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话语选择。百年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争留下了丰厚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为解答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问题提供不少思路。目前，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学术遗产的清理和总结已取得不少成绩，但长期以来，政治史研究范式仍影响着研究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评判，以致产生不少认识误区和偏差。

　　马札亚尔（Ludwig Madyar，1891—1937年），又译马季亚尔、马扎亚尔、马札尔、马嘉、马加尔等。1891年，他出生于匈牙利，中学毕业后开始学习法律，同时兼任新闻记者。1919年，匈牙利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革命，马札亚尔积极参加了建立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斗争，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22年，他因苏俄政府和匈牙利政府之间交换俘虏而前往苏联。同年，加入联共（布）党组织并被安排在塔斯社工作。1926年，马札亚尔被调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并开始为苏联驻华领事馆工作，先后任职于汉口和上海的苏联领事馆。1927年，因中苏断绝外交关系回到莫斯科。此后，马札亚尔经常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政策的工作。1928年，他参与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1929年，他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马札亚尔还曾在红色教授学院、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校任教。后来，因卷入苏联的政治争斗，他被捕入狱并于1937年在狱中去世。

　　马札亚尔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将“亚细亚的”概念与中国社会历史关联起来，引发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国际大论战。这场论战迅速传导到中国并激起中国左派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特殊性问题的省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但如今马札亚尔已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的“边缘人”和“失语者”，对其学术遗产的清理更是无从谈起。目前，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虽有所重视，但仍缺乏专门而系统的考察。因此，本文将在厘清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全面梳理马札亚尔的学术遗产，以求对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思考有所助益。

　　在20世纪上半期的国际学术界，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旗帜人物的马札亚尔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民国时期中国学界亦积极引介其学说。不过，整体来看，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待马札亚尔学说的态度较为复杂。

　　马札亚尔十分关注中国农村和中国革命问题，在华期间收集大量关于中国农村的资料并于1928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该书从土地关系、阶级分化、市场及帝国主义影响等层面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认为受水利灌溉、黄土层、垦殖区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中国社会呈现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官僚政治等“亚细亚的”特征。该书勾勒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即：氏族社会崩溃后并未经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而是进入漫长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显然，马札亚尔认定中国社会发展经历了一条迥异于欧洲的“中国道路”。该书的出版引起苏联、日本和中国学界的广泛注意，继而引发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大论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后，马札亚尔在多种场合继续阐发和完善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相关论述共同构成马札亚尔的学说体系。故此，中国学者接收马札亚尔学说的文本也是多样化的，并不局限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

　　国内最早介绍马札亚尔学说的是《新生命》月刊。1929年8月，该刊通过日本《社会思想》杂志转译马札亚尔的一篇文章，取名《中国的农业经济》。该文从自然条件、土地所有的形态与特质、阶级分化等三方面阐明了中国农业经济的特征，可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内容提要。但是，该文因当时理论界正专注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而未有太多反响。1930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由西门宗华以《中国农村经济之特性》为名翻译出版。他在“译者序言”中认为该书：“目光锐敏，理论透彻，确是欧洲罕有的巨著。不过中国方面的材料，因受文字的阻隔，国籍的不同，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然而即是照这样的著作在国内还不容易找得。”西门宗华的翻译工作与陈翰笙有直接关系。后者组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计划对中国农村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委托西宗华翻译该书作为学习和参考资料。不过，西门宗华仅翻译该书前七章，其中关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部分并未译出。1932年，农村调查团成员王寅生（笔名叶民）着手翻译其他章节，认为该书“为现今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最有价值的参考书”。他陆续在《新创造》杂志上译出“中国土地私有制底形式和性质”“中国底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与农民经济”“中国底租佃和雇佣劳动底形式和性质”及“中国土地私有财产底性质与发展”等四章。不过，宗华和王寅生的译本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太多关注。

　　被学界普遍采纳的是1930年由陈代青、彭桂秋翻译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该译本由神州国光社发行，得到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王礼锡的支持。当时，王礼锡主持神州国光社的工作，他力倡并组织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其编印的《读书杂志》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阵地。已在国际学界博得大名的马札亚尔自然也成为神州国光社的译介对象。译者给予该书较高的评价，认为该书“虽有不少的缺点或错误，然绝不能抹煞他的成功”；“全书的基本观点以及材料的丰富，诚为中国出版界绝无仅有之著述”；“我们不仅激急于将本书介绍于国人，更希望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更能提高国人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兴趣，以此作蓝本，更进一步的去研究，以冀将来获得更好的收成”。这一译本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版本且被多次重印。学界大多通过该译本了解马札亚尔学说，它也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征引率较高的文献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札亚尔学说遭受苏联主流理论界的质疑和指责。作为回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于1931年进行调整，取消导言“亚洲生产方法与帝国主义”部分，其余各章也多有修正。对此，马氏声称：“在第一版‘绪言’中，作者曾提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法说的问题，以为在理解中国历史过程中，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法观，是很必要而富饶的。在对此问题的争论过程中，遂得一机会去改正作者在初步谋解释马昂两氏对此问题的观点时所犯的许多错误，并肯定的阐明自己的观点。对此问题的争论使作者信服，要分析中国土地关系的历史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比作者在第一版中所作的更深刻更彻底的研究。”不过，修订版并没有中译本。1933年，新生命书局出版由徐公达翻译马札亚尔的《中国经济大纲》一书。该书虽以整体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但在关于中国农村的部分继续阐发其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因而本书也是中国学者了解马札亚尔学说的重要文本。马氏在该书中放弃此前关于帝国主义侵入以前中国社会表现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矛盾对立的论断，坦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乡村中之基本的而且决绝的阶级的矛盾”。显然，对帝国主义侵入以前的中国社会制度，马札亚尔改变此前旗帜鲜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认识到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依旧处于主导地位。

　　马札亚尔对其观点的修正做出解释：“在这本书中，我们以后不说到亚西亚生产方法问题者，是因为这个问题与问题的设问有连系，并且应用到中国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曾引起不少的争论……我们承认我们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之错误，在那里我们未曾充分地注意到中国历史中之各时期及各区域中之封建化的过程。”不过，马札亚尔在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同时仍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关于亚西亚生产方法问题，关于东方社会问题的设问完全是正确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学说应用于中国过去历史完全有根据的。”可见，马札亚尔认为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历史关联起来并无不妥，需要完善和修正的是如何将两者有效结合的问题。

　　此外，马札亚尔学说还伴随着其他学者的论著在中国传播。1933年，黎明书局出版亚细亚生产方式派学者柯金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马札亚尔在序言中对亚细亚社会的诸般特征做出具体说明，即：土地私有财产之不存在；人工灌溉之必要及与此相适应的及大范围的公共事业的组织之必要；农村公社；专制政体为国家的形式。他还批评沙发诺夫“没有说明在许多东方国家内亚细亚生产方法是怎样解体的，而封建的生产方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显然，马札亚尔并未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而是更加谨慎地将之运用于对中国具体历史问题的解析当中。

　　民国出版界积极宣传推广马札亚尔学说，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书评和广告屡见报端。神州国光社就极力推介这本书，该社在《读书杂志》和《申报》连续刊登广告盛赞该书“是著名的中国土地问题的物观的研究的一个有力的尝试，而其中内容的丰富，实在是惊人”，“无论站在任何观点来研究中国农业经济，这是一部很好的书”。《书报评论》等刊物也刊载多篇书评，认为该书“是一部具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之书，是一部极有价值之著作！已出版的许多著作，没有一本比得上它！我们有读此书之必要”。《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翻译出版与当时如火如荼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相呼应，有助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出版界的热情或许便出于对该书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认可。

　　然而，学界对马札亚尔普遍持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的反响是完全一致的。大体而言，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接受往往受政治、学术和民族情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因素为学界接受马札亚尔学说确立了原则和划定了营垒。由于与托洛茨基派理论有一定的共通性，国内托派及其亲近者大多表现出对马札亚尔学说的认可和支持。如，马札亚尔学说的积极传播者陈代青、彭桂秋、徐公达等都与托派有莫大关联。但是，马札亚尔学说与斯大林派的理论有明显的冲突，因而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华岗等学者对其持批判态度。

　　不过，同一政治立场的学者之间的步调也并非完全一致。托派学者杜畏之认可马札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中国。李季积极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并对马氏学说进行修正。王宜昌则对马札亚尔提出激烈批判，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存在。此外，任曙、严灵峰对马氏也多有指责。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并非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学说，他们在批判马氏历史多线论的前提下又表现出认可与接受的一面。如，吕振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一部较有系统和价值的中国社会通史。冀朝鼎也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是一很有启发性的科学研究”，且在他看来，饱受学界指责的马氏为柯金《中国古代社会》所作的序言，也是一篇“有价值的序言”。

　　此外，民族情感因素可能也影响着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学说的认可度。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刻画了中国落后、愚昧的形象，使其难以获得中国学者的支持。不过，马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问题的思考又为其博取不少认同。因此，民国学界不乏对马札亚尔学说相对客观的评价。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彭迪先认为马氏的“见解虽有不正确之处，但以不识汉文的外国人而能搜集非常之多的丰富的资料，站在新兴经济学的立场，深究我国的社会经济，这点是非常令人钦佩的”。还有论者认为：“本书是有缺点的，但就是如此，它依然是关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一本名著。我没有见过第二本比这个缺点少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著作，我更没有见过第二本比这个优点多的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著作。”

　　综而言之，民国学界大多拒绝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有效性，但并未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关于中国道路特殊性问题的探索。故此，学界在批判的表象下隐藏着对马札亚尔学说接受和认可的一面。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能够进行相对客观的评述，整体上呈现一个立体多面的马札亚尔形象。这与后世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单一化、脸谱化的评价迥然不同。

　　马札亚尔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整体来看，马札亚尔在国内的学术形象日趋标签化和脸谱化，这一认知也导致不少偏见的发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白热化之际，当时苏联理论界中的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形成激烈交锋。马札亚尔在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将争论焦点由都市经济引向农村社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界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因此，马氏在共产国际及国际左派学术界拥有众多支持者。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在该书“编辑者序言”中虽指陈其中错误，但仍称其“可算是现代中国土地关系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第一个有力的尝试”，“是一部有价值的对于中国问题之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频繁吸收马札亚尔的观点。如，马氏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土地问题方面的丰富知识大大有利于制定拟议中的、后来被六大通过的土地纲领”。另外，1927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也深受马札亚尔学说的影响。这显示马札亚尔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马札亚尔的“国际学术权威”形象也曾为中国学者所熟识。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就认为马札亚尔是“今日研究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之世界的权威”。还有学者坦言：“关于马札亚尔再来详细的介绍似乎是多余的，谁都晓得这是苏联农业经济学者的第一流人物、有名的东洋经济学家，并且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者。”可见，马札亚尔也曾拥有极好的学术声誉，与后世学界的负面评价有很大不同。

　　不过，国际理论风向的变动直接影响着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的评判。马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不仅反驳了托洛茨基派的“资本主义优势说”，也否定了斯大林派的“封建残余优势说”。这在客观上也就取消了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将历史方法论导向多元论。故此，斯大林派便有意清除马札亚尔学派的理论影响。1928年，中共六大《土地问题议决案》放弃了“亚洲式生产方法”，转而采纳“半封建制度”的论述。马札亚尔也试图做出调整并重估近代中国的封建制，但他秉持的历史多元论终究难获苏联官方认可。

　　1931年是马札亚尔学术命运转变的重要节点。是年，在列宁格勒举办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会上，作为官方代表的哥德斯作了长篇报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实质就是东方的封建制而非特殊社会形式。他还将马札亚尔与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指出其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危害性，认为马氏学说“被利用来反对共产国际对殖民地革命性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温床”。这次会议显然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是一次政治意识形态的清算。另一位与会者约尔克毫不讳言地指出：“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揭露‘这一理论’，而不是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存在这一‘纯事实’。”据亚细亚生产方式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瓦尔加回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对者宣称，谁不承认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制度为普遍封建主义，谁就是政治敌人（其中包括我）。”

　　诚然，马札亚尔学说与托洛茨基派理论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不少托派理论家也较为亲近并引其为理论武器。但是，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仍有较大区别，尤其在是否承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阶段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性质等问题方面。哥德斯报告虽然并未将马氏与托派完全等同，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界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确定了基调。可以说，这次会议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式定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其论者亦被看作是托派的代言人”。由此，马札亚尔学说被进一步压制，苏联理论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也迅速走向低潮。

　　不过，民国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学术性似乎也比苏联学者更多一些”，仍保持一定的自由度和开放性。以积极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的吕振羽为例，在哥德斯报告的影响下，他也有意强调马札亚尔学说的政治危害性。他指责马札亚尔弱化阶级矛盾，“取消亚细亚国家的历史变动事实的存在”，这“在理论的范畴里面，不只是一种错误，而且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但整体来看，吕振羽并未过多使用措辞激烈的政治语言，尚能通过学理分析指出马札亚尔在辩证法方面的错误。

　　1934年，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还特意增添为马札亚尔开脱的文字：“不过马扎尔究竟还可说对东方的情形不甚熟习，他的这种错误，我们还可作万一的原谅。不过以讹传讹，一般中国的所谓历史家，更从而夸张起来，结果便形成了取消农民之政治上的重要性之一个错误的逻辑。这便无法宽容。”显然，吕振羽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持谨慎态度，将其与托派区别看待，他批判的主要是对马札亚尔学说仅取片面利用态度的托派理论家。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尚存几分学理考量，那么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批判更多属于意识形态的斗争。此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组织化。在经历前一阶段的激烈争辩与淘汰分化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向心力增强，理论边界更加明确。在此语境下，中国学者对马札亚尔的定位也逐渐从“异见者”升格为离经叛道的“反革命”。1937年，马札亚尔在狱中去世。次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在其影响下，中国理论界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从混乱状态迅速走向统一。与之相应，1939年毛泽东等人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了中华民族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进历程。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长期遵循的“最高指示”。在这种唯物史观“典范”形成之前颇为活跃的马札亚尔学说，则被完全排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谱系之外，成为政治上的反动派。这说明，“一定的文化政策、权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作用，既提供了驱动力，也构成了规训和约束。”

　　受此影响，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采用更为激烈的措辞批判马札亚尔。194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的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清算以马札亚尔等人为代表的托派残余势力。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争论中，虽然说基本上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击溃了，但是托派许多书籍，如反革命马扎尔所著《中国农村经济》……还没有给有系统的批评。”由是，他号召“去根本击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并给托派关于这方面反革命理论的彻底袭击”。无独有偶，叶蠖生也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指出马札亚尔学说“在今天已被公认为错误的了”且“被发现是反革命”。

　　在中共若干重要刊物号召在理论和学术领域清算以马札亚尔为代表的托派残余的影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态度也渐趋严厉。吕振羽加重谴责语调，指责马札亚尔“‘被托洛茨基所蒙蔽’，且为托派和其他骗子们所利用……来取消中国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他还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增订版《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弱化学理分析，强调马札亚尔的政治危害性。如，他将最初批评马氏“背叛事实的结论”修改为“背叛史实和革命实践的结论”。同样，翦伯赞也指责马札亚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论的否定论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40年代批判秋泽修二风潮中，又加大了对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力度。华岗就指出：“现在秋泽修二和佐野袈裟美这班走狗所采用的‘历史理论’，不正是过去马札亚尔和沙发洛夫等所用过的‘历史理论’吗？”显然，马札亚尔已经完全沦为反革命的伪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于马札亚尔的认知更趋同质化和脸谱化。他与托派的差异性被淡化，关联性则被放大，以致于被认为彼此存在“血统关系”。尽管也有学者指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说成是托派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但两者同气连枝的固有印象短时期内难以消除。

　　这种建立在政治立场上的革命叙事有其合理性，“确定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格局和基调”，但也存在不易克服的缺陷。这就使得马札亚尔学说长期以来被视为托派理论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性，从而沦为学术史上的“失语者”。因此，马札亚尔学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仍值得重新讨论和深入思考。

　　长期以来的革命史叙事传统掩盖了马札亚尔学说的学术性面相，制约了学界对其学术遗产的清理。尽管马札亚尔学说存在不足与缺陷，但它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特殊性问题的探索启发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者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基础上深化理解唯物史观，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调整与深化。因此，从学术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马札亚尔学说，客观看待其功过得失是十分必要的。

　　不得不承认，马札亚尔学说并非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史论战的干将陈啸江就指出，以马札亚尔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派学者“多忙于搜集材料及论辩，故对于系统整理上，甚少注意……其中零乱和重复之处，当不一而足”。另有观点认为：“当时，马札尔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可以说，马札亚尔对于中国社会的粗放式论述与中国历史实际之间存在不小的隔膜和断裂。如，马氏认定土地国有是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但不少中国学者却认为周秦之际便普遍存在土地私有的事实。至于水利灌溉则在中国南北方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并不足以塑造中国的社会制度。马氏所描述的其他诸般特征也与中国历史实际存在一定隔阂。因此，有学者就批评马氏“竟囫囵吞枣，谓中国亦缺乏土地私有制，不辨皂白，硬将中国社会加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头衔，这简直是梦游式的幻想”。类似批评在民国学界并不鲜见，这也和域外学者对于中国古史缺乏充分的理解和体悟有很大关系。

　　马札亚尔学说最致命的缺陷当属所构理论与所述内容的自相矛盾。曾积极引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王礼锡，也不禁讥讽马氏“自已以一个盾挡住自己的矛”。这一缺陷也被另一位亚细亚生产方式派理论家瓦尔加指了出来，他认为该书“在理论上特别强调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意义，但几乎完全没有相应的具体资料，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此书的弱点”。大致来说，马札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中所收集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关系的资料并未有效支持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没有充分说明该理论所指示的“国家—农民”的矛盾，反而更多指向“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换言之，马氏所述内容并未实证其在导言中所构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反而印证了中国封建制的根深蒂固。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的理论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错位的、断裂的。

　　马札亚尔似乎也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他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导言中将该书的缺陷归结于两方面原因，即材料搜集的困难和“理论的历史性质”难以把握。前者指中国农村缺乏系统而确实的材料，后者是如何理解历史理论的问题。不过，在马氏看来，“提出问题并加以指明，是最为正确的，即使所提出和指明者是一个错误的立场，然问题之得解答，亦较缄默不言为愈。”就材料方面来看，尽管马札亚尔在华期间搜集大量资料，但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时仍依赖其他研究者的材料，如佛林（M. Volin）和约克（E. Yolk）等学者的研究资料。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揭示中国农村的封建关系，并不足以支撑马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其实，马氏在材料方面的不足也时常遭受学界的质疑。有学者就批评道：“著名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专家马札亚尔，就因为根据的材料不正确，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批评者虽未直言该书的材料问题导致理论与内容的脱节，但也足以说明材料的缺陷影响了马札亚尔学说的论证方向。

　　不过，马札亚尔对于历史理论问题的偏执理解是产生矛盾的根源。马氏认为自然环境因素对塑造中国社会模式有决定性作用。他通过水利灌溉推演中国的政制模式，从而塑造一个独特的亚细亚社会。马氏的这一研究方法饱受学界诟病。王宜昌认为马氏的研究方法本末倒置，批评他将地理因素作为中心，而把人类劳动和技术置于末位。吕振羽指责马札亚尔将辩证法“首尾倒置”，认为：“一个忠实而负责的历史家，总不应该单拿上层的政治形态的东西去说明下层的经济性质；而且关于那些上层的建筑物，并不能当作一个独自存在的问题去研究的。”刘兴唐也指责马札亚尔蔑视辩证法。

　　当时，如何判定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并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究竟以社会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来确定社会性质，学界仍莫衷一是。马札亚尔认为，区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形式的关键在于土地所有权问题。马氏并不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土地私有的现象，但认为“私有财产的观念却一直未能得到发展，结果是缺乏很强的动力去建立法律—政治制度来保证私人财产的权利”。由是，马氏便将中国视为缺乏土地私有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

　　更为关键的是，马札亚尔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往往以欧洲典型社会政制模式为标准，与之相异的中国则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模式。由于缺乏对剥削关系的考察，马札亚尔难以了解经济基础的本质，从而夸大上层建筑的特殊性。尽管他试图通过对地主与农民地权关系的分析来说明土地私有制的缺失，但又处处揭露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这与他所要构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相互矛盾的。中国学者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基础上，从本土历史经验出发逐渐突破欧洲社会模式的限制，试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判断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当然，中国学者在平衡上述关系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在批判马氏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做出调整和改变。

　　实际上，民国学界也并未完全否定马札亚尔学说，不少学者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马札亚尔关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农业分区、阶级关系等问题的解析被学界部分认可和接受。何干之认为：“马扎尔对中国农村的分析，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关于中国农村公社相关问题的解析受到马札亚尔学说的启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在一定程度上也沿袭了马氏的研究路线。有学者就认为马札亚尔对于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分析，虽然“没能成功地将中国社会性质论证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但法权分析却因此引入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如此来看，陈翰笙从分析土地所有权切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应与马札亚尔学说的启发有莫大关系。作为陈翰笙农村调查团成员的钱俊瑞，也曾从侧面指明这一点。可以说，马札亚尔对于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马札亚尔学说对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样具有启发性和建设性。不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批判马札亚尔学说的过程中获得启发。吕振羽就认为：“一切前进的为真理而努力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在一九三一年前，不少人也都多多少少受到马扎亚尔的一些错误影响。”不过，曾经颇具声誉的马札亚尔学说因苏联理论界风向的变动而迅速失去学术地位，中国学者也有意无意地与其保持距离。但是，以马札亚尔学说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仍隐而不彰地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如，陈啸江就指出：“有的人却在所谓各种各色的主张掩护之下窃取其论点。”另有学者注意到许多提出关于过渡社会的论者，在其根本性的论据上与亚细亚社会理论并无不同。诚然，并非所有中国社会特殊论的倡导者都受马札亚尔学说的直接影响，但践行此路径者多表现出对马札亚尔的同情。如，陶希圣也曾以水利灌溉来解析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不同，以致于被视为“完全是马扎亚尔的理论的复写”。李季、杜畏之等托派学者也沿着马札亚尔学说的路向进行修正和发展。不得不说，民国学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特殊路径的阐释难以完全绕开马札亚尔学说所指示的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强大的国家政制等问题，这些议题显然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着特定的导向作用。

　　但是，马札亚尔学说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引起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独特性与世界历史一般进程之间关系的省思与再平衡。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进化史观中探索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唯物史观作为其中重要方面被引入国内。这虽然革新了中国学者的历史观，但同时也逐渐陷入唯西方社会理论马首是瞻，轻视本土特殊性和能动性的误区。马札亚尔学说是对这一趋势的平衡。尽管它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并非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却是推动学界反思与再平衡的一剂猛药。翦伯赞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坦言：“马扎亚尔学派在其过分的夸张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以致把东方史与世界史对立起来，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因此而追求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这对于东方史的研究上，是他们的贡献。”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围绕马札亚尔学说的争论至少获得一项共识，即认识到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理论界也意识到此前对于马札亚尔学说的批判出现矫枉过正的错误，并尝试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做出进一步阐释。科瓦列夫等人的“变种论”取代此前简单否认中国特殊性的理论观点，将中国的特殊性视为某种社会形式的“变种”。这一观点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支持和追随。不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变种’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实际上却又妨碍了他们对中国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使他们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本质，难以走出‘公式主义的泥沼’”。亚细亚生产方式“变种”论，虽然正视中国的特殊性，但并未充分体现本土社会历史的能动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变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并尝试进行理论提炼。吕振羽、翦伯赞等学者“为克服唯物史观应用中的偏失，主张以辩证法引领唯物论”，逐渐加深了对于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的理解。吕振羽、侯外庐超越“变种”论，以东西方奴隶社会之“不同阶段”或“不同路径”来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显然已经不再将中国社会特殊性简单附庸于欧洲先验的社会形式，而是尝试以中国历史经验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要之，马札亚尔学说促使中国学者对于一般性与特殊性关系作出再平衡的努力，进而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调整与深化。

　　可以说，“从论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转向以唯物史观探究中国历史的特殊发展道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在这一转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札亚尔学说不应成为学术史上“沉没的声音”。其实，马札亚尔学说已重获认可。苏联学界早已尝试对马札亚尔学说进行重新评估，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引用的事实和论据如此之丰富，价值如此之高，以至若干年来还没有一本书能超过它”。美国学者马若孟也认为该书“是一部被忽略的著作，如果把它译成英文，肯定会被列入中国农村的经典著作中”。国际学界对于马札亚尔学说的重新估定值得国内学界反思，有必要对其学术遗产进行深度清理。

　　或许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缺乏根据的“假问题”，但百年来的争论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为导向，学界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中国特殊性的挖掘产生不少颇具启发性的学术成果。但是，政治史叙事传统仍深刻地影响着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评判，制约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学术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只有放弃二元对立思维，认识正统与异端之别的历史性和相对性，避免简单机械地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相互对应，才能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清理和总结百年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研究的学术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举措。

　　（作者简介：李自强，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