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中国要发展，必须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普遍认为，这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从“西强东弱”转向“东升西降”发展态势，其突出表现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此同时，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放弃既有优势地位，“国强必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修正主义”等各种为打压中国崛起提供合理性证明的话语圈套，“贸易战”“科技脱钩战略”“实体清单”“指控封杀中兴华为”“借涉疆涉港涉台问题挑起中国民族矛盾、认同矛盾”“军事挑衅”等各种试图搅乱和阻挠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的战略牵制行动一再出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客观认知是科学应对的先导，但当前国内不少民众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浮于表面，陷入片面，集中表现为偶因决定论倾向、主观臆变论倾向和历史直线论倾向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现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事物运动的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顺序，分三大部分尝试较为全面深刻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样态和发展趋势，并分别简要指出其现实启示意义。针对当前国内不少民众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片面认知倾向，文章侧重阐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中的必然性，样态中的未变方面，发展趋势中的不确定性。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是偶然性中有必然性

　　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大转折、大进步。“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学界有人主张重大事件动因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郭树勇、丁伟航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从1919年至2019年的100年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重大变化的共同政治后果：（1）爆发两次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导致世界性殖民体系的崩溃；（2）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等多种世界性政治力量竞争共存的局面；（3）美国和英国实现所谓世界性权力的转移；（4）两次建立两极格局的努力失败后多极化格局从欧洲向全球扩展。又如：权衡主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离不开21世纪以来四件重大事件，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重大事件动因论凸显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这种观察视角显然有其合理性。

　　但由于人类历史重大事件经常由某种偶因式导火索甚至“黑天鹅”的形式引发，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因分析如果仅停留于世界格局演变进程中重大事件的直观描述，而忽视对主导制约历史重大事件的必然性因素的发掘，则容易滑向偶因决定论历史观。偶因决定论在本质上否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在实践中容易使人走向机会主义。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不乏偶因决定论的追随者，当下民间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的认知中也暗藏着某种偶因决定论倾向，不少民众潜意识中将中国国运寄托于我方更多的幸运和竞争对手更多的霉运的心理期待中。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的联系和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偶然性受制于必然性。“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的着力点，是透过世界格局演变进程中的偶然性表现发掘其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的必然性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辩证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基本矛盾运行规律之中。

　　1.西方相对衰落是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500多年以来，西方社会因率先开启工业化一直主导着世界秩序。这一情况催生了一种形而上学历史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并将永恒存在”，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这一历史观更是演变为“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这种形而上学历史观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多样性和条件性。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孤立发展；当特定条件形成，没有任何国家能仅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走向。科技革命促使生产力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其驱动进程在历时态上大致呈现为：新的科学理论→新的生产要素（工具）→新的投资热点、就业岗位→经济转型升级→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全球创新版图重构→全球经济结构重塑→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国际秩序大调整。进入新世纪，当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加深，西方先进科技向全球加速网状扩散，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奋力追赶，并自觉从学习、引进科技向创新科技转变，进而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必然随之发生大转折大调整。正如15世纪的东方国家不能左右世界格局向着“西强东弱”的态势发展，今日的西方国家同样也不能左右世界格局向着“东升西降”的态势发展。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主张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认为凡是现存的都是必然灭亡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从人类发展整个进程来看，尽管历史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形态都曾显示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但最终又都被后面的新生事物所扬弃。人类历史技术社会形态大致经历了从渔猎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的转换，当下正在向智能社会迈进；人类历史经济社会形态大致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当下正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并向共产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时期。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新生事物，尽管“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归根结底受客观物质世界辩证运动规律的制约，其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不可能永久保持。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科技加速发展，特别是正在来临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将极大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知识信息的可共享性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开辟新道路，生产自动化、智能化为人的劳动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空间，这将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历史大势浩浩荡荡，奔涌向前。尽管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内核的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具体时间、诱因、方式等具有偶然性，但必然会走向衰落，最终必然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2.西方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指出，一个变革时代的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在经济上一个具体表现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限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永无休止追求价值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导逻辑，资本主导的逻辑虽然造就了资本主义的辉煌成就，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两极分化问题和人与自然关系失衡问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垄断资本对资本增殖的无限追求，不仅引发资源、生态环境、非传统意义安全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使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同时，还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市场容量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某个阶段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困境”，全人类社会需要增长的步伐赶不上资本全球扩张的步伐，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世界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根源。

　　当前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内部困境和危机中，比如，经济陷入金融化、产业空心化、资本运动成本外部化、经济危机全球化等困境；政治陷入选举民主远离民意、公共政治寡头化、否决政治形成、民主绩效神话破灭等困境；社会陷入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级衰落、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冲突加剧、福利制度遭受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人口老龄化挑战等困境；精神文化陷入欲望主宰和感性至上原则，被资本逻辑吞噬、后现代性与虚无主义侵袭等困境；外交陷入寻找敌人、民主拓展、战略失衡和道义形象等困境。这种全方位，且难以在其发展范式和制度逻辑内有效克服的困境积累到无法自我调整的程度，被偶因点燃，就必然导致西方走向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行的必然结果。

　　3.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是新生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唯物辩证法主张，发展是旧事物灭亡和新生事物的产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远大前途的新生事物必将最后取代旧的事物，而且就事物的发展而言，是由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除此以外，世界上还有一些新生的、发展的力量在推动，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

　　其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迅速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制度和理念。科技只有用于生产生活实践方能实现其价值，而科技一旦应用于实践，就必将开始从发明者→生产者（消费者）→竞争者扩散的进程。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跨域越宽，科技分享和扩散的范围也越广，这是不以任何国家或行为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最宏观的历史层面上看，知识扩散是影响新兴国家崛起的最根本因素之一”。

　　其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后发国家，不仅无须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按顺序推进的“串联式”现代化进程，而走“并联式”现代化进程，即同步叠加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智能化、民主化、法治化等；还能吸取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从而大大缩短追赶时间，实现后来居上。

　　其三，正在来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正在催生新理念、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这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施科技自主创新和非对称赶超战略带来重要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不仅有力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而且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

　　其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具有先发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如市场优势、劳动力优势、追求国家富强的革命式激情信念优势等。这些因素都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进而具有快速崛起的历史必然性。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

　　准确透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要求我们在动因论方面坚持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原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的偶然性启示我们，在人类历史大转折大调整大发展之际，要善于及时捕捉重要战略机遇，促进中国发展实现质的飞跃，迈上新的台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来的必然性启示我们，要突破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思维藩篱，坚定战略信心；同时，当下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不会永久存在，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客观物质世界辩证运动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行规律在根本上支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方向和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并不是外在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而是社会发展规律作用的产物”。

　　当下准确透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需要防范偶因决定论，增强遵循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意识自觉和行动自觉。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尽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一心一意谋发展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任何事情都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面对国际风云变幻，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而“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唯物辩证法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要求我们必须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最终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反作用，我们要坚持整体论、系统论和协同论思维导向，多角度着力应对和引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当下的主要任务有：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制度，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维持公平竞争、激励创新、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进一步发挥中国精神积极能动作用，凝聚全社会力量，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决胜民族复兴等。

　　最后，人是生产力的主体性要素和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旨归，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直面并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根本上保持我国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保持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态是变中有未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态侧重诊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首先意味着世界格局的“变”，透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样态的基本任务是从“变”的丰富现象中准确把脉“变中的未变”。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基本表现

　　构成世界大变局意义上的“变”一般意指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人类生活各方面发生巨大、深刻和深远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中对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做了基本说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

　　学界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表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少泉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步伐，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稳步推进使国际力量趋向平衡，大国战略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金灿荣认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为：新格局，原有的西方主导格局正被东西方相对平衡格局所取代；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新工业革命，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来临；新全球问题，网络安全、虚拟经济、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日益凸显。滕文生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基本表现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发展新道路和新局面。权衡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表现为：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分工体系发生新变化；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经贸秩序发生新变化。“变”作为现象本身具有丰富多样性，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变”的基本表现，虽然学界论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属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范畴，且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的变革、国际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人类文明交往模式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力量对比和中美关系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关键影响因子等。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未变”的主要内容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的有机统一，人类历史各因素的变化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发生根本性质变。同时，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相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更具有复杂性，因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完成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其演变的整个进程中，变和未变有机统一。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态需要我们关注到“变”的是什么，更需要我们透过丰富多样“变”的现象准确诊断“未变”的是什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的“未变”内涵丰富，“不变的价值目标追求”“未变的发展态势”“未来可能质变但现在处于量变的要素”等都是其应有之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中的“未变”外延也体现在多个方面，既包括结构性要素的未变，也包括进程性要素的未变；既有机遇意义的未变，也有挑战意义的未变。科学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未变”的机遇与挑战，对我们正确进行战略定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机遇意义的“变中未变”主要体现在世界格局演变态势方面。虽然新的全球问题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但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主基调没有变，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大潮流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旋律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曾就世界发展态势的变中未变做了说明，强调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秩序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等。在这些未变和大变面前，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不会变。”

　　其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挑战意义的“变中未变”主要体现在世界格局演变进程性要素方面。首先，就国际力量对比而言，虽然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多极格局显现，但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尚未改变”。其次，就社会主义运动而言，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成就使科学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出现新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拓展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空间，但“也给一些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变革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资强社弱’格局”。再次，就西方同盟阵营而言，“美国所主导的美日欧同盟体系是西方在全球力量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根本原因”，虽然美苏冷战结束后美日欧同盟体系内部时有严重利益冲突并出现分裂，但并没有真正分化瓦解，其盟友关系，特别是政治军事同盟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最后，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即中美国力对比而言，虽然中国自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和拉动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与此同时，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强大的发达国家且依然在进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的未变，对当前中国战略定位极具意义的诊断是，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可以分别选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美综合国力比较”三个代表性方面的定量分析等来集中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变量“变中的未变”。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10年中国连续11年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当前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高速铁路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批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方阵。但如苗圩2015年所强调的，“全球制造业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国现在处于第三梯队”。另外，据2018年工信部对中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表明，“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除了制造业，当今世界服务业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不断提高，但据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高收入国家的国际差距是1∶5.5。就中美综合国力对比而言，据统计，截至2017年，中美综合国力多数指标相差4倍以上，其中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2倍，美国顶尖科学家的数量是中国的9倍；2020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以上数据充分说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依然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差距。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中有未变，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样态的本相，但当下民众中涌动着一股主观臆变论暗流。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观原因是一些固有的认识习性：在人的意识结构中，“变”是活跃的、生动的、新颖的现象，“未变”是相对静止的、僵化的、惰性的现象，因而“变”总是比“未变”更容易捕获人的注意力。另外，人普遍具有维护自我积极形象的心理倾向，面对外界错综交织涌动不息的信息流，人们总是更乐于关注、选取、整合和加工符合自我设想的信息片段。这导致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广为民众所感知和认同，相对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未变”则经常被人忽视。

　　不仅如此，为迎合受众的心理需求从而博取更多关注，媒体界热衷片面报道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导致不少民众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幻觉，误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绝对衰落，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这种观点常见于各种唱衰西方、唱衰美国论调之中。这种“只见其变不见其未变”的片面观点在认知领域容易滑向主观臆变论，即基于个人的利益需求、偏好和愿望，用个人主观臆想的变化代替客观实际的变化。

　　3.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坚持“变”与“未变”相统一的原则

　　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态要求我们坚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样态中“变”和“未变”相统一的原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在客观世界领域的感性显现和事实确证，看到“变”，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战略信心，坚定“四个自信”，根治恐美、跪美、神化美国的奴性病。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敢于胜利；面对全球治理诸多困境，我们要积极参与、塑造和引领国际新秩序，力争为人类事业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看到“变”中的“未变”启示我们，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和世界如何动荡，我们都要找准自己发展的历史方位，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耐心，集中力量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警惕自我膨胀，防止轻美、离美、去美的幼稚病。其核心要义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中未变”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回归辩证唯物主义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战略定位。

　　当下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态需要防范主观臆变论。一方面，我们要深刻领悟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两个没有变”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告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做好打硬仗和打持久仗的心理准备，继续坚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为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跃迁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制度和文化基础。这是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家胜负起伏的关键因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胜期，我们要保持头脑冷静，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准确定位自我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抉择。

　　首先，封闭必然落后，开放是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合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之一。当今世界“创新资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破组织、地域、国家的界限，表现出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力量就解决所有创新难题，面对美国对我国核心科技的围堵、打压，人为的“筑墙”“脱钩”，我们不能意气用事，轻言离美、去美。相反，我们要坚定执行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多维度走出去，在更高平台上推进科技自主创新；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更高水平开放来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态势。

　　其次，面对世界大国激烈战略竞争所引发的国际关系冲突，我们要有底线思维，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要敢于出击，坚决维护，坚决斗争，寸步不让；但我们也要将斗争性与同一性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国际争端，避免进入新冷战，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发展赤字与和平赤字，我们要有大国使命担当，积极有所作为，但我们也要直面中国依然是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履行国际义务要量力而为，避免透支，避免被捧杀。

　　最后，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迫切性，我们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着力打造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四面树敌。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是确定性中有不确定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侧重预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具有规律性；同时，人是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社会存在物，人可以认识、运用社会发展规律，预测并进而规划未来，这是人和动物相区分的一个根本标志。当下准确识变的最重要任务是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样态，预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从而为制定合理的应对方略和引导规划奠定认识论基础。根据唯物辩证法，世界的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同时，特定时代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人们习惯把已经认识到的，包括事物稳定的、本质的联系和非本质联系都视作确定的，而把未知的本质联系和难以把握的非本质联系都视作不确定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人类历史客观进程中的大转折大调整大发展阶段，也是我们对这一特定阶段所作出的重要论断，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都呈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

　　1.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的确定性

　　寻求确定性是人的先天禀赋，“无论是对于科学研究还是宗教信仰，抑或是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没有对确定性与本质的寻求和把握，人们就会失去起码的基准、参照或目标”，传统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多是一种“确定性”研究范式，即试图通过把握普遍必然性真理使人获得内心深处安全、可靠的依托和保证，为人们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关系，维持社会秩序和良性运转提供认识论承诺。

　　当下国内外学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特别是其关键变量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确定性进行了热烈探讨，并形成某些共识。学界普遍主张，世界的多极化、均衡化、民主化、法治化发展态势，各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互动态势，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态势等不可阻挡。就中美未来博弈态势而言，“未来一个时期，双方利益协调难度将会持续上升，两国体制层面矛盾将进一步凸显”，“美国绝不会轻易容忍中国的崛起与超越，中国绝不会放弃发展的权利与机遇，中美贸易竞争、科技竞争乃至综合国力的竞争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发展需要依赖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发展需要学习美国先进的技术”等。学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无疑具有其科学性和启发性，但仅停留于阶段性、具象性的判断和推理，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望远镜方能看得更深远。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其总体趋势中。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和样态相一致，受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行规律的支配，从较长时期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定性应该表现为西方逐渐走向衰落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这一总体的发展趋势。这一确定性所描绘的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中美之间竞争合作并存的复杂博弈的可能性空间和长远趋势，贯穿于其中的横轴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客观规律。

　　2.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总体趋势具有确定性，但其现实进程，亦即各国活动可能性空间范围内的具体事件，如特定阶段中美竞争与合作的具体场域、着力点、程度、操作方式、结果等将以何种可能性呈现出来，则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现代社会的客观事实和突出特征，它植根于特定时代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植根于客观联系本身的可变性。人类历史活动在无数人意志交互作用中展开，由于“主体的存在、利益、认识、意志、实践活动的差异性、矛盾性和无序性”，相对于自在世界，更是具有无数主观和客观的偶然性，也就是说存在不确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生动描绘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就是说新的关系代替旧的关系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确定的，但被什么样的新关系所代替以及如何代替则是不确定的。现代社会科技日新月异和生产方式加速变革强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定阶段世界各国的博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作为竞争主体都必将从本国利益最优化的计划和目标的确定性行为开始，但如恩格斯指出的，“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无论各国如何努力，最终都会以充当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表现样式而结束。人类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一方面，在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知识经验技能的新陈代谢加快，任何先发国家，即使是目前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美国，单纯依赖知识经验技能的积累并不能确保其领先地位，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能否保持其优势地位关键取决于它能否继续保持其在科技创新上的领跑速度。而科技发展离不开主客观因素的协力支持和建构，时下美国正陷入系统性体制危机中，面对正在来临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美国能否抓住机遇，继续保持其科技创新领先速度具有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迄今新兴经济实体的崛起动力主要来自对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学习、消化和吸收，但学习驱动型发展方式具有限度，借鉴吸收完毕之日便是动力消失之时，大国之间科技竞争力量对比将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是最难掌控但必须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新兴经济实体能否实现后来居上，关键也取决于能否抓住正在来临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机遇，具有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科技创新速度，即实现科技与产业从跟跑、并行到领跑的转换和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同样也具有不确定性。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和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美国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但中国在未来何时全面赶超美国，这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早一点也可能迟一点。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其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体进程中机遇与风险相互依存、相互创造和强化。不确定性的本质内涵是机遇与风险并存，“不确定性是一系列悖论的集合，既可能带来意外的危机，也可因事物的异常变故而动揺其衰退态势形成新的生长点，还可更新事物的结构、功能并形成适应外部环境的新条件，为社会实践的飞跃奠定基础”，不确定性意味着危险中蕴含着机会，机会可能招致危险，“危”和“机”相伴而生。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给全球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都尤为突出；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人类面临诸多共同挑战。

　　就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制度优势显著，工业体系完整，市场空间广阔，人力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但我们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大国竞争，美国的全方位多角度打压围堵，周边安全局势不容乐观等系列挑战；国内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居民收入和财产差距较大，农业基础还不稳固，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存在弱项，生态环保任重道远，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党员干部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风险等系列重大挑战。世界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能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具体事件呈现出来，并引发一系列链式反应或蝴蝶效应，将给世界大变局未来发展带来难以预计的不确定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具有积极意义。虽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引发焦虑，但不确定性本身并非恶。正如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原子的偏斜运动，即偶然性，使人摆脱生硬的必然因果链条的束缚，在感性存在中获得一种本体论意义的自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虽然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和重大风险，但也带来选择的自由和创新、变革的时空。不确定性使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认识与实践不断面临新的考验和拓展，旧的全球发展和治理理念、逻辑、经验和范式不断被质疑和革新，世界因此充满生机活力与发展张力；不确定性引导我们用未来的命运与共而不是过去的恩怨控制当下的行为，从而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行动更加理性；风险意识迫使人们精诚合作寻求防止危险出现的新思路，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事业的进步必将在合理应对不确定性中得以实现。“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应该是让我们彻底绝望的理由，因为它实际上也给人类提供了无限探索的可能性：危机与机会共生，偶然性与可能性同在，不确定性与新的希望并存。”

　　3.准确透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要求我们坚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的原则

　　我们要在增强战略信心同时，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对中国未来发展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性，所面临风险挑战的严峻性、难以预见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普遍预测，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时下部分中国学者和民众主张，“如果中国发展顺利的话，未来30年中国在各方面的实力将不断逼近甚至超越美国”，更有甚者，一部分人去掉“如果发展顺利”这一前提条件，坚信中国未来30年必将全面超过美国。另一方面，国内外也有不少民众认为，中国与美国差距巨大，30年左右中国根本无法全面赶超美国。

　　这两种观点看似对立，实则都忽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进程中现实事件的不确定性，走向了历史直线论的误区。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历史梯级的上升运动也不是直线式的有进无退，而是有进有退，进进退退，弯弯曲曲，只是在总体上看是向一个方向前进罢了。”

　　历史直线论无视历史发展进程可能存在的跳跃性和曲折性，在逻辑上容易导向机械决定论、历史自动论、历史宿命论，并诱发消极不作为、对机遇和风险反应迟钝等各种错误行为倾向。

　　当下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趋势需要防范历史直线论。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精髓要义，要清醒意识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相对于一国发展，国际社会发展总是更具复杂性，国际秩序的演进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面临的风险阻力”“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充分估计国际规则之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

　　为了避免在将强未强、将起未起之际倒在崛起的门槛上，我们在思维上要防范跌入历史直线论，在实践中既要防止盲目悲观论，也要防止盲目乐观论，当下尤其要警惕“战略冒进”的风险。概而言之，在人类历史新旧交替、破立并行交汇期，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不断加强机遇意识，善于捕捉重要机遇，顺势而为；也要切实统筹国内建设和对外关系，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不断完善风险预警、管控和应对机制，特别是高度警惕战略性、系统性、颠覆性风险，善于化危为机，逆势而上，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总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给中国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我们必须科学应对和主动引导方能使之向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准确识变是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的认识论基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由来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样态变中有未变，发展趋势确定性中有不确定性。由此我们可以推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本质的特征是辩证性，因而准确识变的关键是“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注意防范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片面认识。针对当下民众中存在的有代表性片面观点，准确识变需要防范偶因决定论、主观臆变论和直线历史论。贯穿并支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发展进程的根本规律是客观世界辩证运动规律和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行规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人类历史的大转折、大调整和大发展的特定阶段，也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

　　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掘、提炼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演变规律和大国兴衰成败规律，使我们更好地吸取经验和教训，为科学应变和主动求变提供更具体的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作者系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