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战略决战？就是指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通常表现为交战双方的主力会战，因为只有在会战中歼灭对方的主力，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战略决战就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正因为战略决战对战争全局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战争的真正重心所在，双方的军事统帅不能不全力以赴地为争取真正的胜利而投入这场斗争。又因为它是双方主力的会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是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阶段，在指挥上也是最不容易驾驭的时刻。

　　对军事统帅来说，战略决战是检验他的战略眼光、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以及决心和意志力的最好试金石。这里包括：他能不能总揽全局地正确判断客观战争局势的发展；能不能敢于在适当时机下常人难以决断的最大决心，排除种种困难，坚决贯彻实行；能不能灵活地应对战场上出现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重要变化，随机应变，及时调整部署；能不能巧妙地从战役的这一阶段向下一阶段发展，如此等等。可以说，战略决战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双方军事统帅指挥作战能力的较量。较量中孰优孰劣，空言争辩是没有用的，一切只能靠战争实践的事实来检验。

　　当然，战略决战的胜败不能单纯从军事这一个角度来考察，它通常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特别是由人心向背这一根本因素所支配，但军事统帅的主观指挥是否正确无疑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曾着重指出这一点：“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他还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他在这短短的一段话里连用了两次“决定”这个词，来加强语气。战争的胜败，从根本上说，自然取决于客观因素是否具备，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胜利一方各级将领、战士以及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有了这些条件以后，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是否正确，无疑可以起“决定”作用。

　　对抗双方的统帅，在战略决战中总是竭尽自己的全力进行较量。双方又各拥有一定的实力，力图取胜，否则也没有什么“决战”可言。这就使历史的发展显得波澜起伏，险象环生。最后，一方胜利了，一方失败了。双方统帅的高下和优劣，在这种全力较量的检验中，表现得远比其他时候更为明显。从而，能激起人们对研究它的浓厚兴趣。

　　笔者常感觉：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而研究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共产党，注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只把眼光始终对着其中的一个方面，就难以对那段历史有全面的真实的了解。

　　记得在高中读书时，课外看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它的《续编》。有一段话给笔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把］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这段话是60多年前读的，但梁启超所说的“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那几句话，至今不忘。

　　还可以打个比喻：看人下棋，一定要同时看双方分别如何布局，如何下子。棋局中变化多端，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还要看一方走出什么别人原来没有料到的一着棋时，另一方又是如何应对的，应对得是对还是错。这样才能看懂这局棋。如果眼睛只盯着一方的布局和下子而不看对方，那就根本无法看懂这局棋，甚至也无法真正看懂你所关注的那一方为什么胜利或失败。

　　在战争史中，双方统帅如何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如何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他们的领导能力究竟怎样，后果又是如何，常常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下面，就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三大战略决战中的作战指导，分别作一点综合的考察。

　　关于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不是军人。他自己说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他的办法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要投身到战争实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践中去，否则就谈不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是要在战争实践中用心去想，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用来校正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并且把战争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思索和解决，这就是研究战略问题。

　　陈毅曾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过这样的概括：“其特点是以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战争的实际，去发现和掌握中国革命军事的总规律。”

　　陈毅说得很对。实事求是，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在战争中，他总是力求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使作战的部署和指挥尽量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做那些实际上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凭主观愿望去瞎指挥，更不是只说一大堆空话。这是他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当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在战争中尤其如此。他清醒地看到：“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他对军事统帅如何才能正确地指挥作战的思考和实行过程作了具体而清晰的叙述：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这两段话是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而他在12年后的三大战略决战时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时也是这样思考和践行的。

　　正确判断战争全局的客观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到1948年8月，正确选择决战时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解放战争两年来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被大量消灭，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党当局正在考虑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的问题，但仍举棋不定。叶剑英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兵力还没有超过对方的条件下，综合各方面因素的考虑，下决心发动战略决战，需要有大智大勇。这也是蒋介石没有料到、因而在事先也没有作出应对准备、结果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重要原因。

　　抓住决战时机后，确定决战方向十分重要。既要全局在胸，又要正确地选择从何着手，接着如何一步一步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对军事统帅的指挥能力是一个重要考验。

　　毛泽东历来强调：“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他写道：“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怎样打好“第一个战斗”？毛泽东归纳了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

　　三大战略决战是从东北战场开始的。叶剑英描述了毛泽东的决策过程：“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决战首先从局部的形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作战方向确定后，为了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几乎都采取了奇袭的作战方法。正如《孙子兵法·九地篇第十一》所说：“兵之情主速，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如《孙子兵法·计篇第一》所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之。”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也写道：“军事计划不用‘奇袭’这把永远管用的钥匙，失败就可能接踵而至，不现实的想法是替代不了这把钥匙的。”这句话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

　　要做到奇袭，并不容易。怎样才能使对方“无备”和“不意”呢？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迅速，二是保密。有时还需要以佯动来造成对方的错觉。

　　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初战几乎都采取奇袭的作法，先从对方“不意”的要地突然发动强有力的攻击，在它的防御链上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使对方在部署和心理上都陷于异常慌乱的地步，再一步一步扩大战果，直到取得全局的胜利。

　　拿辽沈战役来说，锦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谁都知道的。但当时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和后方根据地都在北满，又采取了一些佯动，使国民党军误以为解放军会将进攻重点指向长春，而解放军主力却隐蔽地远途奔袭锦州地区，直到以突然行动包围义县并切断锦州同关内的陆路交通，才使蒋介石如梦初醒，慌忙地调整部署，陷入一片混乱。这可以称为奇袭。

　　再看淮海战役，国民党军原来判断解放军会从西侧奔袭徐州，解放军又以多路佯动，增强对方这种错觉，从而将李弥兵团西调，孙元良兵团北调，集中在徐州周围。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乘虚而入，隔断孤悬东侧的黄百韬兵团同徐州之联系，开始了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战斗”。这就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整个部署，随后，中原野战军同样乘虚而入，突袭宿县，切断徐州同蚌埠之间的联系，奠定淮海战役全胜的基础。这也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

　　在平津战役中，国民党军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东面，提防东北野战军主力大举入关，蒋介石还要求把部队东移津沽，以备必要时从海路南撤。解放军却出其不意地从西线打起，让原在归绥的杨成武兵团和原在石家庄北面的杨得志兵团分别迅速包围张家口和新保安，将傅作义的注意力吸引到西边，顾不上东线。而东北野战军主力又提前行动，悄悄地越过长城南下，分割东面的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尽管东北解放军不进行休整就开始秘密入关，但有如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陈伯钧所说：“这时我们对整个华北敌人的战略包围还未形成，我们在津塘方面的兵力还很不够，倘若过早对平津等地实行战役包围，对张家口、新保安、南口等地实行战役进攻，势必吓跑敌人，不利今后作战。除此而外，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后，部队由于连续作战未及休整，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关内，十分疲劳。”这些都需要有一定时间。因此，又采取“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这种战史上十分罕见的打法。在这过程中，也有许多奇袭的因素。

　　像下棋一样，下好每一步重要的棋，都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充分考虑这步棋会引起全局发生怎样的变化，乘势扩大战果，夺取全局的胜利。而在关键的地方，必须十分用心，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和切实的应对办法。毛泽东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下，三大战略决战不是分散的、孤立的、各自进行的三个战役，而是有着通盘筹划，一环紧扣一环，相互照应，一气贯注的完整部署。

　　对具体的作战方法，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军事原则。其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根本的方法。毛泽东很早就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这种根本的作战方法，在毛泽东指导三大战略决战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

　　拿淮海战役来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

　　那时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道：“参战部队加支前民工每日需粮数百万斤。加上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

　　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亿6千万斤。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军事领域内，他十分重视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们的意见，常同他们反复商议，认真听取并考虑他们的判断和建议。

　　以淮海战役为例：它的发动，起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向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第二天，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当华东野战军正准备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时，留在大别山地区的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1948年11月3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蒋军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一津浦路，怕我截断，……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引者注)主力似应力求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隔断孙(指孙元良——引者注)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面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第三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邓并告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引者注)电，提出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何者为宜，望酌复”。7日，粟陈张报告，“如中原军歼灭刘汝明部作战已经完成，则建议以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敌退路，使李、邱(指李弥、邱清泉——引者注)兵团不能南撤”。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两个电报，前一个电报，要求“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队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后一个电报更明确地指出：“齐辰电(指粟裕、张震11月8日电——引者注)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淮海战役的全盘战略设想，就是在中央军委同前线各将领根据实际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后确定的。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论道：“军委、毛主席善于采纳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及时修改计划，适应已经变化的情况，并再次重申给予总前委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引者注)‘临机处置’之权，这是淮海战役所以能顺利发展并取得全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情本来是异常紧迫的，但在决策酝酿阶段或情况许可时，毛泽东总是同前方将领反复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在决策已定而情况紧急时，又要求前方将领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这在蒋介石的作战指挥中是没有的。

　　中国共产党提倡：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三大战略决战过程中，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和前方将领间在这方面确实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这里还要讲一讲周恩来在三大战略决战中发挥的特殊作用。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担负起西北解放军的指挥工作，以少数兵力抗击胡宗南部队的进攻。周恩来便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那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了一支八百人的小队伍转战陕北。适应当时的紧张局势，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是毛、周、任三个人。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在他们转战陕北的一年内，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是惊人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三大战略决战时，中共中央已集中在河北西柏坡，周恩来继续担任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他的工作是最忙碌的。每晚都是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去睡觉，到上午9时又准时起床，一天不过休息5个小时。他和毛泽东住的院子靠得很近，随时见面，一有什么问题，两人就交换意见，商议解决办法。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曾访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清化。他说：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经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以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

　　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当时军事方面的文电来看，由于军情紧急，除很少数经过书记处五位书记共同商议后作出决定外，其他大多数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为中央军委起草发出的。发出时大抵是两种情况：一种，比较多的是在文电上由毛泽东或周恩来批有“刘、朱、任阅后发”，经三人圈阅后发出；另一种，军情特别紧迫时，就批有“发后送刘、朱、任阅”。由于文电都是毛、周两人共同商议后用军委名义起草的，不能说毛泽东起草的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见，只有周恩来起草的才是周恩来的意见。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究竟哪些意见是周恩来提出的，由于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商议，没有别人在场，现在已难以辨别，以后恐怕也无法再说清楚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军事从来不能同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分割开来孤立地考察。李德·哈特说：“胜利是累积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军事、经济以及心理皆有所贡献。胜利的获得，唯靠善用与整合现代国家中一切既存资源。成功则需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毛泽东在军事指导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把军事同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作出判断和决策。

　　关于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名军人，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在大陆期间，他任职最久的职务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很多人往往用“委员长”这个称呼来代表他。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但从他一生来看，长于政治权术，军事指挥能力却未见高明。

　　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7月9日问曾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过事、对蒋十分了解的周恩来：“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看法如何？”周恩来回答：“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周恩来叮嘱埃德加·斯诺：这次谈话暂时不要发表，因此没有收录在《西行漫记》中。)细看国民党各派的内战中，蒋介石先后打败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十九路军、陈济棠等，主要依靠的是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而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能力。

　　衡量一个军事统帅是不是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多变局势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他能不能对全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掌握，清醒地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预见到下一步可能的发展；第二，他能不能针对面前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而有效的决策，除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决不轻易动摇或改变，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忙于应付，也不会因某些次要情况的变动就轻易地一再改变决心。

　　从三大战略决战的实践检验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目光短浅，反复多变，被动应付，顾此失彼，而且始终自以为是，出了错只怪部下无能或没有执行他的指示。这些都是军事统帅的大忌，他在平时都有表现，而在辽沈、淮海、平津这些决定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暴露得格外突出。

　　可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大权却一直紧紧抓在他一个人手里，都要由他来作决断。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在1948年初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国防部实际上全由蒋先生负责，诸事殊乏分责之人。”

　　能对蒋介石的作战指挥有近距离观察的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被歼的经过时更具体地说：“先是蒋介石对解放军估计过低，将自己估计过高，幻想不增加兵力，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徐蚌段；继而见解放军声势浩大，战力坚强，阵地森严，非国民党军可破，于是决心放弃徐州，以仅有的残部保卫南京。等到徐州部队出来后，蒋又被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迷惑(误认为解放军撤退)，再改变决心，令从徐州退却中之国民党军回师向解放军攻击，协同李延年兵团解黄维之围。黄维兵团就是这样地套在解放军既设的口袋内，被重重包围，战力日益消耗，包围圈逐渐缩小。一直战到十二月十日以后，蒋介石才发现从徐、蚌出来的国民党军都没有击退解放军的希望，于是决心要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黄维则认为白天无法突围。双方争执到十五日晚，黄维见情势危急，于是夜间突围。黄维一经突围，在解放军的天罗地网下土崩瓦解，除胡琏个人乘战车只身脱逃外，全部被歼。事后蒋介石给我的信中，怪黄维不听他的命令在空军毒气掩护下突围，而擅令夜间突围，是自取灭亡。”

　　时任南京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海外口述的回忆录中说：“蒋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李宗仁又说：“凡是中央系统的将领都知道蒋先生这项毛病。他们知道奉行蒋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败仗，但是如不听他的命令，出了乱子，便更不得了。所以大家索性自己不出主意，让委员长直接指挥，吃了败仗由最高统帅自己负责，大家落得没有责任。将领如果是这样的庸才，当然不能打胜仗，而蒋先生偏偏喜欢这样的人。”

　　国民党军方在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的第九册“总检讨”中，在“野战战略”部分检讨说：“斯时国军中高级指挥机构，在考量匪我双方战力时，常以装备为评估战力惟一之因素”，“上下皆以收复或攻占地域为目标，主从颠倒，违背用兵原则。”而在“统帅节度”部分也作了多处检讨：“(一)过分干预下级，使下级无从发挥其自身指挥能力。长此以往，易于使下级逐渐失去自主及应变能力。(二)各地区战略构想及指挥，由统帅部决定，不易切合战场状况变化。故易陷于被动，尤其重要会战或决战指导，战机呈显之时间短暂，如等待上级决定后再采行动时易失战机。战场陷于危机时，若等待上级之决定，亦难以及时挽救。(三)统帅部所决定之各地区作战构想及指导，系基于上层人员之判断而产生者，与战场实际情况，难免有所隔阂，在研议过程中，亦不征询下级意见，又不重视战场指挥官之意见具申，故所决定之各案，往往与作战部队之实况及能力不相吻合，致战略难以取得战术之充分支持。”这里虽然都没有提蒋介石的名字，分析也有避重就轻之处，但由于蒋介石对军事指挥大权一人独揽，这里多次提到的“统帅部”的过失，其实更多地反映出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严重弱点。

　　郝柏村在解读蒋介石日记时写道：“剿共作战一直是蒋公亲自决策，两任参谋总长陈诚与顾祝同，只是执行蒋公的政策而已。”蒋介石最信任的陈诚对此也有抱怨。郝柏村写道：“蒋公与参谋总长陈诚间之歧见，在本日日记中表露。我以客观立场评析，主因当为蒋公对进剿作战计划批示过多，干预过细，将领不能不服从，陈诚亦然。当战事受挫，参谋总长责无旁贷，难免对蒋公抱怨，这是陈诚的个性。”可见，三大战略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战略指导的拙劣，其主要责任只能归之于蒋介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次严格的检验。可以看到，他的作战指导实在缺乏章法，并且严重地脱离实际，先是对战场局势缺乏客观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更谈不上对它的发展趋势有足够的预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明确而坚定的作战预案；临事张皇失措，被动应付，而又主观武断，甚至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中后期依然盲目地想同解放军在不利条件下“决战”；继而决心动摇，终致束手无策，多次慨叹“此事殊出意外”，只能“默祷恳求上帝默佑”。他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他已提不出其他办法，但他的主要军事力量既已失去，被他视为“惟一要务”的“阻止其渡江”又怎么做得到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发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可以说大局已定了。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