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百余年奋斗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立和形成了体现时代特征的创新理论，从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到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正式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不是概念的简单延展，而是我们党对待马克思主义既坚持又发展，既守正又创新，接着讲、当下讲、创新讲的历史运动的逻辑呈现。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是具有历史特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成果，是把握时代特征的、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彰显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深刻体现了两者在思想体系、人民立场、实践答卷、胸怀天下等方面既一脉相承又守正创新的逻辑演进与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以其颠扑不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占据着思想的制高点，既体现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体现为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而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进认识论的跃升。为什么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发现客观规律、解答时代问题。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坐标的科学思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继承与本土化发展的辩证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

　　1.根据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

　　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对规律的科学揭示，当一种社会理论能够从根本上揭示社会运行规律，就能够显著地引领社会发展和变革；而对这种科学理论掌握得越彻底，就越能有效地引领和推动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科学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现中国本土化发展的辩证统一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彰显了思想的规律认识性与规律把握性。

　　毛泽东思想基于当时的历史特点，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突出体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在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之问。为此，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阐释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成为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课题。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此“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思想是对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深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既以“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的自觉，又以“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的清醒，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具体体现为，面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找到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要求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科学研判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

　　2.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和学理化

　　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典型的思想体系性和思想穿透力，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中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生动体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和学理化。

　　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理论、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理论，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鲜明清晰的主题主线、科学严密的理论架构、自成一体的逻辑体系，彰显“悠远”“博厚”“高明”“执中”的思想特征。这一重要思想思接千载、广博丰富、深邃通达、守中致和。“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内在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系统全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贯通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认识论的继承发展与守正创新：守根据历史特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统”之正，创根据时代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之新；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之正，创丰富和完善思想体系之新；既接续历史又照亮未来，既内涵丰富又系统科学，既视野辽阔又立意高远，彰显着悠远的思想魅力，蕴含着宏阔悠久的历史视野、深邃通达的哲学智慧、向上向善的道德理念、别具特色的政治经验、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极具思想魅力、凸显时代特征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为人类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自由的理想世界提供了方向与指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与其他理论学说具有本质区别。为什么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原因就在于旗帜鲜明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新要求。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创建“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就是江山”等观点，人民立场始终坚守，满足人民需要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实现了理论立场和政治立场的高度契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

　　1.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最早正式使用“人民”一词，是在党的二大宣言上。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上升为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对人民立场、人民观点进行了创造性、系统性、集成性阐发，进一步深化了对人民时代特征的认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新的时代内涵。

　　毛泽东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重大理论、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毛泽东的人民观集中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完全不谋私利，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走群众路线，努力培育和保持共产党人的群众本色，“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通过调查研究，充分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人民群众是最高评价者，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民观是对毛泽东思想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对于这一贯穿我们党奋斗历程的价值旨向，根据时代主题、历史方位和人民利益的发展变化作出诸多创新性诠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彰显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民生逻辑和为民情怀；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坚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提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提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将人民视为我们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等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围绕如何让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这个“国之大者”，使人民群众在高质量发展中感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    

　　2.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不断彰显

　　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为什么人”“依靠什么人”“由谁来评判”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即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及时回应人民之需，将抽象的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力量。

　　毛泽东思想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党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凝聚人民群众发展合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压迫，亟须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摆脱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需求被满足、动力被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发挥出排山倒海的磅礴伟力，演绎出“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党正是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就是对人民力量的无限致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号召“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要由人民来奋斗，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由人民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成就要靠人民来创造。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与此同时，基于新时代人民需求的新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的主体性诉求作出了新的时代回应。由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精神文化生活等全方位、多层次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更多新要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既需要党的不懈奋斗，又需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继续攻克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主体性”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价值观的继承发展与守正创新：守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内在规定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人的主体性”发展之新；守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立场之正，创根据时代特征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之新；将“人”的现实诉求与未来进路进行创新叙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的主体性”要求在新时代中国实践中的生动表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相统一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开启了“批判的武器”的理论彻底性建构和“武器的批判”的实践坚决性探索。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辩证统一起来，在解答时代新课题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开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实践，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什么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实践发展，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的时代答卷。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病理解剖”“把脉诊治”的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其自在的实践逻辑，将作为“批判的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基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开展“武器的批判”，推动和指导中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答卷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

　　1.在时代变化中擦亮“批判的武器”

　　任何武器威力的发挥，都要因地制宜，常用常新。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武器的批判”威力，就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磨砺锋芒。党的创新理论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思想创立于中国的伟大实践土壤，是基于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特点对党内曾经出现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错误倾向的理论校正，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面对中国的革命之路应该怎么走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打破了“城市中心论”革命道路的思维窠臼，成功走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思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战略谋划，提出要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推进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繁荣文学艺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一系列极为宝贵的理论成果，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顺应实践和时代新要求而生，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创造性的鲜明品格。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实践导向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如何解决从“有没有”“快不快”到“好不好”的深刻转变、如何在变革创新中夯实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长期执政、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等一系列时代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历史发展规律，锚定奋斗目标，作出科学指引。例如，关于总体布局与战略布局的统筹规划，为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朝更成熟更定型方向改革进行了整体谋划；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系列论述，为中国经济社会迈上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的发展之路赢得历史性的战略主动；关于自我革命的要求，为锻造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探索了有效路径；等等。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有条不紊、顺利推进。实践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富有实践伟力的科学指南，在新的时代方位中指导和书写实践。

　　2.在实践变革中实现“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逻辑，“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实践中生发、在实践中证成、进而推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落地”的实践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武器”经由实践实现“武器的批判”，再由实践磨砺出更锋更利的“批判的武器”进一步实现“武器的批判”的基本机理。

　　毛泽东思想是“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强大而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之前各种机械照搬、教条套用马克思主义“条条框框”的理论，带来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挫折；基于中国实践生发出的思想，将理论与实践实现了完美契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从经济形态、政治形态、革命形态等方面深刻剖析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干革命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基本纲领等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

　　“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新的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交的实践新答卷，是新时代强大而锐利的“批判的武器”。在经济建设上，经济社会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历史性跃升；在政治建设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串起了“中国之变”“中国之治”的路线图；持续推进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篇章上指导书写实践创新成果，展现出伟大思想的蓬勃生机。

　　生发和证成于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深刻体现历史特点的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批判”功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实践论的继承与发展：守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之正，创回答时代问题、交好时代答卷之新；守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之正，创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之新；实现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互构互为，是深刻体现时代特征、在新时代实践中生发并在新时代实践中证成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党和人民事业的新辉煌。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全人类。马克思主义作为“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体系，致力于实现人类全面发展和世界理想这一崇高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将中国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统一起来，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文明进步接续奋斗。为什么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原因就在于坚持胸怀天下、深具世界情怀。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与“坚持和平发展”的价值事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胸怀天下从“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进程。

　　1.把握时代机遇，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诞生170余年来，其理论与实践发展曾经历过高潮，也遭遇过挫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又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将其付诸实践，把握时代机遇，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焕发生机。

　　毛泽东思想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业为主要经济，农民占绝大多数”具体国情，在革命步骤上实行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战略，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实现独立自主提供了重要借鉴，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运动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推动社会主义由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和发展，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关注人类前途与命运，坚定不移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文明样态呈现了全新图景；深刻阐释对国际秩序以及攸关人类前途命运问题的政策主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并加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开拓全球新疆域治理，完善未来治理格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断提出一系列务实合作的倡议和举措，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国家学说、世界历史理论等，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新跃升，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2.适应世界变局，提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

　　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胸怀天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统一起来，既完全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改写了世界历史，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毛泽东思想基于当时具有“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特点的国际环境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准确分析中国革命与建设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正确提出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战略观点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方式对国际旧秩序进行革命性反思和批判，为透彻观察和剖析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为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国际民主与和平等提供了正义原则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判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鲜明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为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的人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中国主张，为解开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合作共赢、共建共享文明发展新道路的“新钥匙”，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思路。

　　毛泽东思想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具有深刻的历史特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守胸怀天下、关注人类命运之正，创共建共赢、共同发展之新；守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公平正义之正，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与价值事实的有机结合，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谱写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新篇章。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薪火相传、守正创新。深入挖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成果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关联，阐释清楚由“中国化”到“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红线，有助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走在真理照耀的光明大道上。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