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明确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等问题上，经历了艰难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找到了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使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发现者，他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就是以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的。正是在他的践行、倡导和推动下，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他在文章的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识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各不相同，因而其心理及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经过广泛的调查和分析，他得出结论：“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认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而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真实的同盟军。毛泽东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也是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革命力量不足，但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革命的力量，到何处去寻找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而毛泽东找到了，这就是在中国人数众多且又愿意参与革命的农民。

　　在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之时，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在怎样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不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态度截然不同，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分歧。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带着这个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他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指出贫农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及时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在起义部队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这是寻找中国革命道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有人对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表示怀疑时，毛泽东又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等著名文章。他通过调查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支持的新旧军阀连年不断地进行战争，“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由于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因此他得出结论：“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毛泽东这时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

　　1929年12月，针对红军第四军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部分中指出：对于政策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这种错误，纠正的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调查和研究”这一科学概念，阐述了其对于形成党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作了《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基于这些深入细致的调研，毛泽东基本确定了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分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在寻乌的调查。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通过在寻乌的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情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确立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实际依据。

　　就在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以及多年调查研究的感受和经验，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篇名《调查工作》）一文，第一次公开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主张要“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他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解决某个问题，就必须通过调查研究获取大量的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得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文章批评了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初步经验的总结，其中已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

　　尽管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但是由于战事局势紧迫，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进行全面清理。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1933年所做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1941年3—4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跋。他指出：“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层面设置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担任局长。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

　　从1942年春开始，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解决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清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是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提倡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在全党开展的调查研究工作使全党对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历经了千难万险、付出了血的代价，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样经过了艰难探索，我们走过了不少弯路，最后才玉汝于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调查研究在这两条道路的探索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之后，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任务。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使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裂隙。这提醒中国共产党从以往全面学习苏联、拜苏联为师，转而“以苏联为鉴”，开始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迎接党的八大召开、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迎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南昌、杭州、上海、天津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随后，他又用了六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十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这次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开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问题进行了科学分析，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论十大关系》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区别开来，为党的八大制定正确的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惜的是，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我们后来偏离了这条正确的道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平二调”“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在粮食产量指标上“放卫星”，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盲目蛮干、急于求成，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和惨痛教训。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这些导致了决策上的错误。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号召：“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搞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会后，毛泽东率先行动，直接领导了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的调研工作。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全党开展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实情，对于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1962年 1月 11日至 2月 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60年代初，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又面临向何处去、走什么路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就是以大量调查研究为基础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下半年到1980年上半年，除中央领导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472次。农村改革的序幕也经过了认真的调研，中央组成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情况，最终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展开。中央在沿海地区创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同样是在赴香港、澳门实地考察后，再根据广东、福建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没有马上回京，而是按事先安排开始了在东北地区的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他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强调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号召全党破除僵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新论断，认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与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相呼应，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针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重大课题，2000年2月江泽民在赴广东调研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5—6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江泽民又分别赴北京、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海南、宁夏、甘肃等地考察，并主持召开30多次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他还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战工作会议和中纪委全会上，开展调研和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作出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2004年，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强调要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和谐社会建设有关情况和工作的调查研究，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着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努力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落实好。

　　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到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成功地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21世纪，其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就调查研究工作作出了大量重要论述，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调查研究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和实践途径。正是调查研究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做好调查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的成果与人民共享，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要坚守好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 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能把工作做好。他强调：“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做好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成语做了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赋予它新的涵义。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和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一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习近平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做好调查研究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同样，只有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重视深入实际、了解实际。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多一些、把客观规律认识得更透一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出台重要方针政策、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前，都会要求有关部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材料。习近平要求党员干部要向陈云学习，要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制定政策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

　　（三）坚持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要做好调查研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才能亲近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习近平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决策权。对高级干部来说，能不能坚持群众观点?能不能接地气?要做到这一点，坚持调查研究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习近平要求“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中央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做到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始终怀着强烈的忧民、爱民、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和传播方式变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方法变了，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方式也得随之发生变化。网络时代，人民群众都上网了，民意也就上网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也得上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提高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我们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开展调查研究的新平台。

　　（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要做好调查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证明，不仅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上要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在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上也需要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以往，中国共产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多、围绕从严治党听取意见少，在新时代，习近平要求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就从严治党问题多向群众请教。“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六个如何始终”的问题，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都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在全党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是回答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需要。

　　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推进和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22年1月，习近平在对党的建设研究工作作出指示时强调：“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深入研究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对党建理论最新成果的研究，加强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在理论上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加深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继续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建设好中共党史党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踔厉奋发、向着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调查研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加强学习和调研，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力。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回答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不能闭门造车，不能灵机一动，而是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理论概括和政策设计。党中央将部署开展集中调查研究。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脱贫攻坚摆上重要议事日程。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和“十六字”方针；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考察时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他要求：“各地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尽快搞清楚现有贫困人口中，哪些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生产扶持和就业帮助实现脱贫的，哪些是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方、需要通过易地搬迁实现脱贫的，哪些是丧失了劳动能力、需要通过社会保障实施兜底扶贫的，哪些是因病致贫、需要实施医疗救助帮扶的，等等。”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分类施策的“五个一批”的扶贫脱贫方案，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为制订“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共中央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2020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和建议，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并在网上征求社会各界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100多万条留言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文件起草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建议稿反复进行讨论修改。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将建议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到国务院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制订“十四五”规划纲要，再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纲要，生动地体现出党和国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全过程。

　　（二）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做好调查研究需要学习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要坚持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统计分析等方式，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总结了七个方面“调查的技术”：一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二是要调查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三是要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来确定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四是要定调查纲目；五是要亲自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六是要深入；七是要自己做记录。

　　习近平在从政生涯中始终坚持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当成一种习惯和工作常态，做工作总是调研开局、调研开路。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调查研究“深、实、细、准、效”的“五字诀”。“五字诀”就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蹲点调研，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调查研究要直奔问题去，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打通“堵点”，破解“痛点”，攻克“难点”。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突出重点，做好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查式调研。

　　（三）调查研究要察实情、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调查研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的载体和实践途径，同时调查研究的过程本身也要求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调查研究要注重察实情、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轻车简从，厉行节约，不搞层层陪同。“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不能只看好的、不看不好的。习近平认为：“看了困难多、问题多的地方，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决策。” 要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化研究，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不解决实际问题等现象。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不是看调查研究的规模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也不是光看调研报告写得怎么样，关键要看实效，看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要加强对调查研究课题完成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定期对调查研究对象和解决问题等事项进行回访，注意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

　　习近平要求：“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他自己就履行了这一要求。在做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他骑着自行车下乡，走遍了所有的村；当宁德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他走遍了宁德和福州的乡镇；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期间，他走遍了浙江的全部县市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聚焦重大战略、重大决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研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例如，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他“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 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账，亲身感受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大变化” 。

　　（四）调查研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即将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并长期坚持，切实掌握真实情况和民情民意，使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各项决策部署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五大建设：经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政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社会建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都需要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要处理好这六组重大关系，就要运用好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应对新时代新征程前进路上的风浪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举措。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做好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和具体体现。在历史上，调查研究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调查研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致胜法宝。

　　调查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调查研究是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找到问题的本质和规律，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升华出新的理论，再用新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实践和认识相互促进、辩证运动，推动着认识和实践的前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生动体现。

　　调查研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在调查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们在调查研究中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学习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熟练掌握其中蕴含的领导方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作者单位：冯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卓越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