是不可能的，理性及理性的批判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并且，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都是传统延续的途径和方式。如某位学者所言，传统就是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对其我们可以批判和改变，但我们始终就是身居其中的一个链环。另一方面，传统的实质决定其也必然是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经受批判与变革的。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根源于人类为适应环境和满足自身需要进行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的社会选择的结果。实践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与传统相应的变迁。对于特定阶段上具有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意义的传统的批判和变革则是实现进步的必然要求与途径。同时去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不断的淘沥出其中常保生命力的作为人类文化之精华的传统。传延与变革就是传统存在与发展的必然逻辑与辩证过程。

　　

　　因此，我们在对待传统的态度和方式上相应的也须持一种辩证的原则。首先，尊重传统是必要的。从现代化这种意识形态及实践来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思维使得我们对于传统难免会有过激之处。这不只会存在于新社会诞生的早期阶段。实际上，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决定我们仍要持续的破除一些旧式的有悖进步方向的传统。因此，反传统的思维仍将存在。所谓尊重传统不是一味的肯定传统，而是说要审慎的对待传统，这也是针对传统虚无主义和某种与传统主义极端对立的现代主义而言的。此外，对于传统的尊重还意味着我们对于传统负有的责任。传统也是需要持续的建构与发展的，尤其是在意义失落与缺乏的现代社会中益发显示出价值光辉的那些传统。其次，对传统的维护与重塑也仍旧不能放弃批判。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重新找寻失落的传统也日渐成为一种需要。尤其是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我们也期望以此来奠定民族的独特自我与文化地位。也或还有一些被经济利益驱动的复古行为。但毕竟那些传统是与曾经的旧社会秩序相适应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在新时期对于传统的维护与重塑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其中包含着合理性价值因素就丧失了批判，脱离时代或对传统过分加以美化或一味的颂扬都难免迷失正确的方向，也不利于发扬我们的传统。

　　启示之二是，我们现时代所探求并欲重建的传统主要指向一种提供意义关怀及道德规范支持的精神信仰传统。几个角度的探析都显示出，对于传统主要是有两种指涉。其一是，现代化初始的社会激烈变革时期，传统多被特指为急欲推翻和摆脱的腐朽没落的旧社会之秩序与意识形态。另一就是，现代化的高级以及当前阶段上，传统又被一致指向一种富有意义关怀的精神信仰传统。而这种富有意义的规范秩序被认为是曾经我们所推翻的旧秩序的一个特征与优点。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传统多是指向曾经的宗教传统。在我国则多是说儒家传统。显然，当今时代对传统的呼唤是伴随现代性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必然现象。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文化上的危机已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中会遭遇的问题。传统的重塑成为不同民族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对此，各民族有着不同的传统资源及各自的优势与解决路径。相对来说，虽然西方宗教传统曾孕育了资本主义理性化与现代化的文明进步潮流，但文化世俗化的后果却注定打破和背离这种传统；而虽然我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曾被认为是阻碍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但相对来说，其某种世俗化的理性与品格却意外地顺应了时代现实，甚至也可能契合了正在日益显现的追求和谐的某种普遍趋势。

　　其实，我们所以探讨传统观问题，显然不只是为了端正和明确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与政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民族及现代性未来发展的关怀。我们的传统究竟会是怎样的，现代性的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的，传统之于现代性又有怎样的影响与意义，等等都是有待我们积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未来因其悬而未决以及多元组合之可能似乎是难以去言说的。可以想见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和背景下，各个国家的未来都是彼此联系的，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借鉴也是必然的。如同西方之现代性的普遍扩展，传统的重构也不只局限于本民族而必是多元融会基础上的。并且，传统与现代性始终是共同成长同时也彼此界定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未来的样子就是传统的逻辑与现代性之要求所达成的具体历史的统一与融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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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哈贝马斯 著，洪佩郁，蔺 菁 译《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于. 哈贝马斯 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程巍 著，《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康德 著，何兆武 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著，洪汉鼎 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卡尔•波普尔 著，傅季重等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丹尼尔•贝尔 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丹尼尔•贝尔 著，张国清 译，《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本文发表在《河北学刊》2009年第6期。发表时，由于篇幅原因曾被删去了文章开头部分和第一部分的第一段以及注释，这里恢复了原貌。）

　　

　　（责任编辑：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