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不仅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毛泽东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已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当代中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着力倡导和确立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培育了保证党取得胜利的良好学风。应该说在这方面的思想价值是具有更普遍、更重要，因而也更久远的指导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使中国革命面临着需要依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解决的各种复杂问题。同时，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多数的国度，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思想方法，也不能不影响党的队伍，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就是这种思想方法影响的突出表现。这不能不极大地增加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相联系。毛泽东紧紧抓住党内思想方法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这对于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确立并积极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把思想方法的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说，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一条思想路线提了出来。我们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加上当时中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党成立后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因此，同欧洲一些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中国党内不存在要不要革命和是否承认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同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占多数的特点相联系，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革命的问题凸显出来。党内一些同志虽然口头上、理论上也承认唯物论，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违背唯物论的。他们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这种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的严重后果。毛泽东紧紧抓住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同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对立和斗争，积极在党内倡导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但是，“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成现成的灵丹妙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力气地包医百病”。他称“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这就从确立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原则的高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由上可见，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对理论、对典籍的一种完全错误的态度。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应当看到，在苏东社会主义解体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有了很大的市场。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出现，使那些历史的短视者觉得需要另找出路，转而追求西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其实，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形势下，这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但是，他们那种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毫无疑义，反对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已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指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包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这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2]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是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3]他尖锐地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上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也就是他所说的“矢”和“的”之关系。

　　毛泽东是在党内主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同时也是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最热忱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他为了正确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毕生致力并倡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4]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在内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有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它，才能发挥它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也才能在实践中发展它。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5]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他认为，“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6]这就是说，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提高全党的工作水平和思想政治水平，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7]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那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8—9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8]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把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提了出来。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9]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10]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严肃指出：“许多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11]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

　　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从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

　　首先，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些原理和经验会长期起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正确的思想理论和经验总结，是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方面的规律性的认识，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和历史的延续性。拿民主革命时期来说，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理论所体现的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中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相关策略的思想；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思想；等等。这些都具有普遍的、长期的指导作用。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等方面的思想，同党在新时期的工作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例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从批评体制的弊端入手，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初步地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正如1975年邓小平在这篇讲话被整理成文稿后给毛泽东信所说的：“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又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而且他对这些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表现特点的论述，即矛盾的相适应方面是基本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时，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出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2]再如，毛泽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方针政策，如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中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少数民族工作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等，在新时期仍然在继续贯彻，起着指导各项工作的作用。

　　其次，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基本点。毛泽东确立的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他倡导的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观点，转化为党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付诸实践，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三者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这是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这里要指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始终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解决好“矢”和“的”的关系。在他看来，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和革命行动的方法，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他引导全党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观点，深入考察客观实际，指导自己的行动。他十分鄙视主观主义的指导方法，严肃指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在一处读书批注中曾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他在另一批注中又明确指出：“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13]这些告诉我们，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又是检验和发展理论的重要依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思想方法论，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则是这种思想方法的具体的、鲜活的体现。这是毛泽东思想具有伟大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将长期指引我们正确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再者，毛泽东思想是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和重要成果，它的长期指导作用也表现为党在理论工作中坚持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必须珍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这就为党在理论工作中坚持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恩格斯在1887年就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毛泽东思想同样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科学体系，为尔后在新实践基础上的发展开辟道路。党的十五大报告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十六大又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这就正确地指明了源与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理论和历史的延续中，看到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 是大家十分熟稔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之，我们不要丢掉根本，又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态度。

　　三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依据当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任务，明确提出了现在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命题，为党胜利完成新时期的历史性任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而这一年召开的苏共20大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则是其始作俑者。对于苏共20大，毛泽东曾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样的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这正是这时毛泽东的喜与忧的所在。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说，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15]在这里，毛泽东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现在，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党的面前，毛泽东敏锐地提出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毫无疑义，这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究竟应如何实事求是地反映毛泽东倡导的这第二次结合的内涵呢？应当说，毛泽东在提出要找到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同时，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而后者，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所以，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的探索有着明确的主题，这就是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相联系的。在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照搬苏联”。毛泽东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6]建国初期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这种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这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7]这使得毛泽东等人对当时经济体制及管理体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发觉统得太死，不行，着手改进体制”。[18]这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新课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工作。这时，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我们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自己的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确了。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像毛泽东在这时探索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就是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现实出发，把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提了出来，并据此确立了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后来明确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应当说，这条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确立，对于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具有典型性的意义。

　　上述表明，毛泽东提出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经验。他在这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9]他以学习苏联为例，指明教条主义的危害。在民主革命时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毛泽东强调，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否则革命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同时他还强调，向外国学习必须要有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这就容易产生崇洋媚外、迷信外国的思想。毛泽东号召大家“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20]我们既要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又要重视和发展民族的东西。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创造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总之，“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上述这些重要观点，对我们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正确处理中国和外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外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探索自己的道路的同时，还努力探索一条能够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是毛泽东毕生致力于争取人民主权和维护人民主权的一大战略思考。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仅是初见端倪的时候，他就提出以民主新路来跳出“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支配；在为建国作思想上和政策上准备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并警示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这就实际上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1958年，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的时候，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防止“和平演变”的警钟。从这时起，他就把七届二中确定的防止腐蚀方针同防止“和平演变” 结合起来。在毛泽东看来，防止“和平演变”，实质上就是要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自身的蜕化变质。毛泽东一再指出并力图解决这一历史课题。虽然在探索如何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他对此始终保持的清醒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以及他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考，诸如要警惕和防止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防微杜渐、拒腐防变、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等等重要思想，仍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脱离群众，蜕化变质，防止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的滋生，是毛泽东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对此，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及时地通过“三反”、整党等斗争，制止住了这种腐败现象，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党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指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21]他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站在运动前列，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主动公开检查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为了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薄一波回顾这一斗争时曾提到，当时在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上，有同志考虑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他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写道：“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22]

　　在毛泽东看来，腐败现象本身就是和平演变的一种表现，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诸如贪污受贿、以权营私、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他极力寻求克服阴暗面的方法，并为此作了种种尝试，由于当时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甚至走向了反面，但他在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会使后人变得更加聪明。毛泽东在两大探索中所积累的正面经验及其在曲折发展中所提供的反面经验，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具有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的传统，我们正是通过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学习和比较，才获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今天，我们正面临由于苏东演变引发的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国内正进行的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两大探索的重大战略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其合理的因素，继续完成毛泽东提出的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5]《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第197页。

　　[7]《毛泽东文集》第5卷， 第261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93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1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10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1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421-4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84页。

　　[15]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1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742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8、743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190页。

　　[22]薄一波：《若干重大问题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2-153页。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