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他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中华文明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

　　一

　　众所周知，我们现在使用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lizo”，有“开化、教化”之意。“Civilizo”又由拉丁文“Civis”一词演变而来。“Civis”意为“公民”，与城市有关，主要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公民。他们与生活在乡村的居民（Rusticulus）形成鲜明对照。一般而言，古代文明以国家的出现为标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但是，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古代文明大多只局限于本民族或狭小范围内，相互间的交往较少，文明间的隔阂极为明显。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文明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建立并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世界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格局的剧变吸引了西方众多学者从事西方和非西方关系的研究，从事文明或跨文明现象的研究。因为，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那些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比如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不过，西方人在充分展示西方文明成就的同时，滥用“文明”的行为也比比皆是，“比如很多丑恶现象仍能堂而皇之地容身于‘文明’，而在‘文明’论说中夹带‘西方中心论’私货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文明等级论”和“文明冲突论”就是“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等级论”兴起于19世纪前后的欧美学术界。这种学说以西方自称的“文明”为标准，将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划分成三六九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适用于西方殖民统治的学术与知识体系。“文明等级论”主要分为“三级制”“四级制”和“五级制”三种类型。“四级制文明等级论”是上述三种类型中最为典型的一种。

　　所谓“四级制文明等级论”，就是将当时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划分成四个等级，再分别把它们冠以野蛮、蒙昧、半文明和文明四种名称。其中，“处于野蛮状态下的人们，几乎完全靠狩猎、捕鱼和土地上的自然物为生……纽荷兰(New Holland)以及邻近岛上的土著、非洲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野蛮人。”稍高一等级的是:“处于蒙昧状态下的人们，主要以放牧和经营一些粗放的农业为生。中世纪的整个欧洲均处于这种状态。现在，非洲的摩尔人、阿拉伯人、马来人和中亚、北亚的居民都处于这种状态。”再高一等级的是处于“半文明状态下的人们”。在这里：“农业和制造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但对外贸易极为有限。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和中国属于这种状态。”在“四级制文明等级论”中，“文明状态”属于最高等级，被称为人类社会最进步的形式。此类状态主要“存在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美洲的由欧洲人定居的一些地区”。欧洲列强常以“文明等级论”为依据，依靠武力建立殖民地，打击世界上其他被其视为“落后”状态的文明，并通过教科书、国际法条例向世界尤其是殖民地宣传和输出他们的价值和政治制度。“西方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成为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理由与借口。

　　20世纪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遭到沉重打击。阐发并剖析西方文明衰落的作品逐渐增多，要求平等对待非西方文明的呼声日高，“西方中心论”及“西方文明优越论”受到多方抨击，但其在世界的影响仍相当强大。

　　“文明冲突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1993年6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撰写的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其他地方的冲突》的文章，第一次提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这一针对性极强的话题。同年夏，亨廷顿又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他认为，随着世界的巨大变化，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人类之间的巨大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行为体，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他认为，以前发生在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纯粹属于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与现代世界的冲突完全不同。“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政治走出了西方阶段。西方与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此后，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通过这些作品，亨廷顿巧妙地把“文明”与“冲突”连接起来，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联系起来，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由七种或八种文明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政治结构和核心国家。这些核心国家对文明和世界格局的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亨廷顿看来，冷战结束后，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就是“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论”出现后，它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明显。

　　当然，从历史上看，无论“文明等级论”，还是“文明冲突论”，都与西方的核心利益有关，都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是对“文明”的亵渎与滥用，与文明交往的正常规律格格不入。

　　二

　　中国历来关注不同文明间的交往与交流。无论张骞凿空，还是甘英出使大秦；无论“世界之都”长安的繁荣，还是世界商人聚集之地泉州的兴盛；无论郑和的七次远航，还是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对西方知识界的重要影响，这些都是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产物，更是中华文明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古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在世界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文明史上交流互鉴的典范。古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间架构了一座联通的桥梁，极大地密切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加深了欧亚非各文明间的交往与交流。“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古丝绸之路发端于中国而成就于世界，它是和平之路，也是文明传播和互鉴之路。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不但记录了中国人的智慧，而且融入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创造，体现着文明交融互鉴的巨大价值。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最重要的艺术发明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马颈圈、改进的风磨和水磨，以及海船等。前三项乃是中国人极其古老的发明。欧洲人在中世纪做了改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的技术尤其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扮演了革命性的角色。火药炸毁了欧洲的封建城堡；指南针打开了全球性的航行；造纸术淘汰了昂贵的羊皮纸；印刷术使少数人掌握的文化专利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国的发明在世界多种文明的互鉴中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同理，外来的文明也不断进入中华，交往交融，推动并促进着中华文明的进步。距今4500年前，产生于西亚的小麦培植术等经中亚传入中国，大大改善了我国先民的生存条件。从那以后，小麦就成了中国人的主要粮食，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卓著。两汉时期，中亚“摩诃兜勒一曲”传入长安，融入中国传统音乐，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罗马治下的马其顿商队跨越崇山峻岭不远万里经陆上丝路于公元100年来到洛阳，受到东汉朝廷的高规格接待。明朝时期，美洲的玉米、马铃薯和甘薯种植技术通过印度、缅甸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引入中国，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食物结构，而且快速增加了中国的耕地面积。以前不宜耕种的丘陵、荒山都成了良田沃土。历史表明，交流是文明的本质。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正是在与世界多种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厚实。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世界文明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提出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在姹紫嫣红的世界文明中，充分展示绚丽多彩的中国形象，为世界文明增添了无数中国元素。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但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大国领导人的责任担当向世界提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等重大议题，而且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立足中国伟大实践，在深刻揭示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一系列深入分析，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独特看法和原则立场，并科学地阐明了下述论断。

　　第一，不同地区的人类文明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思想文化。”文明是民族发展之根，是民族生存之魂，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之基础。丢魂失根，丢的将是民族的精神，失的将是民族的命脉。

　　第二，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 “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 “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多样性是世界的客观存在，是世界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世界文明的魅力所在。

　　第三，尊重文明的差异性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世界各文明间的差异是多样性的结果，不应将其分为三六九等。“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在不同文明之间，应坚持美美与共，和谐共生，而不能唯我独尊，搞相互排斥和相互取代，不应贬低其他的文明和民族。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世界的文明是可以交流、互鉴的，这是文明的多样性决定的。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充满活力。“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文明。

　　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令世界为之振奋的新型“文明观”。他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体现的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坚守的是用文明交流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生。平等是文明交往的基本前提，互鉴是文明交往的本质属性，对话是文明和谐发展的基础，包容则是文明合作共存、和平共处的关键。“平等、互鉴、对话、包容”虽各有侧重，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世界文明观”从理论上阐明了文明的本质属性，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

　　总之，世界上的文明因多样而存，因互鉴而充满活力。洞察和研究世界文明须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文明观，深刻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盲从各种教条，不照搬外国理论，真正做到辨文明之真，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用文明的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以文明的共存互鉴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

　　（作者简介：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