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于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和三大经济形态，当有三种不同的体现着人本身发展的文化形态。因此，可以提出“文化形态”这一新范畴。

　　现在史学界有三种提法：一是“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二是“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和转换”，三是“中国史学解释体系的建构”。这三种提法不同，研究角度也不同，但都涉及哲学方法论问题。

　　语言哲学中最先使用了话语和话语体系概念。过去，语言哲学界曾有过“什么是最基本的、初始的语言单位”之争：是语词，还是语句？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从言语交际的观点看，最基本、初始的语言单位是话语。话语总是说话者为了交际目的在特定环境中说出的，因此就要考虑到语境问题。

　　科学哲学中使用的是范式和范式转换。科学哲学家库恩把科学看做一定的“科学共同体”按照一套共有“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当已有“范式”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时，科学的常规发展会暂时中断，从而陷入危机，最终导致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在科学革命中，则将发生范式的转换和理论框架的改变。

　　哲学解释学力图阐明人类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德国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或解释者与他们所解读的文本之间，总有一段文化和时间上的距离，他把克服这种间距以达到真正的历史理解作为解释学的课题。伽达默尔把历史的演变、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者的自我理解联系起来的思想，是很有启发性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通常使用的是“概念工具”或“范畴体系”。恩格斯说，在理论认识中，应以“概念本身的研究为前提”。这就是说要对认识中使用的概念工具进行反思和分析。当然，完善和发展概念工具是手段而非目的，理论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加可靠和完整地把握客观现实，更加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然而，概念、范畴纯粹机械地堆积，并不能反映互相制约和转化的现实关系。只有通过概念、范畴体系，才能把复杂的现实关系完整地再现出来。因此，不仅要对每个概念、范畴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同时还需研究概念、范畴之间的相互转化和相互关系。

　　恩格斯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在当代中国，史学界要学习马克思“运用概念的艺术”。

　　第一，使用过去重视不够而现在仍然适用的范畴。

　　苏联哲学界认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是马克思的早期提法，“交往形式”等同于他之后使用的“生产关系”。因此，他们在讲唯物史观时不再运用“交往”这一范畴。这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所使用的“交往”范畴，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那样”。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局限于语言交往、精神交流的范畴；而马克思所使用的“交往”，则包括商品交换、贸易以及思想文化交流等一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马克思高度重视评价社会交往，特别是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对于人本身的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随着交往发展为世界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以民族为本位的历史也就日趋成为世界历史。

　　第二，需要对已有的范畴进行新的解释和规定。

　　关于实践概念，过去人们往往满足于这样的定义：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初看上去，此种定义似乎无可厚非。然而，一旦从这种简单理解去说明文化问题，就左右支绌了。实践活动对于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正是实践的文化意义所在，甚至是实践活动最重要的功能，而它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全面地理解社会实践，那么它既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又是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二者是辩证的统一。

　　第三，提出新的范畴。

　　马克思创立了社会形态学说，并以它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形态更替和发展的有规律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态”，是指“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其内涵包括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也经常使用“经济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这样的范畴，用来概括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意指由不同生产方式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认为，相应于马克思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和三大经济形态，当有三种不同的体现着人本身发展的文化形态。因此，可以提出 “文化形态”这一新范畴。

　　此外，建构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其一，哲学方法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确切规定它们的含义。伯特兰·罗素曾经指出：既然我们谈的是哲学的基本概念，它们也就是最难规定的了，而人们在研究和讨论问题时发生意见分歧，大都是由于他们对这些基本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史学中的情况也是如此。

　　其二，在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日益加强的情况下，须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某些概念、方法起初在个别科学领域中产生，尔后发现它们对其他科学领域也有意义。这样就发生了各个科学领域之间概念、方法的交流以及知识的移植。在建构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时，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概念交流和知识移植。

　　其三，建构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体系，既要深刻把握中国传统史学的话语，又要加强与国际史学界的对话和交流。一定要注意中国史学本身独特的范畴体系和精神特质，注意它和西方史学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话语体系。同时，又要积极主动地在国际学术交流和对话中，在国际史学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形成我们的史学影响力。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