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讨论也比较激烈。其中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学习，当时俄罗斯在转轨阶段和转型阶段处理的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采取了最简洁最迅速的办法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现在应该采取这个路径，是比较合理的。

很多分析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中国的）都提倡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必须要放弃以前对市场的这种约束，放弃这种国企垄断，这样的话中国才会尽快地摆脱现在的困境，不然的话中国将会陷入滞涨和衰退。

中国35年非凡的快速发展现在确实遇到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前边那种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前面那种观点去分析，中国需要采取俄罗斯那种方式去改革，放弃国企，放弃现有的对市场的约束制度的话，中国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这种错误的认识，我认为首先人们认为俄罗斯采取这种方式是对的从而向它学习，忽略了一点，其实俄罗斯在1991年前后采取的经济改革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俄罗斯采取的改革是听从了很多西方的建议，其中主要的观点或者建议就是要采取自由化，采取迅速和垄断的私有化，那么从1992年开始整个这种变革中很多人都想知道在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国家应该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或者采取怎样的策略。可能俄罗斯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没有采取一个没有追求市场化或者说把经济朝一个健康发展的路径上指引的办法。那么这种转型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后苏联时代这种经济的整个路径和过程是衰退的。按照数字算，1998年俄罗斯的GDP比1990年下降了42.5%，接近了一半。我们再看真实的历史数据，从俄罗斯开始转型到后来的1998年之后，每年虽然在增长，但基本上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直到2007年它才恢复到1990年的GDP水平。也就是说在这17年里，俄罗斯的经济实际上没有持久性的增长。从一些具体的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的失败之处。首先在转型之前俄罗斯经济是多元化的，转型之后从多元化的工业基础的经济转到一个经济增长依赖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从现在数据上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的矿产出口占其出口量的70%，而它的工业品出口只占到不足4.5%，所以说俄罗斯在工业经济进程中大大后退。这种转型的恶果还可以从具体数字上看到。2008—2009年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俄的打击十分沉重，是受打击程度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2009年GDP增长率下降了7.8%，中国同时期GDP增长率是9%，从200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确实出现了增长，但属于温和型增长，增长率在3%—4%。这个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随着现在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俄经济又出现衰退趋势。俄罗斯用自由市场方法开始转型，实际上允许投资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方面出现下滑，统计数据显示，1992—2010年俄罗斯人均病床数下降了30%，同一时期高等学校入学率下降了20%多。2000—2007年俄用于研发的投入和科研的人员的数量不断减少，尽管这时期由于石油价格上升俄的经济在增长。可以看出，俄的改革结构与科威特这个小国变成一样的经济结构了，但是俄的人口是14300万人，比科威特多得多。

二、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式的转型与俄罗斯有很大不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由化进程是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逐步开展的。大公司的私有化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中国政府对转型过程进行了一个严格控制。对于世界接轨的市场采取了明显管制。作为经济的一部分，银行还是由国家控制的。中国的转型策略是有效的，没有出现长期衰退，而是3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种发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发展，按照经济历史发展进程，如果低收入国家想要达到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些政府的指引。这样说来，银行体系必须把信用发展指向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而不是把信用指向当前最能带来利润的部门。所以银行进行核算时要考虑长远发展而不是短期利润最大化发展。资本流入更需要加以监管和约束，这样才能保证资本流入国家长远发展来看最需要它的部门，不会制造经济的动荡和货币的不稳定。这种目标的达到必须要资本流动受到约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现在中国政府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这种管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还是有利的，当然它客观上还是会带来不小的麻烦。以我个人为例，我在中国讲课，课时费要支付人民币，我的收入客观上在汇率转换时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支持中国政府的管制。

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工业企业发展来讲做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工业企业往往需要大规模的生产。只有一个有效管制的政府才能把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好。比如说交通运输、电力、通讯，这些部门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讲都是重要的。

在1978年中国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一些西方学者建议中国应该采取更积极更迅速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同时政府应该放手让经济去自由发展，不应该去干预经济。但是中国选择的路径确实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因此，世界银行也是在1996年发布了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被夸大的。现在看来这个报告还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是实打实的高增长。1978年跟中国建议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的学者专家们现在依然跟中国政府建议，要想实现持续的增长，就必须实施更加彻底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根据历史进程，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人当年对中国的判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错误，现在对待他们的言论我们依然应该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保持怀疑。

现在我们谈一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中国经济在增长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很严肃的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对待这样一个大国，它不可能无限地发展，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模式去发展。现在中国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下滑趋势。在中国1978年以后的发展阶段初期，国内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1988年，家庭增长是以年均10.6%的速度开始的，这个超过了中国GDP每年10.1%的增速；1991—2011年，家庭消费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同时期投资驱动非常快，投资型驱动明显。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20世纪70—80年代始终在50%以上或者50%左右，然后是一个逐渐下滑而且是稳步下滑的趋势。中国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80年代有些波动，但是还相对平稳，然后出现了一个下滑，然后又逐渐出现上升的势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是平稳的。

中国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从外贸和投资都变成了驱动增长的主要部门，同时期2001—2007年家庭消费所占比重只能达到GDP增长的2/3左右。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投资出口占GDP比重已经达到38.4%，这个规模对一个小国来讲是正常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这个比例明显过高。同时期，中国家庭消费所占比重已经从80年代初期50%多降到了36%。2008—2009年这个世界性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开始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打击。后来中国恢复得很快，主要原因呢，是尽管中国在出口方面受到的打击比较严重，特别是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下降得很剧烈，但很快国内投资的增长取代了对出口的依赖，中国经济开始恢复，2009年中国外贸所占比重下降到26.7%，同期，中国的投资上升到46%，这是一个很高的水平。总的来说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复苏的战略还是奏效的。2009年如果没有投资的话中国的增长率已经趋近于零了。投资的刺激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10%左右。同时期欧美采取的策略非常不奏效，他们的经济都陷入了非常深入的衰退之中。这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体现在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上。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对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有价值的，包括城市的地铁和高铁系统，我也很有幸体验了一次。这种投资对中国经济多年以后的发展非常有益处，这种超过45%以上的很高的投资比率不会持续很久，长期来讲是不可持续的。总会有一天经济会出现产能过剩，现在中国就已经面临这种问题了。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一种能使经济持续增长的方式或者策略。分析家经常引用这样一种说法，贫富差距悬殊的快速增长会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严峻挑战。事实上贫富差距与不公平的增长和经济的持续性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通常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是基尼系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尼系数是非常低的，低于0.3，到了90年代，开始上升，一直升到2012年的0.47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不平等的现象，这个系数的水平值和美国非常接近。如果收入的份额从位于底层的和中产阶层的人口向富裕人口转移，国内消费占GDP比重必然会下降。当富人把钱用于消费时，他们用于正常物品的消费数量要比低收入和中产阶级用于消费正常物品的数量要少得多。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收入不平等开始上升，中国要想维持高速增长，必须找到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想通过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来维持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必须找到其他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首先就是转移到投资为驱动的渠道上去，然后又是外贸加投资为驱动力的增长模式，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贫富差距加大和不公平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为什么在9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不平等的事情，应该说随着自由化的逐渐开展，或者在经济私有化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所以出现这个结果，部分原因是政府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对自由化和私有化带来的不平等进行足够的约束，2000年以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实际上收入不平等这个事情在很多国家已经发生了，自由化和私有化与收入不平等的矛盾关系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了。比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收入不平等还是很严重的，8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大幅度削减了对经济的约束，市场变得更加自由，很多公共服务设施或者说公共事业已经完全私有化了，在此之后美国也出现了长期的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实际上美国的数据更能说明这个问题。2007年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最富有的美国人口所占比例是23%，与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这就上升了很多，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人口比例只有10%左右，这个时期恰恰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比较明显的时期。

针对中国收入不平等这个事情实际上学者们争论很多，如何解决？有些人认为解决它主要是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然后对市场实行更彻底的自由化。事实上这和现实恰好相反，这种政策只能加剧不平等。比如说，企业里最高管理层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在国有企业里明显要比在私有企业里差距要小得多，很显然如果我们继续采取私有化的话，收入差距会一下子被拉大，不平等必然会出现。有些学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收入太高啦，这也是前一阵我跟一个中国学者讨论问题时他提出的观点，这个学者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比私企工资定的高得多，这样就带来一些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我看这个问题正好相反，不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把工资定得太高了，而是私有企业把工资定得太低了。最近我和三个中国博士生做的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水平是能够维持一种体面生活的最低标准，相对而言中国私有企业平均工资标准只是这个最低的体面生活水平工资标准的1/3左右。我认为中国想维持一个持续的高增长是有可能的，条件是必须使居民消费需求市场快速的增加，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占GDP比重从现在的30%多要回升到50%左右，这种消费占比的增长就需要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收入分配的二次转移。也就是从富有的人手里转移到中层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手里。这种变化就会使中国的增长基于一个以国内需求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而取代那种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出口模式。这个过程需要把财富从富裕阶层转移到其他阶层，完成这个过程必须依靠政府对整个市场的管理和干预，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比如，设立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使工会更能代表工人跟企业所有者对工资进行议价；提高对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投入和公共物品的支持，这才能减少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愿意减少消费的高储蓄率的动机。这种转移支付的办法肯定能够从很大程度上直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同时减少居民家庭对储蓄的依赖，刺激消费。我也听到中国学者跟我谈到中国家庭现在面临的三座大山：教育支出、养老支出、医疗支出。

三、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刚才提的问题没有涉及环境，现在我要着重强调一下，如果想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对环境问题加以足够的重视。

要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变化需要这些条件。最主要的条件是中国必须适度的修正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从而对国有企业逐步私有化的混合所有制模式，同时维持现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有经济为主导，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模式。从现有模式向完全自由化私有化市场模式发展可能会阻止中国经济转向稳定发展。所以我认为那些认为中国必须要完全快速实现自由化和私有化，迅速减少政府干预的观点是错误的，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是有害的并造成很多威胁。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共在进行改革策略研究的时候他们一开始提议并不是完全迅速的私有化，他们一开始所设计的方案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及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并存的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改革方案。在这种方案里国有企业仍需要在经济里起主导作用，但是过了几年一些利益集团对现有的温和政策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必须采取迅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国有企业的彻底私有化。后来政治结构的变化使得执行第二个观点的人上台了，于是他们采取了这种彻底的迅速的改革办法，这种办法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中国现在实际上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听到这些长期以来倡导只有彻底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避免中国经济的衰退，如果这些声音取得了主导地位或者他们的政策占了上风的话，那么结果必然是走向他们所期望的反方向，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经济增长会停止，政治不稳定会出现。另外，如果中国能够维持目前这种混合增长方式，同时进行一定修正的话，当然这种修正要保证改革发展的成果能在全体社会成员内共享，中国增长还会持续。

来源：摘自徐传谌主编《国有经济评论》2015年3月第7卷第1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4月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