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老问题，但也是至今仍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自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后，特别是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国内外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其与当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说法，从未间断过。诸如：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要“全盘西化”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讲不清论”;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社会主义”“变相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等。这些说法尽管一再受到批驳，但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犹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他还说：“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一定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彻底破除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盲目崇尚，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自信，从而更好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为了造福人民，在经济发展上始终体现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并推动其不断发展的主体力量。然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群众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不能真正享有社会生产和历史进步带来的文明成果。所以，强调以人民为中心首要的就是要使劳动群众翻身解放，保障和增进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的真谛。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最终将在全世界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秉持的基本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鲜明体现。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实质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也是区别社会主义和其他主义的分水岭。就发展为了谁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人民利益至上，坚持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就发展依靠谁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重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只有充分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引导和发挥好人民群众的智慧，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努力干事创业，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要以更好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已跃升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在我国改革开放起始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2亿元，2020年达到1015986亿元，是1978年的278倍之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只有381元，到2020年增加到72447元，是1978年的190倍。习近平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成就时指出，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坚持共享发展、发展为民原则，持续增加民生投入，居民收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持续完善，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快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民众的生命和健康蒙受严重侵害，而且经济遭遇极度衰退。而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中国积极统筹和推进经济建设发展，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并且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当代资本主义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发展形式

　　马克思在说明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展时，曾将人类社会演化进程析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个人全面发展”这样三种社会形式或曰三大发展阶段7。第一种社会形式包括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第二种社会形式是指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一种社会形式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发展形式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它“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在这些东西背后起实质性决定作用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从根本上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就是以资本积聚和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摆脱了旧有“人的依赖关系”的束缚，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但是却又陷入了“对物的依赖性”关系之中。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因此，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无不都受“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物的依赖关系”所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生活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得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可见，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发展形式，就是不断吮吸活劳动、增殖资本的发展形式，它不可能形成以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受“物的依赖关系”所驱使，仍以追求资本积聚和剩余价值为其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曾指出，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资本主义社会看起来是在进步，但“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在消费领域，同在生产领域一样，人们也是不自由的。资本家受获取最大利润的促动，不断进行铺天盖地的商品广告宣传和花样翻新的产品推销活动，以激发和打造出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和购买欲望。使得人们的消费已不只是为了获得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商品或劳务，而是为了获得某种时髦身份和新潮形象。这种消费已经偏离了人们实际生活需求的轨道。马尔库塞将这种消费称之为“强迫性消费”。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一种被社会驯化了的“符号消费”。由此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强化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

　　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形式，使它经常陷入经济困顿的陷阱。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遭受重创，陷入经济低增长、高失业的状态，政府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社会中下层民众不满情绪愈益强烈，普遍认为政府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银行家”,更不应该用财政紧缩政策让老百姓付出代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笼罩在怨愤之中，民众的抗议行动普遍增多。根据相关报道，自2009年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有数百万人参加的抗议行动频繁出现。他们打出的横幅标语上写着“我们不为危机埋单，不是我们制造的危机”,并喊出“把银行家送进监狱”的口号。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发展形式，西方学者也予以了针砭。2012年美国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克莱曼出版《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一书，指出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固有属性。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顽疾。资本主义是一个利润驱动的制度，高利润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但是这并不必然对大多数人有利。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科林·克勒曼在其2014年的《总论：从资本主义碎片中“打捞未来”》一书中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各种灾难日益频繁和严重，对人类文明的伤害也是毁灭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加速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维持人们越来越奢靡的消费欲望，对于未来的发展路径，似乎没有更多的出路和选择。人们被资本主义这个庞大的机器所绑架，面对的是其带给人类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诱惑和毁灭。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具有内在规定性的重要特征，可以说没有公有制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这是对共产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鲜明表达。《宣言》还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过去人们对这句话的实际含义关注不够，只是把它当作共产党人要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民族革命运动的一种行动策略来理解，而没有从所有制变革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和深刻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对此作全面和深刻的理解。其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或民族革命运动中，只注重夺取政权和改变统治政策，而不强调所有制的变革，特别是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共产党人却必须强调这一“基本问题”,这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民族革命的根本区别。其二，共产党人在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民族革命运动的时候，或许还达不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发展程度，也就是说，还不具备这样做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发展条件。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忘记致力于所有制变革这一“基本问题”,不能忘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应把支持和参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民族革命运动，看作是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推进过程和有利条件。

　　虽然现在我国还未达到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完全公有制的发展程度，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强调这一“运动的基本问题”。不能借口“发展程度”不高，而不搞公有制；也不能无视“发展程度”的局限，盲目地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而应切合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实际坚定不移地进行所有制的变革，逐步推进生产资料公有制建设。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实事求是地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理论中国化实践的生动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进而又特别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有所降低，但仍居于主体地位。现时期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与集体成分。在改革发展中，我国国资国企发展质量明显提升。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218.3万亿元和71.9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82.1%、80.3%。“十三五”时期，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4%、10.7%。2020年，国资系统有80家监管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公有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更大贡献。

　　现在国内有一种现象，就是一提国有经济，就将其冠之以“垄断企业”“效益低下”“既得利益集团”等污名，这是不公正的。国有经济承担着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包括促进共同富裕、优化生态建设、维护经济稳定、抵御各种风险、推动基础创新等。国有经济还是巩固和优化上层建筑的根本需要。事实证明，国有企业在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自主创新、重大工程建设、进口替代等方面发挥了特有的优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所以，那种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贬损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极力喧嚷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国退民进”的言论，是没有道理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私有制性质，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也在不断花样翻新，呈现出资本社会化的趋向，在过去家族式私人经济的基础上，逐步演化为股份制经济、国有制经济等形式，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也没有动摇私有制的根基。

　　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有人宣称的那样，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了。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加快资本积聚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更快更多地支配社会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更有利地攫取剩余价值。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在《人民资本主义是骗局》一文中，对雇员股东制的三种形式——企业储蓄计划、养老基金、期权股份作了分析，揭示了“人民资本主义”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工人和普通民众持有小额股份，既不可能使他们真正致富，也不可能使他们左右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资本主义国有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它实质上不过是全体资产阶级的共同所有制，其基本职能是为了更有益于实现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绝不能将资本主义国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个内在规定性：一是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并能进一步促进和创新生产力的发展；二是必须为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共有，并造福于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前一内在规定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形式共有经济的区别，没有这一内在规定性的共同经济不过是“寺院经济”。后一个内在规定性，划清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国有制的区别，资本主义国有制并非为全体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公有并为之而造福的。资本主义国家“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新自由主义强势推行，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强。有人大谈当代资本主义已不是私有制经济，而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只看到了它的某些表象，而没有透视其本质的说法。混合所有制经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其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剥削范围由资本家剥削一般雇佣工人，扩大到了资产阶级使用社会集资和国家政权等手段来剥削全社会多个阶级和阶层，甚至掠夺他国人民”。在当代，虚拟资本成为资本运行的普遍化方式，数字化劳动和数字化平台经济日益兴起。这种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正式雇佣的隐性劳动，它否认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存在隶属关系，宣称不存在对任何劳动者的权力压迫。但实际上它绕开了劳动契约对劳动者的传统保护，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拓展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关系，从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所谓平台经济也是数据资本主义的孵化器。劳动者不仅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工作场所中被剥削，同时在每一天的出行、购买、吃饭、旅行等各种私人化的活动中被剥削，如果说前一种剥削的是直接生产的剩余价值，后一种剥削的则是借助于个人在各色平台上的数据信息间接产生的剩余价值。人们正在遭受实体性资本与虚拟资本的双重操控。

　　因此说，当代资本主义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根基的经济本质不仅没有变，反而愈加强化，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所有者手中。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30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每年保持在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资本家的财富在100年里翻了7番，是开始时财富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增大了8倍；1%的人拥有超过90%的财富。这些数据“揭穿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社会极大不平等的根源，是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我国学者也一针见血地痛斥道：“资本无道。无休止的核武核电、无止境的利益利润，终究是威胁地球转动和全人类生存的定时炸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按劳分配原则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实施的必然性作过精辟阐述。实行按劳分配是一大历史进步，从根本上消除了在私有制基础上一部分人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不合理现象。按劳分配原则体现的是公平正义，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贯彻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同时又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一种必然选择。

　　我国之所以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首先因为，分配方式取决于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是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基础。其次因为，“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而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所以劳动仍是人们谋生和致富的最主要手段。这是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物质基础。最后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还会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存在着轻视劳动、厌恶劳动、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错误思想。因此把劳动作为消费资料分配的最主要尺度，就是要促使人们抛弃剥削阶级的旧思想，通过自己诚实而积极的劳动获得必要消费资料，进而发家致富。这是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思想基础。只有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才能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精神，更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我国也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非劳动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需要。一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经济形式投入的生产要素都需要通过适当的分配方式得到补偿。二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出现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承包制、租赁制等不同经营方式，因而也需要有不同的分配方式来保证其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各自的利益。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投入和使用都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进行的，都要遵循价值规律进行有偿使用。这样才能使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都得以合理配置，避免浪费，更好地发挥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要正确处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关系，首要的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不能变，并通过改革不断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同时正确引导和规范各种按非劳动要素分配的方式，使之发挥好各自的有益作用。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达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和保障。

　　当然，我国现阶段确实还存在分配不公、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贫富差别拉大等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分配制度不好。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各项体制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精准等造成的。我国正致力于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消除分配领域存在的不良现象。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改革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具体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2016年5月1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又强调：“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我们相信，经过不断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我国一定会逐步形成更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能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原则和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二)当代资本主义是以按资谋利为基准的分配方式

　　马克思说过：“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根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基础上产生的分配关系，其基本准则就是按资谋利。所谓按资谋利，表现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是资本家占有资本，从而掌握产品的分配权，拥有资本增值的全部收益；而雇佣工人不占有资本，也没有产品分配权，他们得到的只是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他的、维持自己生命的存在以便再为资本家提供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按资谋利在这里体现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和剥削关系。这种按资谋利表现在资本家彼此间的关系上，则是谁拥有的资本更雄厚，谁的经营势力会更强，从而获益便更多，否则就获益少甚至还有可能破产。所以资本家无不都千方百计增大资本规模，追求最大利润。这体现了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有人说资本主义国家也实行“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这不也是“按劳分配”吗?其实不然，这种工资方式只不过是资本家对工人实施的购买劳动力价值的支付手段的变换，是资本家为了迫使工人多干活、多创造剩余价值而采取的巧妙剥削手段。这与按劳分配把全体社会成员都作为劳动者、都按照劳动这同一标准进行分配，有着实质性区别。

　　资本主义国家在按资谋利之外，也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缓解社会购买力低下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抑制工人群众因极端贫困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反抗，从而维护资产阶级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以福利制度绝不是资产阶级所吹嘘的要消灭剥削和贫困的“收入革命”,而是按资谋利的补充形式。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并没有真正保证公平。英国《经济学家》评论文章指出，在西方富裕世界，最不公平的则要数财富转移——误导性的福利开支，社会开支往往很少用来为穷人雪中送炭，而更多的却是给富人锦上添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开支往往给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税赋负担。2014年7月10日，新西兰智库“新西兰倡议”常务董事奥利佛·马克·哈特维奇刊文指出，依据“纳税人联盟”的计算表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存在民众税赋加重的趋势，如德国1960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为28.2%,如今这一比重为31.5%。德国人的境遇在欧洲并非例外，这是绝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的现实，结果导致民众总收入和净收入之间的差距显著。哈特维奇认为，这是欧洲福利国家民众的“悲催”。

　　资本主义国家的按资谋利，必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各国普遍面临着经济不平等迅速升级的危险。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在2018年5月发表的访美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今日美国报》网站2019年4月17日和5月26日报道，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不断恶化，一些大企业和知名公司首席执行官不到一个小时的收入，相当于普通员工一整年的收入。MyLogIQ机构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的薪酬分析报告显示，有13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资至少是普通员工薪酬中位数的1000倍，最高的达到3566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时期。社会财富迅速向1%的美国人集中，他们还阻断了社会上升渠道，多元竞争性社会正在走向封闭寡头化社会；而99%的美国人不仅生活水准日益下降，他们还要为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经济凋敝甚至是金融危机买单。英国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称，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达到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已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之一。英国最富裕的5个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总额高达282亿英镑，比底层20%的民众收入还多出1亿英镑。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总财富是最贫穷的1/5人口的财富的20多倍。另据英国《卫报》一项调查显示，英格兰一半土地掌握在不足1%的人手中。可见，资本主义的按资谋利体现的绝不是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原则，而是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剥削制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把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特有之物。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不再有商品交换关系、整个社会生产都会有计划地调节和发展的思想，作教条化理解与简单套用的结果。由此脱离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建设条件和发展要求，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影响了生产力健康有效地发展，致使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长期难以摆脱经济落后贫穷的局面。中国自走上改革开放新征程后，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要重新认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重新认识这二者与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就此率先打破旧的思想和体制樊篱。他在1979年11月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1992年初他再次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0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即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经营关系竞争化。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各经济实体都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来从事经营活动。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具有自己的特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一般市场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表现。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都进入市场体系，适应市场化的经营要求，争取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最终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夯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全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尽管各类企业经营都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同时也都肩负相应的社会责任，要发挥最好的社会效益，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特别是国有企业要以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国有资本要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统一。市场经济有能够使资源合理配置、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加快改善民生水平和质量的优点，但是也有调节自发性、经营盲目性、逐利失德性的缺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同时要着力克服其缺陷。这就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要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这两方面的积极作用都运用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协调经济发展结构和优化生产力布局，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消费品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呈现出良好运营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当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还需要从广度和深度上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都能更好地发挥。既要进一步消除束缚市场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又要克服政府干预过多或监管不到位问题。实践说明，那种宣称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搞市场经济必须全面私有化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样，那种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应有国家宏观调控，而应实行完全市场化、自由化的观点也是不对的。

　　(二)当代资本主义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长期崇尚的自由主义经济传统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大危机，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经济酿造的恶果。为了摆脱这次经济危机困境和防止类似危机重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行主张加强国家经济调控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但是到了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陷入了新的“滞胀”危机状态，凯恩斯主义失灵，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乘势而上，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理论。它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所推行的经济变革政策，以及在美国政府和某些国际金融机构推动下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为行动纲领，掀起了一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之风。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要内容和特征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所谓市场化，就是认为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它能自行实现资本、劳务、产品等市场供求均衡；主张整个经济运行活动都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谓自由化，就是将市场调节的自发作用和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利奉为至高至尊的信条，认为完全市场经济是人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人的充分自由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主张放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所谓私有化，就是视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永恒合理的经济制度，极力维护和推行彻底的私有制，把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业都推向私有化；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率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使个人和社会的生产和发展的能量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而且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迅速向其他国家扩张。

　　然而，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打造的经济神话很快就陷入了窘境，其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而且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问题。2008年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受这次危机的冲击，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推行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这些国家酿成了苦果。不仅没能使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活力，反而使它们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大大削弱了其经济主导权。在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加剧了实体经济与金融泡沫之间、贫富之间、南北之间的矛盾，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和无序状态，越来越受到众多国家的抨击和反对。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也遭到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批评。美国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认为，新自由主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动荡，加深了社会财富不平等的程度，加重了对发展中国家及人民的剥削，还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他指责新自由主义是真正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法国著名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学者、巴黎全球化观察组织主席苏珊·乔治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给予资本以近乎绝对的追求利润的自由，从而使资本在国内和国际都不受社会和国家的控制，这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把不受管制的金融业、自由贸易、最小福利政府等称作“金融暴政”,认为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即英美经济模式)中，资本市场失灵现象很严重，只能通过政府干预才能避免。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常常将持续性全球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劳动人民肩上。新自由主义的减免所得税、遗产税和公司税的政策，帮助了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从而扩大了日本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均。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苛刻。他呼吁，日本应将公共开支更多地转移到福利和生态保护上来。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陷入窘境，但它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未寿终正寝，还在变换手法继续挣扎推行。我们一定要认清其本质，采取积极而合理的应对措施严防其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与危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奉行合作共赢的对外经济交往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各国经济交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抨击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殖民主义侵掠的政策，主张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利的经济交往。列宁在苏维埃俄国还处于国际资本主义围攻的情况下，就提出要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建立互利的经贸往来关系，并为之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实践活动。新中国就是秉持马列主义的这种国际经济交往思想，来确定和开展自己的对外经济交往关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为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发展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平等互利”作为中国发展对外经济交往关系的基本准则。

　　“平等互利”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合作共赢”奠定了前提和基础。“合作共赢”是在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平等互利”的承续与升华。在冷战时期，讲平等互利地开展经贸往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那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主要表现为对立对抗的关系，彼此间的经贸往来不是很多，也不是非常必须的；而自从中国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后，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彼此交融、荣损与共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平等互利无疑还是应当坚持的首要原则，但是只讲平等互利就显得不够了，而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强调“合作”理念，在合作中谋求“共赢”。邓小平率先阐述过这一理念。他在1984年10月6日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指出，我国要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他还提出各个国家“不应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而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合作”。这样，“合作共赢”便成为中国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关系的基本遵循和原则。中共十八大报告对合作共赢理念作了明确阐释，并坚定地表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也同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实行开放战略，创新开放模式，提升开放水平，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中国希望各国人民都有好的发展机遇和成就，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为促动世界经济发展，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这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为世界经济增添了共同发展新动力，开创了合作共赢新模式。截至2020年12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3.1万列、通达21个欧洲国家的92个城市。这为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实现合作共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还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议设立丝路基金，推动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发展中国家组建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为诸多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中国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秉持正确义利观，强调义利兼顾、弘义融利、以义为先，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本着“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的精神进行交流合作，这对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共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还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让经济增长更加富有活力，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如既往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更加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强调要“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这必将会促使我国合作共赢的对外经济交往关系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二)当代资本主义极力维护和推行国际经济霸权政策

　　资本主义发家史就是对外侵略扩张、进行全球经济剥削的历史。马克思说过：“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帝国主义旧的殖民体系瓦解。过去它们靠赤裸裸的强权和暴力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野蛮行径已行不通了，便又变换手法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新殖民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转让、资源开发、金融信贷、不平等贸易等方式，继续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它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竭力地从发展中国家攫取经济利益，以达其维持国际经济霸权、进行全球经济剥削的目的。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际经济霸权的主要方式是推进垄断资本国际化，这主要表现为各种跨国公司的强势扩张。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投资、生产、贸易、科技、金融、服务等领域确立起控制地位，对整个世界经济秩序也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国际资本在全球的垄断性和掠夺性经营，大大增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到0.1万亿美元，截至2017年已达1.43万亿美元左右。大量的全球跨国资本逐渐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主角。相应地，一个代表着跨国资本，即跨国公司和跨国私人金融机构的全球资产阶级应运而生，形成对世界经济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垄断寡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就是其经济霸权的全球化。这种经济霸权的全球化，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严重的贫富差别，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国际经济霸权的另一重要手段是美元霸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世界各国都以美元为标准进行贸易结算，并将其作为储备手段。美国可以任意印发钞票，以此来弥补自己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美国用美元优势地位换回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血汗，并将这些超额的货币收入再转化为新的金融资本和军事实力，进一步压迫和剥削世界人民。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后，就以加快印钞的方式，深度套牢其他国家经济，从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让其他国家为其危机买单，以此来维护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剥夺。著名学者大卫·哈维指出：“这是多么古怪的世界啊，反倒是贫穷的国家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国际经济霸权，造成了不合理的国际空间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空间布局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控制和支配的优势，剥削那些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垄断资本一直借助空间不平等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并引发了生态环境的不平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生态环境危机，致使发展中国家利用生态资源的机会减少，同时还要承受生态环境恶化的负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更加艰难。此外，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转包制生产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大全球经济剥削的新形式。发达国家处于利益链顶端的上游企业，不再从事实质性生产过程，而主要进行投资融资、管理开发、核心设计等高端操作，而把耗费物质和劳动力资源而又会污染环境的低端生产，层层分包到世界各地众多下游企业，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不断花样翻新地推行国际经济霸权、加紧进行全球经济剥削的境况，发展中国家也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应对。这种应对不是关紧国门，拒绝国际垄断资本进入，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根据本国发展的需要，合理地运用国际资本。同时，改革本国的经济体制，健全相关法制，对国际资本进行有效管控，防止它的恣意横行，从而达到避害趋利的目的。发展中国家还加强了彼此间的联合，借助于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发展利益。这些做法有效地抵御了国际垄断资本的进攻，使之统霸全球、肆意剥削世界各国人民的图谋越来越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作为国际经济霸权和进行全球经济剥削大佬的美国，却频频使出逆全球化的邪招，将“美国优先”政策强加于他国，特别是针对中国发动了蛮横的贸易战。美国的贸易霸凌行径殃及全球，不得人心，不过是变换套路继续维持自身以全球剥削为目的的国际经济霸权罢了，但是这并改变不了其国际经济霸权的颓势。

　　综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绝不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那样，是最自由、最合理、最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它的阶级剥削性和民族掠夺性的实质从未改变。当然，我们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并不是一味强调两者的对立，更不是制造两者的对抗。同时，我们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一无是处，它在进行经济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上有其长处。我们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要学习借鉴当代资本主义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绝不能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奉为圭臬，尤其不能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迷惑而将之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动摇。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