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斯特摩兰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县。该县大多数选民在罗斯福“新政”之前支持共和党人，此后数十年支持民主党人，2000年再次转向支持共和党人，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比例达到63.5%。该县从民主党堡垒转变为共和党票仓的过程，即该县大多数选民政治态度和政党取向的转变过程，同其经济结构与经济转型、工人构成与工会运动、工人代际变化与政治态度、政府政策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这一切说明特朗普上台及其政策在美国国内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基础。

　　［关键词］美国大选 威斯特摩兰县 经济结构与转型 选民

　　“宾夕法尼亚州是特朗普总统竞选获胜的关键，威斯特摩兰县（Westmoreland County）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关键，而第7区则是威斯特摩兰县的关键。”无论第7区还是威斯特摩兰县是否真的像第7区共和党主席保罗·韦罗斯特科（Paul Verostko）所说的那样在2016年选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都是特朗普的版图。2018年3月，在我和韦罗斯特科坐下来交谈之前，他邀请我到“特朗普之家”见面。“特朗普之家”是自称为“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的莱斯利·罗西（Leslie Rossi）于2016年夏开设的，它既是为了表明她对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而设立，也是一个重要的特朗普宣传材料分发中心。韦罗斯特科告诉我，店里“有你所能想像到的所有特朗普的材料：帽子、旗帜、T恤衫、各种贴纸等”，支持者们可以“走进去挑选四件东西，全部免费，不要钱”。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在威斯特摩兰县获得了63.5%的选票，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得票率仅为325%。威斯特摩兰县现在是共和党“红营”的坚固阵地，但在以前可不是。我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个县长大的，我母亲是一名忠诚的共和党人，当时，那里是民主党“蓝营”的天下，我记得，每当选举来临时，她总会对我说：“我干嘛要费劲去投票呢？反正总是民主党赢！”

　　威斯特摩兰县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何从民主党的堡垒转变为共和党的要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回顾一下这个地区选民的政党取向最初的变化，也许对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有所帮助。

　　一、威斯特摩兰县：历史回顾

　　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有10个县，威斯特摩兰县是其中之一，县城格林斯堡（Greensburg）位于匹兹堡东南方向，天气好的时候，两地大约只需30分钟的车程。大多数外地人可能从未听说过格林斯堡，但是可能对紧挨着它的拉特罗贝（Latrobe）很熟悉，那是罗杰斯先生（Mr. Rogers）、阿诺德·帕默（Arnold Palmer）以及滚石牌啤酒（Rolling Rock beer）的故乡。

　　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威斯特摩兰县是煤炭之县，最重要的是烟煤。世界上最丰富的烟煤层就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地下。烟煤可以用来做焦炭，而焦炭对附近的匹兹堡和莫农加赫拉河谷（Monongahela River Valley）一带涌现出来的钢铁厂极其重要。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说的那样，钢铁是美国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典型产品。

　　亨利·弗里克（Henry Frick）、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如今所有这些与学术精英和文化机构有关联的名字——都通过煤炭和钢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获得了巨额利润，积累了庞大财富。在威斯特摩兰县出生和长大的弗里克因为是该地区最大的炼焦炉拥有者而被称为“焦煤之王”。当他于1919年去世时，其身价已达到相当于现在的39亿美元。弗里克的财富，就像卡内基和梅隆的大部分财富一样，都来自对煤矿工人以及炼焦工人的剥削。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千上万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天主教移民涌入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到煤矿和炼焦厂工作。这些人被迫住在附属于矿山和炼焦厂的公司城镇（当地称之为“补丁社区”），工作时间长，艰苦危险，工资很低。面对极端不利的情况，妇女们努力支撑，让家人吃饱穿暖、保持健康。她们团结起来支持矿工工会化号召，为使威斯特摩兰县和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力支持工会做出了贡献，今天该县还有一些地方仍然非常支持工会。

　　20世纪20年代，三K党在美国卷土重来，估计有400万至600万美国人曾骄傲地自称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的成员。当时大约有25万名三K党成员在宾夕法尼亚州生活和活动，该州西南角的三K党成员比例最高、活动最频繁。天主教移民是三K党的主要攻击目标。三K党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把美国定义为一个白人的新教国家，他们担心不断增长的天主教居民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在其中的权力和地位。大多数移民几乎不讲英语，住在自己工作的矿山、炼焦厂和工厂周围半封闭的、贫穷的、少数族群占多数的、工人阶级的社区里。

　　在20世纪前1/3的时间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是投票支持共和党人的，威斯特摩兰县亦如此。大萧条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改变了这一趋势。20世纪20年代，矿业和炼焦工业是该县最大的就业领域。早在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之前，由于劳动力过剩，该地区的矿工和炼焦工人家庭就饱受就业不足或失业以及工资下降之苦，到1930年他们陷入了绝望境地。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措施改变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景象。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署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政府资助，生活和住房管理部门建立了定居点，为失业者及其家庭提供了使他们获得尊严的住房和工作，例如，以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名字命名的威斯特摩兰县诺维特社区就是一个这样的定居点。

　　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投票倾向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党欢迎来自欧洲东部和南部的天主教徒加入该党，从而开始将他们同化为美国白人，也获得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政治忠诚。根据威斯特摩兰县政府的记载，在1932年总统大选中，该县选民投票支持民主党。之后，虽然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除了1972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在该县赢得了多数选票之外，这里一直支持民主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乔治·W.布什对戈尔的选举为止。

　　投票给民主党也意味着选民属于工会或支持工会。然而，像美国其他地方一样，工厂关闭、工会会员工作岗位的流失不可避免地导致该地区工会会员人数减少。20世纪80年代，威斯特摩兰县的经济形势很不景气，匹兹堡和莫农加赫拉河谷的一些大型钢铁厂关闭。1986年，位于威斯特摩兰县莫内森镇（Monessen）的惠灵—茨堡钢铁厂（Wheeling-Pittsburgh Steel）关闭时，有800人失业。詹妮特小镇（Jeanette）曾经是“世界玻璃之都”，但是20世纪80年代，镇上的玻璃厂都关闭了。1988年，雇佣2500多名工人的大众汽车厂关闭，再次给有组织的劳工以沉重打击。

　　为此，威斯特摩兰县管理者为此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成立了威斯特摩兰县工业发展公司。该公司认为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投资是徒劳的，建议建立县工业园，吸引小公司。如今，遍布全县的18个工业园提供了9000个非工会会员工作岗位。

　　1990年至2000年期间，该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信息、保健、服务和教育成为新的就业领域，就业人数增加了，工资提高了，更多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于是，威斯特摩兰县变得繁荣起来，许多家庭的收入增加了44%，但是仍然有14个市镇贫困现象日益严重。

　　20世纪的威斯特摩兰县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县，至今依然如此。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该县95.3%的居民是白人，而在一些小城镇白人的比例高达99%。黑人或自认为是混血的居民仅占个位数，分别只有2.3%和1.2%，而亚裔和拉美裔人口则各占不到1%。

　　威斯特摩兰县的遭遇与美国大多数工业中心的命运相类似。随着工厂及其附属行业的关闭，工会会员工作岗位和工会会员人数锐减，曾在工厂和工会场所找到同志友谊的工人们发现自己不仅失业了，而且不再属于一个具有共同身份、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群体。他们也失去了数十年来支撑他们及其家人的情感社区。

　　取而代之填补空白的是无工会组织、工作场所较小的新型工作，还有现在遍布全县各地吸引数千人参加宗教礼拜和社会活动的新教徒大教堂。新的工作可能工资较高，甚至也可能不那么艰苦，但是把产业工人相互联系起来，把他们同工会、社区、民主党联系在一起的团体精神却消失了，即使在他们这一代人中间没有完全消失，但在他们孩子那一代中间也几乎完全消失了。

　　二、共和党的崛起

　　我小的时候总是把威斯特摩兰县的共和党同格林斯堡的“老”家庭即富裕家庭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乡村俱乐部一起打高尔夫球、骑马，在位于利戈尼尔梅隆庄园的滚石俱乐部参加金杯越野障碍赛马，加入同一个桥牌俱乐部或者女子俱乐部，开最贵的车，住大房子。

　　梅隆的活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直接影响了威斯特摩兰县的政治倾向。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是一位重要的右翼理论家，也是保守派智库和组织的投资人。梅隆·斯凯夫与威斯特摩兰县的共和党人有着直接的私人关系，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与梅隆地产（Mellon Estate）、滚石牌啤酒的关系密切。他为那里的共和党投入了大量资金，他曾告诉我，他资助了共和党的机构，支付党的办公室的费用，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共和党购买了第一台电脑。1969年，他买下了“格林斯堡论坛-评论报”（Greensburg Tribune-Review）和该地区的其他小报。他还发动“匹兹堡论坛-评论报”与支持民主党的“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对抗。1992年至2012年间，他向这两份报纸投入了3.12亿美元，把它们当作无情抨击民主党人以及所有他不同意的进步计划的霸凌讲坛。反动宣传的不断轰炸促使该县大批人向右转。

　　然而，尽管共和党中仍充斥着上流社会分子和富有的捐款人，但共和党的公众形象和选民基础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变化。如今，很大一部分共和党官员是煤炭工人的后代。保罗·韦罗斯特科生长在一个民主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印染工人，也是一名坚定的工会会员和活跃的民主党人。1972年，他与仍然忠于民主党的家人在政治上决裂，转而投票给共和党“杰出的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2012年或2013年，他成为共和党积极分子，如今，他是威斯特摩兰县最活跃的几个区中的一个区的共和党领导人。

　　该县共和党前任主席、该县共和党妇女联合会现任主席伊莱恩·戈瓦蒂的变化，也体现了工人阶级家庭子女所经历的政治变化。她的父亲是煤矿工人、矿工联合会会员，同其他家人一样，也是一名忠诚的民主党人。1980年，伊莱恩决定支持罗纳德·里根，因为她断言里根和共和党支持勤奋工作的人，而她认为民主党支持不工作的人。

　　和许多共和党人一样，戈瓦蒂相信里根关于穷人特别是关于非裔美国人和福利之间关系的谬论。里根编造并谴责的“福利女王”的故事非常出名：一位芝加哥黑人妇女开着凯迪拉克，却用食品券支付食品杂货。里根和共和党进一步宣称，民主党为懒惰的骗子们提供了资助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资金最终却要辛辛苦苦工作的白人纳税人来负担。事实上，领取社会福利的白人比非裔、拉美裔或任何其他族群要多。许多领取社会福利的人所从事的通常是没有福利的低薪工作，他们可能与其他就业者合住在一起。然而，福利受惠者等同于福利骗子的这种捏造的谎言至今依然存在，因为它在美国许多地方都有市场。

　　尽管他们的家庭很多都是新政措施的受益者，但他们认为自己是“有资格的穷人”，而且认定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领取的福利不该给“不配享受的穷人”。这种观点尤其在威斯特摩兰县产生了共鸣。居住在该县的移民的子孙们声称，他们与“福利骗子”不同，他们继承了父母和祖父母强烈的职业道德。尽管他们的家庭有很多受益于新政措施，但他们把他们成功的原因主要归功于自己的努力。正如他们目前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他们是“有资格的穷人”，他们认定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曾经领取的福利不能给那些他们认为是“不配享受的穷人”。时任威斯特摩兰县共和党第7区财务主管（现任主席）的凯伦·基弗（Karen Kiefer）用这一观点来解释为什么白人工人对共和党的偏爱增加了。她在第7区“脸书”（facebook）页面上写道，新登记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加入共和党是因为共和党现在代表的是劳动者，而民主党代表的是靠福利过活的掠夺者”。

　　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民主党人会接受对民主党的这种定性，但他们同共和党人的看法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威斯特摩兰县的人是保守的、支持拥枪权的、反堕胎的，而这些政策是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以及当地的很多民主党人都支持的。而且，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2008年的总统大选显示了这些立场和趋势的力量，2016年的总统大选进一步确认并巩固了这些趋势。

　　2008年，在威斯特摩兰县出生和成长的民主党人约翰·博伊尔（John Boyle）律师参加宾夕法尼亚州议员竞选。在初选期间，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挨家挨户地敲开忠实的民主党成员的大门，请求他们投票支持，他记得许多选民问他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还是支持“那个黑人”。奥巴马在全国初选中获胜，但在威斯特摩兰县却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2008年11月，约翰·麦凯恩获得了全县578%的选票，而奥巴马的得票率为41.1%。包括约翰·博伊尔在内的许多民主党候选人也都输了——许多人猜测，这是因为他们的党支持黑人竞选总统。

　　右翼势力对黑人当总统的想法感到愤怒，于是迅速动员起来进行反对。茶党是其中的一股力量，它在威斯特摩兰县尤为强大，对共和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进一步向右发展。梅林达·唐纳利（Melinda Donnelly）是一名脊椎按摩师，她和丈夫于2009年在威斯特摩兰县成立了茶党。他们和其他茶党积极分子每年在威斯特摩兰县各地举办三次大型集会。到2012年，他们已经举行了12次集会，并且该党表现强劲。

　　威斯特摩兰县的茶党既反映也强化了该地区民众的保守态度。唐纳利告诉我，为了赢得选举，候选人在威斯特摩兰县需要寻求茶党的支持。而为了获得茶党的认可，候选人必须接受茶党领导的面试，并对一些问题给出“正确”的回答，问题包括：“你相信有温和的穆斯林吗？”（不！）“你相信传统婚姻吗？”（是的！）“你会支持在［格林斯堡］市范围内修建清真寺吗？”（不！）“你认为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怀孕时！）“你认为墨西哥是个威胁吗？”（是的！）

　　当我问唐纳利，（关于最后一个问题）她指的是进入美国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还是墨西哥本身时，她回答说：“两者都是！”

　　三、2016年总统大选

　　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的几个月里，唐纳德·特朗普在威斯特摩兰县获得支持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明显，以至于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对此发表了评论。他向听众介绍了萨勒纳·齐托在《匹兹堡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文章描述了该县城乡各地张贴特朗普标志的数量以及接受她采访的人们对特朗普所表现出的热情。

　　共和党积极分子们的热情、辛勤努力和决心在威斯特摩兰县掀起了支持特朗普的浪潮。保罗·韦罗斯特科记得，特朗普海报的需求量非常大，他费了很大劲也难以满足。威斯特摩兰县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每年8月举行的全县博览会，这是一个大杂烩式的展览会，有游乐活动、农业展览、竞赛活动，有产品、食品展览，还有政治宣传摊位等。负责共和党摊位的韦罗斯特科利用这个机会分发海报和宣传材料，鼓励与会者支持特朗普当选。

　　当地的一位共和党人设计了一款“特朗普流动宣传车”，并将这辆车到威斯特摩兰县和邻近的法耶特县各镇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广而告之，鼓励支持者“同特朗普流动宣传车合影，领取宣传特朗普的海报以及帽子、衬衫、贴纸、旗帜、纽扣等”，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努力。还有一位热忱的特朗普支持者组织了一场“为特朗普而跳”的跳伞活动。她激动地告诉我：“我为了特朗普从飞机上跳下去了。”她解释说，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信任他，（所以）我们是为信仰而跳的。”（然而，他们的信仰似乎是有局限的，因为他们都是带着降落伞跳的。）

　　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在威斯特摩兰县获胜，获得了近63.5%的选票。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对经济担忧是特朗普在全国各地以及威斯特摩兰县等地获得大量选票的原因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相反，文章认为，选民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害怕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我在威斯特摩兰县对共和党人的采访既证实了这一观点，也使这一观点变得复杂了。这些访谈不是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是展示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密切关系。

　　许多共和党人把他们对奥巴马政府计划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恐惧转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那些他们认为将从这些政策中受益并被赋予权力的群体的恐惧。正如当地茶党向寻求其支持的候选人提出的问题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害怕“其他人”渗透到共和党人的政治和情感想象中。对威斯特摩兰县的许多共和党人来说，可怕的“其他人”是以有色人种的形式出现的：黑人、非白人移民和穆斯林，尽管事实是，或者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威斯特摩兰县的绝大多数人是白人。这个县的许多共和党人不仅希望保持这种状态，而且希望他们所在的地区成为整个国家的楷模。

　　凯伦·基弗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说明了社会地位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基弗回忆说，有一天，有几个拉丁裔男人在她家院子里干活，她拿三明治给他们吃、拿水给他们喝。但令她生气的是，他们似乎没有掌握足够的英语语言来感谢她。随后，她听说邻居的女儿到这些人工作的同一家园林公司去申请工作但遭到拒绝，这让她感到非常愤怒，她发誓要到边境去帮助修隔离墙。（后来考虑到自己缺乏建筑技能，她决定为修隔离墙的人做三明治。）

　　对基弗来说，这些拉丁裔人没有权利待在美国，因为他们不讲英语，不遵守她认为适当的行为准则，这都不符合她关于谁属于这个国家、谁不属于这个国家的界定。她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存在玷污了她对美国是什么、应该继续保留什么的感觉：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懂得正确的行为方式。此外，她认为这些工人的存在，不仅对她邻居女儿的经济福利、也对理应得到经济福利的其他白人构成了威胁。毋庸置疑，她邻居的女儿，像抱怨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的其他许多人一样，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也不可能支付在基弗院子里干活的人的报酬。

　　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尽管特朗普明显厌恶女性，而且有证据证明、也有人指控他虐待女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女性投票支持他？美国关心妇女协会主席潘妮·杨·南斯（Penny Young Nance）简洁地总结了她们对特朗普的心态：“我们不是在找丈夫，我们是在找保镖。”

　　选民投票给特朗普是出于恐惧：对其他非白人种族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政治力量的恐惧，对经济挑战的恐惧，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应该是一个白人基督教国家被削弱的恐惧。他们选举特朗普是为了保护他们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受任何国内和国际威胁。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愿意忽视他对女性的虐待、他的粗俗语言和态度，以及他的不符合总统身份的行为。

　　我在威斯特摩兰县采访的一位女共和党人也赞同这一观点。罗宾·萨维奇曾担任共和党县委员会的主席，2018年初，她辞去了这一职务，加入了“美国繁荣协会”（Americans for Prosperity）。作为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她反对跨过南部边境而来的移民。“他们只是来了，但什么事也不做，他们要去哪里？”她问。她还想让美国再次统治世界，她记得美国以前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我成长的时候的样子，记得那时美国是最强大的，没有人给我们捣乱。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地位，这让我很困扰。”她相信特朗普将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因为“你知道，这位总统不会为过去的任何事情弯腰道歉。”（她说的真对！2018年5月，特朗普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讲话时宣布：“他们忘记了，我们的祖先曾摧毁了一个帝国，驯服了一个大陆，战胜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罪恶……我们不会为美国道歉，我们将为美国挺身而出。”）我问她，特朗普是否代表了她作为一名女性的需要和兴趣，她的回答概括了许多女性接受特朗普的原因。她准备忽略特朗普对女性的可耻行为，因为她同意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立场及其经济政策，她认为这些政策有利于像她这样的人（她和她丈夫拥有一家企业）。“我必须把作为母亲的自己和作为女性的自己分开。作为一个母亲，是的，他确实代表了我的需要和兴趣，因为他在追求我想要的。他会保护我们，让军队更强大，修建隔离墙，不让别人吓唬我们。作为一名女性，（如何评价）他所说的？（我认为）他不是训练有素的政治家，所以，有些话会从他嘴里冒出来。”考虑到自己内心的分裂，萨维奇补充道：“作为一名女性，我喜欢他说的话吗？如果他是我的丈夫，我会打他吗？会的。”尽管萨维奇认为如果自己嫁给了特朗普的话，自己不会接受他的行为，但是，总的来说，她还是为特朗普对待女性的方式辩护，她特别讲述了特朗普在商界和政界对女性的提拔。她说：“看看他的内阁，里面有很多女士。”她还认为特朗普是一位成功的、没有性别歧视的商人，有“许多超凡的女性（为他工作过），他给了她们机会，他的生意不全是男人干的”。

　　“为特朗普而跳”的跳伞活动组织者特丽西娅·坎宁安（Tricia Cunningham）夸口说，她和她的孩子们都没有接受过政府的任何经济资助，因为“他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她对萨维奇的看法做出了呼应：“特朗普在让女性担任政治和商业高级职务方面比任何人做得都多。他重视才干。”坎宁安个人对特朗普也非常忠诚，她声称，自己曾在23年前在大西洋城酒店举行的午餐会上同特朗普见过面，“我愿意为那个人，为他的任何家人，为他的子孙们挡子弹。”

　　四、2018年特别选举

　　2018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第18区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这个席位本来是共和党人蒂姆·墨菲（Tim Murphy）的，但是他因为怂恿与他有婚外情的一名妇女堕胎的消息败露被迫辞职了。2016年特朗普曾以超过希拉里20个点的优势在该区获胜，这次他为了确保曾宣称自己“在特朗普成为特朗普之前就是特朗普”的共和党候选人里克·萨科内（Rick Saccone）战胜民主党人康纳尔·兰姆（Conor Lamb），几次放下自己的工作去为里克·萨科内助威，连他几名内阁成员和他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去了。为了赢得或留住该地区工人的选票，特朗普甚至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实行新的关税税率。但是，兰姆最终以比萨科内多几百张选票的优势获胜，这让认为该地区是他们的必胜选区的共和党人感到困惑。

　　不过，尽管兰姆在该选区赢了，但他在威斯特摩兰县输了，萨科内在该县获得了57%的选票——这一比例虽然比特朗普当初的得票率低，但仍然是绝对多数。选举后不久，我与保罗·韦罗斯特科和迈克·沃德（Mike Ward）进行了交谈，后者的母亲金·沃德（Kim Ward）是来自该区的共和党州参议员。他们说萨科内是反工会的，他们不同意萨科内的立场，如果金·沃德参加选举，肯定会赢。迈克·沃德此前曾对媒体说：“我妈妈是最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她准备得最充分，而且在现在的氛围下，女性候选人也是加分的。”他接着说：“里克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打击他。但是，如果不是由四位党的大佬挑选候选人而是让人们投票，他永远都不会参加选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都来自传统上支持工会的家庭，威斯特摩兰县共和党领导层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而且他们没有放弃这一立场，而是认为这对共和党人在该县和其他地方的成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现在都支持一位亲企业、反工人的总统，这位总统的计划包括剥夺劳动人民的权利，取消财富的进一步再分配。

　　五、回到故乡：威斯特摩兰县选民立场变化的原因

　　2008年，我参加了诺维特历史学会（Norvelt Historical Society）为筹备新政社区成立75周年庆祝活动而举行的一次会议。我当时正和两位当地的历史学家合作撰写一本关于诺维特的书。鉴于与会者喜欢罗斯福夫妇特别是埃莉诺，并把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新政，我建议邀请米歇尔·奥巴马参加即将举行的庆祝活动。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片沉默，直到有人建议邀请其他人以后，沉默才被打破。后来，经过与也参加会议的合著者交谈后，我才意识到，诺维特的大多数人和威斯特摩兰县其他地方一样，没有投票给奥巴马，而是投票给了麦凯恩。

　　这个认识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家乡什么时候改变了其长期保持的政治归属？这个转变是我没有意识到的，因为自从17岁离开这里去上大学以后，我再没有在这里生活过。我认为，政党归属的代际转变这种政治变革，部分原因在于该县的经济转型、工厂和矿山的倒闭，以及工会的消失或者被新的情感社区如大教堂所取代等。但是说到底，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白人至上思想和保守的社会价值观，这里的很多人把这种价值观视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价值观，他们愿意为维护或恢复这种价值观而斗争。作为一个在威斯特摩兰县长大的、母亲是共和党人的女孩，这些都是我过去被教导过的价值观，而且我看到这里现在还有惊人数量的大批人在宣扬这种价值观。

有一个关键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他们能改变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改变了，而我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我受到了要求我去了解别人的生活和现实状况的挑战。我认为我们的挑战是：确定如何培养我们对完全不同的种族、性别和民族群体的意识和认同。这样，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人就不会把“其他人”视为威胁，而是把他们看作一种可以为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而并肩奋斗的“资源”。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