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要深刻领会提出这一时代课题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全面把握其内涵和实质，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艰苦努力，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

　　一、党提出这一重大而紧迫时代课题的必然性

　　阐述这个“必然性”，也就是阐明今天我们必须而且有条件来回答这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1.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党的文献用“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加以概括，这是非常精练和准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到2010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折，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利于发展的新的体制机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日益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不断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大局稳定。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一系列保障条件如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得到进一步加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作为这一切巨大变化在理论上的反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所指导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肯定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这就合乎规律地提出了如何使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与我国的经济政治地位相适应这个重大课题。

　　但是客观地说，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还落后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还不能完全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的历史性变化。一些人仍然习惯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习惯用西方话语来解读我国丰富多彩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更有甚者，这种倾向还得到一些规章制度的支持。

　　2.这是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十分重视不断增强自身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因为理论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从宏观上讲，我们党成立90多年、在全国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

　　从微观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变革和发展相适应，涌现出许多经典理论名句。这些句子言简意赅、内涵丰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比如：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才是硬道理；执政党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为我们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一些人对这些丰富多彩的话语不感兴趣，甚至熟视无睹，热衷于西方的范畴、公式和观点，热衷于发表让人看了以后滿头雾水的文章。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盼相去甚远。

　　二、党提出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历程

　　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作为完整的时代课题虽然现在才提出来，但是我们党在为实现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回顾这个历史过程，对于我们全面把握打造并形成这一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以及这个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实质，对于我们回答好这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1921年，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潮流相结合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一成立就面临两大历史任务即两大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党在为实现两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的过程中遇到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如何对待西方思想文化这三个重要问题。当然，由于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和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不同，从而正确解决这三个“如何对待”问题的轻重缓急也不尽相同。

　　中国共产党人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能完成党的第一大历史使命的。1921年中国诞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开始了民族独立和复兴道路的探索进程。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和“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把革命成果损失殆尽，这是极其惨痛的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反对党八股》再次强调：“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学风属于思想路线范畴的话，那么他提出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则属于文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与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相适应的话语体系。

　　邓小平也很重视提倡与正确思想路线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还存在的由于思想僵化带来不好文风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江泽民既重视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又强调这种学习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立足于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他指出：“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页）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国外，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学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04年5月29日第1版）2004年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工程、生命工程、基础工程。党中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为重要使命，再次提出了打造并形成中国话语体系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三、全面把握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内涵和实质

　　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其内涵和实质就是要正确解决三个“如何对待”。如前所述，我们党正确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过程，终于形成了今天成熟而又正确的认识。我们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与正确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情形类似，正确解决其他两个“如何对待”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

　　1.从党自身的认识看，“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延安时期是党告别幼年进入比较成熟的时期，也是党能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上书，第708页）此前，毛泽东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同上书，第533页）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存在于党内一些同志身上的不良倾向，即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还是漆黑一团”。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虽然受到干扰，但从总体上看基本坚持了正确的认识。随着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尤其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把孔夫子视为复辟封建主义的总代表，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原先党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并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一令人鼓舞的口号。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五大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党的十六大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包括中华优秀文化在内的文化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党的十七大全面论述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且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这些阐析把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境界。

　　2. 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作为现实而尖锐问题提到我们党面前，应该说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在我国的讨论由来已久。清末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极具争议的命题，争论最为激烈的一次要算是新文化运动。从党自身看，民主革命时期党还处在战争环境中。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想对外开放，但西方国家不让我们开放并且封锁我国。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之时正逢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到来，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指我们碰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全方位开放的条件；挑战是指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今天回过头来看，党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上有两条基本经验需要加以坚持和弘扬。一是解放思想。实行对外开放之初，党内外担心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有之。邓小平明确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对兴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在当时各种议论中有一种典型的说法：“深圳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颜色了”。而邓小平的回答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变！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关于这一点，胡锦涛总书记在7.23讲话中特别给予肯定：“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实事求是。我们党已看到对外开放有风险、有消极东西进来，但我们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认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党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指导，有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就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8页）他还认为，在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向全世界宣示：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党在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上更加全面，也更加自信。

　　四、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需要正确处理若干关系

　　应该看到，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是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虽然已经破题，但还要做许多工作。总结以往经验，面对当今现实，当前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提升硬实力与打造软实力的关系。在综合国力方面，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综合国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硬实力由经济力、科技力和军事力等构成。在这些要素中经济力是基础，是硬实力的重中之重。新中国已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从原先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展仍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战胜各种严峻挑战，靠的是发展；各领域取得成就和进步，靠的是发展；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靠的是发展。发展经济对于提升我国硬实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我们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不断打造与我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世纪之交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败教训告诉我们：只有硬实力而缺少软实力，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都是不行的。美国著名学者、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和对外政策。约瑟夫•奈把文化摆在软实力来源的第一位，是有见地的。前已论述，我们党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申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也就是要不断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而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则是提高文化软实力极其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提升硬实力与打造软实力的关系。

　　二是不断增强话语体系的国内影响力与努力扩大国际话语权的关系。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对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吸引力、亲和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进群众、影响社会，发挥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需要克服的不足。前已述及，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中涌现出许多鲜活的经典理论名句，这些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党的创新理论对于人民群众具有吸引力与亲和力的有力佐证。《理论热点面对面》等通俗理论读物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这些理论读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与时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一些人没有立足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一些人对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社会转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感兴趣，在电脑上闭门造车或热衷于“制造”自己科研成果的量。总之，他们的研究还落后于当今时代的伟大实践。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亲和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应该承认，在国际话语权方面仍然是“西强我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还相对较弱，这与我国在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地位很不相称。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扩大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因此，要善于运用国外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和手段，努力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不断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在国际上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三是克服“外来教条主义”与克服“新复古主义”的关系。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属于意识形态建设范畴。讲意识形态建设就不能不讲反对片面性，克服错误倾向。长期以来，我们反对和批判的主要是存在于党内和队伍内部的教条主义。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外来文化越来越多地传进来，其中当然包含人类文明成果，我们要认真吸收和借鉴。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对外来的东西顶礼膜拜的情况，尤其是热衷于简单套用西方的范畴、理念和结论，习惯于用西方话语来解读我国丰富多彩的发展实践。这就是“外来教条主义”。对此，如果不加以克服，后果是很消极的。这里涉及语言与话语权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因此，语言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同其它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由语言构成的话语权则是有阶级性或带有阶级性色彩的。因此，对西方话语决不能简单照搬，也不要一概拒之门外。正确的做法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

　　一种情况是可以借西方话语的“外壳”为我所用。比如，宪法是西方资产阶级先搞起来的，法治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话语。而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有宪法，也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另一种情况是可以赋予某些西方话语以新的涵义。比如，人权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提出的口号。虽然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经常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赋予人权以新的内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我们党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人权首先是指生存权和发展权。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都有关于人权的规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些西方话语有其特定的涵义，与我们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类话语，我们既要指出它的实质，又不必予以采用。比如，“私有化”，即主张全部资产私有化。这与我们说的进行国有资产经营“民营化”的改革，大力实行股份制和进一步鼓励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根本不是一回事。还有“文明冲突”，绝不仅仅是对当今文明状况的概括。它包含着西方对文明类型的划分和理解的固有范式，这种范式是排斥我们所倡导的文明多样性和各种文明可以兼容发展的，同时有贬低包括儒家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含义。因此，若不加甄别轻易使用这些西方话语，只会引起思想和语义上的混乱，有百弊而无一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西方的话语确实是难以解释我国丰富多彩的改革和现代化发展实践的，简单地搬用，只会产生削足适履的消极后果。

　　在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复古的主张及其代表人物。这些事与人大多落了个昙花一现的结局。“新复古主义”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过分拔高传统文化或其中某些内容的主张和观点。对于这些片面观点和错误倾向如果不加以克服，其后果也是很消极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但是“新复古主义”主张把儒家思想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误导。

　　当今时代，思想文化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构成呈多元、多样、多变的状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我国指导思想只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的根本原则。只有坚决克服“外来教条主义”和“新复古主义”，才有利于打造并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体系。

　　（作者：严书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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