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马克思耗费毕生精力在人类思想史上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经久不衰、影响久远的宏伟巨著。马克思在创作、写作、出版《资本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作为他的亲密战友、他们共同事业的合作伙伴,作出了巨大的、不朽的贡献,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从而使他们的名字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既涉及理论研究和编辑出版方面,也涉及物质援助和精神支持方面,等等。本文着重从理论研究方面阐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贡献,以使我们能够从中深刻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思想精华,以及创作和发展。

一、 恩格斯与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

《资本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典范,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分析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从商品经济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方面的分析中,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内在机理;二是从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生产价格等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中,揭示出工人受整个资产阶级剥削的整体意义,表明了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性;三是从价值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分析中,揭示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表现为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四是从单个资本到社会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再现出资本运动的辩证过程,反映了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经济运动;五是从实际经济生活出发,在对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现实材料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分析中,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把握《资本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成为人们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说的,“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列宁非常明确地肯定并赞扬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应用。

恩格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有着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在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由不同的道路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二是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恩格斯在马克思一生最终未能完成唯物辩证法的专门而系统阐发的情况下,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系统化和完善化的研究,完成了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恩格斯和马克思差不多同时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但是,他们则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思想道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将经过唯物主义改造过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其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考察历史我们看到,恩格斯是在争取思想解放的斗争中、在亲身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走进唯物辩证法的。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从反对谢林转向黑格尔,到离开青年德意志运动转向投身于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过程,意味着他对传统宗教和现存国家的不满和反叛,他钻研黑格尔的著作并从中汲取辩证法的智慧。当青年黑格尔日益脱离反对普鲁士封建制度的斗争,恩格斯作为一个坚定地批判普鲁士君主制度的战士,随即脱离了黑格尔主义。这时,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唯物主义批判对恩格斯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他走向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恩格斯争取思想解放的斗争,是促使他走上唯物史观道路的契机,那么,亲身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则使他进一步迈上了确立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道路。恩格斯服兵役期满之后到他父亲的工厂工作,他深入了解了工人们的悲惨境遇,亲眼看见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亲身接触了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从而促使他下决心为工人的解放探索道路。这一期间,恩格斯写下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伦敦来信》等文章,在深刻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中,既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同时还看到了阶级对立实际上就是利益对立,阶级斗争是政党形成的基础。正如他后来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所回忆的:“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4可见,这时的恩格斯已经朝着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844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巴黎的会晤,两人在唯物史观上通过不同的思想道路,确立了相同的阶级立场,经过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思想的改造,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即政治及其历史应该用发展中的经济关系来解释。恩格斯自己也明确表示:“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因此,在经历了两人各自完成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他们开始共同制定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就是明证。恩格斯独自完成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即如社会发展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等,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主义的代表鲍威尔关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系统阐述,《共产党宣言》关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运用,反映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同时也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后来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贡献。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恩格斯在马克思完成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后,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依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将《资本论》中体现的唯物辩证法进行系统化、完善化,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反杜林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唯物辩证法的著作,《自然辩证法》是站在科学发展前沿,总结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阐发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这三部著作中对唯物辩证法作了完整准确、系统的阐述。

首先,关于唯物辩证法内涵的系统概括。无论是《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还是《自然辩证法》中所强调的,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或者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到的,辩证法可以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恩格斯的这些概括充分表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总的观点和基本特征,说明了基于唯物主义基础的辩证法是从无数客观事实本身发现或抽象出来的,具有客观性,阐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发展观,以及它的本质在于揭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指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性。

其次,关于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阐释。由于唯物辩证法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概括和总结,恩格斯将辩证法概括为三个基本规律。他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恩格斯阐释了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规律的内容及其客观性与普遍性,分析了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了否定的否定规律的内容和本质。

最后,关于唯物辩证法运用的分析。正因为唯物辩证法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的概括和总结,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就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恩格斯对这三大领域的辩证法作了详尽的论述。结合对当时各领域自然科学成就的深入研究,恩格斯论证了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出现了诸多社会现象,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辩证性质;以认识过程是曲折前进的矛盾运动过程为前提,恩格斯阐述了认识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以及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恩格斯认为,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而认识辩证法则是主观辩证法,二者之间既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也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它们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本质上却是同一的。

恩格斯关于唯物辩证法内涵、基本规律及运用方面的分析,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贡献,而这些贡献又进一步运用于他后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宣传捍卫和对《资本论》二、三两卷的编辑出版中,从而使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方法论上的贡献具有了更为崭新的意义。

二、 恩格斯与《资本论》的理论发展和完善

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进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了经久不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马克思在走向《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受到了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深刻影响。这一著作无论是在经济学研究所反映的历史观和社会观,还是在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原理方面所提出的崭新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都对马克思走进经济学研究领域,走上《资本论》的创作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高度关注和赞扬恩格斯的这一著作,认为它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方面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这里,我们着重阐述19世纪50年代以后,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论研究的贡献。

19世纪50年代至1883年马克思逝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要从事《资本论》的研究、写作、完善等工作。不论学术界有学者怎么质疑马克思晚年不再去研究《资本论》,但凡理解《资本论》的都会认为,马克思晚年关于古代社会、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资本论》的发展和完善。而恩格斯对《资本论》理论发展和完善的贡献,一直持续至他1895年离世。概括来说,恩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与马克思的三轮书信交流,以及修订《资本论》第一卷新版本和编辑出版第二、三卷所作的写作、注解、增补上。

首先,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指导并参加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恢复了一度中断的经济学研究。在他写作24个笔记本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中,恩格斯就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马克思进行了第一轮的书信交流。

其一,关于地租。马克思在研究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发现他的理论前提即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与历史事实是矛盾的,并请求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恩格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赞同了马克思的观点。他指出:“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11李嘉图对地租命题的论证,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他始终强调的只是连续投入一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的论点,抛开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恩格斯对马克思关于地租问题研究的赞同,增强了马克思研究的信心。其二,关于货币流通。马克思批判了货币流通数量论的观点并获得了新的成果,恩格斯认为这是经济学上的最新发现,由此对货币流通量同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银行的业务关系提出了三个论点,即一是在萧条时期初期,银行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二是在萧条正在发展的时期,银行一定要根据萧条增长的程度提高金条对存款的比例,三是在严重萧条的情况下,通货量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显著地表现出来。其三,关于蒲鲁东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期望恩格斯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观点谈谈想法,恩格斯一连写了好几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关于革命的措施是不切实际的“纯粹的思辨”,“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是决定性的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的论点,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恩格斯的看法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着重要影响。其四,关于危机。马克思要了解危机发生的情况,恩格斯对此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危机到底怎样发展还很难说,因为萧条和破产仅仅是危机的预兆,危机是否能导致革命须取决于危机的强度。恩格斯还对危机的形式、发展速度做了分析。所有这些都促使马克思以更快的速度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实现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其次,19世纪5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的投机狂盛行,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出现前所未闻的一次崩溃,马克思认为,一场大的金融危机将会爆发,“‘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13为了给无产阶级锻造一把理论之剑,马克思开始通宵达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写下了被后人称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在马克思写作这一手稿的过程中,恩格斯就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问题、资本周转问题,与马克思进行了第二轮的书信交流。

危机问题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这轮书信交流中谈得最多的问题。恩格斯不仅提供了许多关于危机的实际材料,从而为马克思的研究积累起大量事实,而且还对危机发表了很多有助于马克思深入研究的看法。在危机发展进程的特点上,恩格斯认为危机已表现为股票投机和各种商品的投机,“除股票以外,投机活动已涉及所有的原料和殖民地商品,因而也涉及所有那些价格受原料价格很大影响的工业品;同时,产品越接近于原料,这种原料越贵,投机活动涉及的程度也就越大。”在危机的实质及其波及面上,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过剩是危机的实质, “生产过剩从来还没有像这次危机中这样普遍”,生产过剩不仅限于工业,而且还波及农业,“存在于殖民地商品和谷物方面”。在危机的后果方面,恩格斯不仅分析了工厂的破产、商业的毁灭和金融市场的混乱,而且还强调了经济危机会带来社会危机的事实。恩格斯的这些贡献使马克思对危机问题的研究充满了信心,并打算与恩格斯“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16,虽然这个愿望最后没有实现,但是,对《资本论》的研究则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资本周转问题是马克思在写作手稿时遇到的一个难题,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希望恩格斯能够给予解答。恩格斯以工厂主的亲身经历经过分析给出了机器设备更新时间的答案。他认为,“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足够改变大部分机器设备的性能,因而多多少少使它更新。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自然会发生破产事件、修理费极贵的重要部件的损坏等等,这一类的偶然事件会使得这个期限缩短一些,但无论如何不会少于十年。”恩格斯分析的数据成为马克思分析危机问题时决定再生产周期的一个计量单位。

再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进入了《资本论》的创作阶段,并于1865年底完成了《资本论》三卷的手稿,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这前后,恩格斯与马克思就《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些问题和第二卷手稿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第三轮的书信交流。

关于工人为争取正常工作日斗争问题,恩格斯给予了实际情况的介绍,并强调“工人们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得对”。关于价值形式发展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的《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成简短的章节,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附带的说明和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就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恩格斯提醒马克思要注意到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会提出荒谬问题,即“认为一个劳动小时只支付半小时的报酬,那它只作为半小时进入价值”,恩格斯强调,对此“最好是预先把它排除。”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恩格斯善意地提出了问题。“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二百页,才只分四个部分,这四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加空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所说明之点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加以总括,以致经常从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另一点的叙述。”并提出建议,“题目分得更细一些,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在《资本论》第二卷手稿的写作中,马克思对固定资本补偿基金问题不太清楚,恩格斯寄上了关于机器设备的两个计算表,对表中工厂主如何提取机器的更新基金,如何将更新基金用于购置新机器做了说明;马克思对利润率的论证需要一些资料,恩格斯尽其所能地为马克思提供资料并作出了关于流动资本年周转速度、蒸汽机周损耗提成率等问题的解答。

最后,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在《资本论》第一卷新版本的修订出版和《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中,恩格斯作了写作、注解、增补等。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3年出版)中,恩格斯用补注的形式解释了马克思运用现代化学应用的规律说明货币占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1886年出版)的修订中,恩格斯强调了《资本论》“术语的革命”问题。他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资本论》某些术语的应用,既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含义,也不同于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恩格斯以此推进了人们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年出版)中,恩格斯在很多地方“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积累问题时强调,“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为了更贴近现实,恩格斯作了注释:“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同时,还修正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

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恩格斯付出了复杂而艰巨的创造性的劳动,作出了理论上的巨大贡献。《资本论》第二卷的文字增补虽然只有37 处1500多字,但恩格斯却是循着马克思的逻辑思路,依据马克思留下的带有片断性的文稿,“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在保持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卷的再创作。《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更多,马克思留下的“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有的章节只写了一个标题,没有具体内容,有的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基础上增补了80多处约36000多字。《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为了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关于一、 三两卷自相矛盾的言论,恩格斯对第三卷作了两个附录的增补。一是《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以大量经济史料论证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价值规律向生产价格规律的转化,对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作出了重要补充和发展。二是《交易所》,虽然只是一个包括七个要点的简短提纲,但却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增强了《资本论》的时代性、现实感。列宁说:“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列宁的评价准确地说明了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

三、 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普及和捍卫

《资本论》是一把刺向资产阶级心脏的锋利的剑,也是向他们的“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30,是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获取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第二卷、第三卷出版的二十多年里,恩格斯不遗余力地为使这把剑、这枚炮弹发挥出最大威力而工作,为使无产阶级能够准确地掌握《资本论》这一思想武器而努力。他不仅通过写书评、通俗小册子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对待《资本论》的态度,促使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论》,而且还以直接的公开的方式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言论,在捍卫《资本论》中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在普及、捍卫和发展《资本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为使工人阶级能够掌握思想武器,恩格斯致力于《资本论》的宣传和普及。恩格斯指出:“《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正因为如此,必须要让所有的工人都能读懂《资本论》,都能理解和把握《资本论》所阐述的符合工人阶级愿望的理论内容。为此,恩格斯致力于以准确而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并解读《资本论》的理论内容。《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恩格斯写了《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他强调:“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在这里,恩格斯通俗而生动地阐述了剩余价值生产问题、工作日问题,以及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问题,明确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关系的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财富和贫困在资本和劳动两端的积累。恩格斯的通俗阐释便于工人把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便于工人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

在《资本论》第一卷内容的解读上,很可能会有一些人如附和拉萨尔派的莫泽斯·赫斯由于立场问题发生理解偏误。因为“拉萨尔的全部社会主义在于辱骂资本家,而向落后的普鲁士容克献媚”,“拉萨尔脑中充满了幻想,以为俾斯麦能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千年王国的任务”33,马克思《资本论》的阐述则不同。如果让附和拉萨尔观点的人来解读《资本论》,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1868年9月16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你是否认为迫切需要向工人简单通俗地叙述一下你的书的内容?如果不这样做,那就会冒出一个莫泽斯来,他会这样做的,而且会把一切都搞错的。”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看法表示极大赞同,认为自己写不太合适,并期望恩格斯能够写“一本介绍该书的通俗小册子”。恩格斯当时写了《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这个小册子提纲挈领地对商品和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行了通俗解读,但由于恩格斯要忙于国际活动和一些必须完成的写作任务,这个小册子最终没有能完成。通俗解读《资本论》的事情成为恩格斯一生都惦记着的一件大事。在恩格斯晚年,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通俗解读了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对此花了很多劳动作了“细心校订”,但仍然不满意,并认为“出一本新的、通俗的、简短的(篇幅比杰维尔的少一半)阐释剩余价值理论的著作非常需要”。在美国、德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恩格斯都为通俗解读《资本论》提出了极具价值的建议,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第二,为打破资产阶级“缄默抵制”的阴谋,恩格斯致力于《资本论》书评的写作以使其产生巨大影响。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恩格斯预料到资产阶级学者会像之前对待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样对待《资本论》,唯恐马克思的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产生巨大影响,试图采取沉默的态度抵制《资本论》,不理睬、不评论,悄悄地扼杀掉它的影响。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为了推动事情,我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对书进行抨击?”马克思肯定了恩格斯的想法,明确认为这是“最好的作战方法”37。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写了九篇书评,打破了资产阶级学者制造的沉默局面,从理论阐述方面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恩格斯的这九篇书评,是根据不同报刊的不同政治倾向,采用不同风格写成的。在为“未来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不仅强调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而且还充分说明了《资本论》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基础在于“全书整个巧妙的辩证的结构”,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在为“莱茵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对《资本论》的“引人注目”进行了分析。一是马克思“以无可争辩的罕见的博学,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把‘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并且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二是马克思“以全新的观点陈述了政治经济学上许多重要之点”,即商品和货币关系、资本、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工资、资本积累等,马克思的研究大大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告诫经济学家“为了科学的利益,希望在专门书刊上,尽快围绕这些重要之点展开论战。”在为《爱北斐特日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在介绍了《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基础上指出:“它包含着充分的、并且非常充分的勇敢而大胆的新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完全科学的形式呈献出来的。”真理越辩越明,恩格斯提出:“应该期望像罗雪尔、劳、麦克斯· 维尔特等人不要放过机会保卫到现在为止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性,来反对这个无疑地不能轻视的新的进攻。”在为《杜塞尔多夫日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这个原理,像一根红线贯穿于《资本论》,并且,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原理“看作一定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为《观察家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认为《资本论》可以确切地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面的叙述;第二,作者从其中所得出的结论的倾向。”马克思不仅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系,直接丰富了科学,而且他还极力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从事实材料方面对《资本论》作出了评论,清晰地指出该书“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对于所有的工厂主来说,既会从中找到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材料,也可通过大体熟悉现代工业史,在预先了解工业的变动中进行生产。在为《新巴登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从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方面对《资本论》作出了评论,认为“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的”。马克思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了这种调查委员会对于研究任何国家内部社会状况的重要性。因此,“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在为《民主周报》写的书评中,恩格斯以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分析为核心,对《资本论》关于价值、资本、剩余价值、劳动力商品、工作日、资本积累等问题进行了通俗的解读。在为《双周评论》写的书评中,为反对通货学派的观点,恩格斯对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等问题进行了通俗的解读。恩格斯所做的这些努力,既打破了资产阶级“缄默抵制”的阴谋,同时也使《资本论》的思想在欧洲工人阶级中得到迅速传播。

第三,为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谰言,恩格斯致力于在捍卫《资本论》中发展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逝世以后,资产阶级学者改变了对待《资本论》的态度,由沉默改为攻击和诽谤,出现了对马克思的理论横加指责之风。最突出的是德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及其信徒诬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剽窃的事件,恩格斯对此从事实和理论上作出了严厉反击。

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大肆宣扬,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来的,洛贝尔图斯本人也强调,剩余价值从哪里来的问题最初是由他“更简单、更明了地”说明了的。为此,恩格斯阅读了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们的著作,并给予批驳。1884年7—8月间,恩格斯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洛贝尔图斯在剩余价值问题上,“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同年10月,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洛贝尔图斯这样做是肆意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是这位无人赏识的才子的郁郁寡欢,以及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时根本就没有读过洛贝尔图斯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一书。在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其一,马克思直到1859年前后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有一个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家,在这之前,“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其二,洛贝尔图斯用“租”来表示剩余价值,它不过是“地租+利润之和”,其中地租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利润则是“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从而使剩余价值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根本不同于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它“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恩格斯强调,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很多的中间环节。其三,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新东西”,即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等,既与前人“直接对立”,也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恩格斯从理论上彻底驳斥了洛贝尔图斯及其信徒污蔑马克思剽窃的谰言,阐述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性,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恩格斯为维护马克思的声誉和解读《资本论》的理论内容所做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鼓舞着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促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弘扬学术正气。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