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是列宁在1923年1月16日和17日口授的一篇论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文章。文章写成后，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转交《真理报》编辑部，在同年5月30日《真理报》第117号上发表。原文无标题。标题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加的。

　　尼·苏汉诺夫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1922年柏林-彼得堡-莫斯科格尔热宾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札记》一书的第3卷和第4卷中，苏汉诺夫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作为唯一的论据，否定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也是当时第二国际领导人对俄国革命所采取的共同立场。

　　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通过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对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导人关于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论点做出了总结性的答复。在文章中，他创造性地论证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批驳了那种把西欧发展道路固定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

　　由于列宁当时在病中，他口授的这篇文章是很简短的，但是由于它回答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崭新的关键性问题，因而在理论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列宁阐明的有关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捍卫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在今天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争论

　　1.苏汉诺夫等是怎样否定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直到1913年，它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42.1％，农业占57.9％。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争论。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伯恩施坦就认为，由于俄国的“农业还占优势，工业也刚刚拥有就整个说来很少受过训练的工人阶级”，因此“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根本够不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考茨基更认为，俄国在民主革命之后必须“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当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成熟起来”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在十月革命前也讲过，“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的面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雇佣工人构成居民多数时才是可能的”。类似的观点在俄国孟什维克内部占统治地位。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集中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列宁关于俄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即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在他看来，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此，俄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

　　总起来说，按照他们的观点，一个国家必须像西欧发达国家那样，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了，无产阶级成了全人口的多数并且成熟起来了，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他们并且以为，只有这样看问题，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2.苏汉诺夫等宣扬的是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由于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导人是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为了驳斥他们的有关论点，列宁认为，首先必须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究竟是怎样的。

　　马克思的确说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1](P287)这个观点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就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如果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就会缺少一种原动力，它的发生也就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赢得胜利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对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和文化的发展程度规定出绝对的标准，也没有说过工业无产阶级必须占到全人口的多数，不具备这些条件，任何国家都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如此，列宁在文章中说，固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但是“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并不是似乎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个革命就自然会发生了；这个革命是不是发生、能不能胜利，还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这一点，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从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证明。

　　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已经高度发达了呢？没有。德国是在19世纪30年代才进入工业革命阶段的。到1848年革命时，德国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工业中工厂生产的比重还不大，工场手工业和零散的小工业还占主要地位。德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1849年，参加关税同盟各邦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虽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是认为，德国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之后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

　　列宁在文章中讲到了马克思对德国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的看法。他特别指出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讲的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2](P548)这说明，马克思在考察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着重关注的并不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高度发达，而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即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在发动革命时，能不能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是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苏汉诺夫们这些“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怎样看待马克思的这个重要论断的呢？列宁指出，“对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像猫儿围着热粥那样绕来绕去，不敢触及”。

　　由此可见，苏汉诺夫们所宣扬的观点，即一个国家必须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了，无产阶级成了全人口的多数并且成熟起来了，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种观点，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而是他们附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东西，是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式的理解中推演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布洛赫的信中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2](P698)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本人，都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很清楚，无论是苏汉诺夫们还是考茨基们，尽管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把经济因素说成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这样，他们就像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了。[2](P696)

　　如果说，苏汉诺夫们用来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上述“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这究竟是什么理论呢？斯大林把这种理论称之为“被第二国际首领们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3](P202)这是很确切的。显然，这种被庸俗化了的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二、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马克思关于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在揭露苏汉诺夫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主义的歪曲之后，列宁着重对俄国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看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论证。

　　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是否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待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答复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咨询时，曾经从正面阐述过自己的观点。

　　1881年2月，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希望他能说明一下“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因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农村，当时还存在着农村公社。这种农村公社是必然要趋于瓦解，使俄国像西欧的情况那样走向资本主义呢？还是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在复信中说，他本人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因此，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他认为，由于农村公社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东西，俄国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所以，它使俄国“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其条件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1](P770)同时，革命以后的俄国必须对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采取积极的态度。后来，恩格斯又补充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P261)

　　尽管农村公社后来在事实上并没有能够成为俄国新生的支点，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即在一定条件下“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对于观察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2.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

　　俄国并不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考察俄国的革命问题，必须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列宁指出，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势必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所以，对于一个国家的革命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国际环境孤立地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4]((P115-116)这种情况，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就表现得更加明显。正因为如此，仅仅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3](P204-205)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得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而当时的俄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苏汉诺夫们在考察俄国革命时，只是孤立地考察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没有考察俄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没有考察俄国由于参加世界大战必然给革命带来的新特点。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尖锐地质问苏汉诺夫们：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俄国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即“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的联合，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列宁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制度，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发展文明；而不应当坐失历史机遇，照走西欧国家的固定道路，去容忍已经把工农群众逼入绝境的资本主义制度，待到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之后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列宁并不是认为，一个国家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它的经济条件。他讲过：人们常常说，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但是他们忘记了，战争使我们处于特殊的境地，与小资产阶级并存的还有大资本。”[5](P436)事实上，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6](P266)这就是说，俄国之所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不仅由于在当时俄国的阶级力量的对比方面无产阶级处于优势，而且也由于当时的俄国社会也已经具备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这里，列宁是否只是讲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并不认为当时的俄国已经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呢？不是。列宁明确地讲过：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就不能前进。[6](P266)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并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三、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1.“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不能把西欧的发展道路固定化、公式化

　　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做的论述，是同苏汉诺夫等人的设想大相径庭的。他们认为，俄国只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善于从实际出发来思考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把西欧的发展道路固定化、公式化了。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指出，无论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发展的固定道路，对于他们来说，对这条道路作相应的改变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他们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们只会盲目模仿，不敢离开西欧道路一步。似乎那个国家没有达到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那个国家就绝对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批驳他们的这种僵硬的观点，列宁引证了马克思说过的话：“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指出苏汉诺夫等人完全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思想。他们不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应当向书本学习，尤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向实践学习。不研究新的历史条件、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只是从公式出发，用一种固定的公式随处套用，想要得出对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就讲过，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可以不加分析地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那就会比解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而考茨基们和苏汉诺夫们观察问题的方法，就是这样。

　　所以，列宁告诫人们：“按考茨基思想编写的教科书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不过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当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

　　2.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的统一

　　在阐明了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之后，列宁进一步回答了怎样看待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即：这样做，是不是离开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它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一般规律和总的路线没有也不会改变。俄国所改变的，只是它的发展顺序而已。俄国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使社会文化水平提高起来，而后待到革命危机成熟时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抓住历史提供的机遇，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利用这个革命所创造的条件，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使生产力充分发展起来、使社会文化水平提高起来，从而使社会主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

　　由于苏汉诺夫们不承认历史发展的顺序可以作这种改变，列宁就质问他们：“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俄国是介于文明国家和东方国家即欧洲以外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国家，它就能够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从来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世界各国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它在特定国家及其个别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的统一。

　　还应当注意到，尽管列宁认为俄国这样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困难得多。”[7](P352)他强调，“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7](P364)发展顺序的改变，归根到底不仅并没有改变、而且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个一般规律。

　　历史表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阻碍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正是依靠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世界的第二强国。这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所阐明的上述观点的正确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四、关于东方国家的革命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1.东方国家的革命将“带有更多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和具体道路将会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列宁在指明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之后，进一步指出：“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因为俄国与西欧国家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不同和其他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它们的革命进程就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那么，对于许多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国家来说，它们的革命将“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对于这个问题，1919年11月22日，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作了比较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东方大多数民族的处境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还要坏”。因此，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人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实践为根据，适应欧洲各国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你们必须找到特殊的形式，把全世界先进无产者同东部那些往往处在中世纪生活条件下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起来。”[7](P79)

　　列宁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人所讲的这个原则，对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是适用的。实际上，对于东方国家来说，不仅只有首先进行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那里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都将带有各自的历史特点。

　　所以，我们在研究近现代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时，必须注意考察这些国家的历史特点，注意认清这些国家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个问题。

　　2.坚持列宁的思想，反对庸俗生产力论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所阐明的观点，对于正确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澄清在这些问题上的某些思想混乱，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论战开始，在长时间里，一些论者都是以考茨基等人鼓吹的庸俗生产力论为武器，来否定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所作的社会主义选择的。

　　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中国来说，像西欧国家那样，首先使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起来，而后再进一步考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8](P1471)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容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丧失它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并在国际上增加一个竞争对手。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后不停顿地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9](P389)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的观点同列宁《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阐明的思想完全一致。不仅如此，他还总结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对这个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即发展。他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10](P132)“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10](P131-132)这个一般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也是适用的。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观点同列宁、毛泽东的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1977年10月，他在同加拿大林达光教授夫妇谈话时说：“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我们采取了和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11](P223)所以，科学地理解和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生产力论的界限，这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这个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基本问题的重要思想前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网编：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