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对当今时代形势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也构成了理解中国发展的机遇与变革的时代基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这一重大的“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立足于中国历史经验和中国大地之上，“以中国为中心”，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方针，为国家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富有远见的战略支撑，“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同时放眼世界，“以中国为方法”，在提出中国命题和回答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进而以其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提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与内容，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方法论意义，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话语力量与衡准尺度，“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以中国为中心”与“以中国为方法”两者相结合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特色鲜明的战略思维。

　　历史是思想，也是方法。一个国家道路的选择与发展，不能脱离这个国家先在的历史条件与思想资源。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一论断阐明了促进国家创新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即结合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实践，及其所蕴藏的丰富多样的具体经验来谋划。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经验及其所彰显的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构成了当前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认清中国发展，办好中国事情，要树立“大历史观”的战略视野，即对特定事件的认识要与其他历史事件相联系来多维度多向度认识，对较为短暂历史时期的认知要放在更为绵长和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去认知，通过更长时段、更大空间、更多视角来阐释历史发展的实质和逻辑，进而形成“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的战略思维。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脱胎于这个国家的特定历史实践，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战略思维的重要面向。回顾历史，远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间，仁人志士致力于探寻“拯救中国”之路，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本土救亡之路的昙花一现；从君主立宪到总统制等西方模式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从农民革命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各条道路因失败而化为泡影。近看，建国初期仿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失败等等。这些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发生学，都是对跟随“他者”发展模式话语的历史祛魅。事实证明，这些模式与发展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给了我们明确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选择和培育内生于并适合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优势在于“它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它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道义性”。

　　从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历程中继承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战略思维的另一个重要面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探索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创设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则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容作了系统性思考与设计，“十大关系”的提出与实践表明我们党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接续推进积累了多方条件和丰富经验。此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初步搭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与体系。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不照抄国外模式，认清“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制定了“三步走”战略，明确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党的十七大首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目标定位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两步走”发展战略，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明确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析深层次脉络，从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呈现出自觉、全面、进阶的鲜明品质：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从外源式现代化走向内生性现代化、从单一现代化走向全面高质量现代化。如果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求解现代化”之“源”，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现代化发展”之“流”，其“源”与“流”所体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连续性和内在逻辑性，决定了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是中国发展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项艰巨任务，不能一蹴而就。习近平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借鉴，遵循实践理性和问题导向，针对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推动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发展。

　　按照西方学者理解，现代化发展带来了“现代性后果”。一是“脱魅”。“脱魅”使得人们从崇拜神灵中走出，人们不再相信“天遣”“神恩”“报应”等神秘的“附魅”观念力量，更多相信科学与技术等理性力量。现代化过程是社会日益理性化的过程，其负面影响是个体日益原子化，进而引发群己失衡和信仰真空问题。二是“脱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市场日益从社会中“脱嵌”出来，同时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社会运转日益市场化，受市场逻辑的支配和钳制。“脱嵌”的市场脱离乃至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整体的市场化”使得社会日益呈现“去价值化”特征，容易导致有机共同体的削弱乃至解体。三是“脱域”。现代性条件下的时空分离是现代性激进扩张的动力，使得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依赖关联中脱离出来，“脱域”打破与重组了传统社会网络与组织，社会与群体行为日益碎片化和弥散化。现代性危机的“脱魅”“脱嵌”和“脱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亟需通过公共理性建构新秩序。除去在世界发展中面临的现代化共时态风险，中国还面临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风险，这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

　　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前，我国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在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党的十八大又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新四化”有着鲜明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要求，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脱魅”“脱嵌”“脱域”无不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催生社会风险、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把防范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一直高度重视并不断探索现代化进程中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这一重大问题，逐渐形成了指引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全新理念，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社会矛盾等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素并做出了相应的制度设计，突出强调了经济发展“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评估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明确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全面从严治党，保障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既成模式可照搬，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出有效经验和规律并将其制度化，形成制度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保驾护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继“新四化”目标之后，党和国家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补全了认识现代化的重大内容和指引中国继续前行的关键一环，进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整体性内容。

　　习近平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洞察时与势，把握“变”与“不变”，立足“破”和“立”，融通“制”与“治”，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行战略部署与战略谋划，并通过实践发展持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完善，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愿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高质量如期完成精准脱贫、提升了污染防治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三大陷阱，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效地破解“现代性后果”，中国社会表现出有序、高效的欣欣向荣治理景象，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特征。未来发展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十个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实质上都蕴含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方略。正如亚历山大·萨利茨基所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概念才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在新时代，中国赋予了现代化道路最全面和最丰富的内容、形式与细节。

　　在中国大地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现实矛盾，聚焦时代任务，立足中国场景，不断拓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的战略新叙事。

　　2006年霍金提出了困扰人类的一个难题：“在一个政治、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的世界里，人类如何才能生存100年？”对此历史学家汤因比明确回答：“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习近平强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独特思维方法”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孕育出了极具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

　　明确和保持积极向上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国家社会意识多样化整合的基础和根本，也是任何一个国家保持健康发展的内在性前提条件。“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纵观中外，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未中断的文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所形成的独树一帜、辉煌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和“魂”，铸就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精神谱系和发展动力。从商周礼制设置、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秦朝统一、两汉雄风、隋唐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型构了中华民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文化包含着丰富、行而有效的国家发展的思想资源，通过“日用而不觉”的方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内容的一部分，习近平一再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时常常引经据典，在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精髓同时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如习近平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朴素的自然生态观，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有效地破解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生态赤字”难题。再如习近平根据“民为邦本”的执政理念提出精准扶贫、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政策，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让全体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新的民本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此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育土壤、深厚支撑和目标宗旨，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和思想武器。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该国家的文化传承紧密相关，“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正因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深层次思考一国的现代化道路，它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规范域和行为集，还是内在的文化思维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认同，有了这样的思维与认同，在增加治理理性的同时，就能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形成最大治理效能的“同心圆”。中华文化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精神动力，“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批进步人士从认识到“器物的不足”，转向认识到“制度的不足”，进而追溯到认识根源“文化上的不足”，开始探索、反思与发展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历经千年演化与发展，包含着自洽一体的制度生化与价值体系，所体现出的丰富多彩的制度渊源、政治智慧、伦理价值与实践治理经验层累，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导航、现实参考与发展启示，又通过有效转换、对接、融入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内容和政治实践之中，保障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面向未来，要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的时代特点和要求，改造具有借鉴价值的文化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新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不断拓展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激活文化基因，彰显文化自信，并不断生成实践智慧，继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持续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环视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始终是影响国际格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世界仍不和平，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横行，欠发达国家仍备受“颜色革命”侵扰。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式微，金融危机、福利陷阱、债务危机等综合效应导致西方国家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升。全球治理仍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不合理逻辑支配，只享受“搭便车”的全球红利而不愿承担责任的“囚徒困境”带来了“全球治理失灵”。对于欠发达国家，由于其长期受西方发达国家价值影响，无法找准自己在世界发展中的坐标而摆荡在发展路口，“如果不能在新自由主义之外探索出新的发展模式，在西式民主之外探索出新的制度类型，那么发展中国家仍将深受其害，世界和平的前景仍然难言乐观”。

　　作为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叙事，习近平站在整个人类发展高度，摒弃西方传统思维与理念，继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战略目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实现共赢共享，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建立普惠共赢、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并通过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新机制以及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新途径来实现这一愿景，进而达成“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的“文明互鉴”全球治理格局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了中国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已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了深远国际影响，推动了世界共同发展。这一方面重塑中国主体性自信，建立起一套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和话语体系。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诚邀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种胸怀天下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全球化模式，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统一的世界情怀和大国担当，赢得了世界信任。另一方面，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本于‘中国道路’所表征的多元现代性发展取向的基础上，对世界发展秩序的时代创想”，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立足于自我发展语境实现现代化板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习近平所提出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观、全球治理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深度联结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进而把中国人民利益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发展之路对全球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连一向传统的欧洲领导人也在公开赞赏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效率和成就之时，‘中国之治’作为一个成功样板已经在全球完美树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从人类社会价值管理共同体出发，有效规避了每个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带来的治理理念分殊，在现代化道路探索方面创设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行动纲领和治理方案。

　　进一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置于全球性背景中进行思考，其战略思维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现实逻辑：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但其治理理念中又蕴含着一般性、规律性的内容，有着全球治理的意义考量，其思想不仅是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全球治理提出诸多共享方案，反映中国思想和哲学元素，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包含的很多理念与举措，虽然具体做法与情景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表述与话语是中国思维的，但核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视角下人类社会面临的很多普遍性问题在中国社会成功解决的投射，为人类社会发展探索出了在全球化境遇中解决一般性问题的“治理之道”和“发展之路”。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是在全球化发展、中国崛起的进程这样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宽广、最为独特的社会背景与时空场域中形成与抽象出来的，其所形成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含义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进程、实践经验，因而是一种能够与中国实践相适应、与世界理论相对话的新概念与新知识，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一种区域性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家国情怀”到“天下一家”、从“民族关切”到“人类关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方案，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

　　“如果要解释中国，那么必须找到中国所具有的因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发轫于中国历史语境，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中国当下发展问题，放眼于世界发展趋势，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所来”“所在”“所依”战略思维特征集中体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生成品质，重塑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性，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认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话语体系，“所领”的战略思维特征又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特色化同时亦把世界问题“中国化”处理，把中国故事与中国经验不断拓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这种叙事方式由纵向理论探索转向并列的横向理论创新，实现中国思想参与到世界文明进程的内容转换，进而明确“把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形成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方案—中国话语”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与话语框架，塑造了鲜明的战略思维底色。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相应的现代化道路思想也应丰富多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所体现的“以中国为中心”和“以中国为方法”的战略思维，在显现中国道路发展特色的同时，也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为世界上其他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借鉴模式：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制度创新，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被本国人民所接受和本国文化所吸纳，才是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创建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说，是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逻辑契合，其中价值理性不是“普世性价值”，而是适合自身情势的特定发展道路的价值规范和精神蕴涵；它们所要补足的工具理性也不是“普适性模式”，而是适合自身的发展需要并为自身文化形态所接受的发展道路。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