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国际贸易政策的选择不外乎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两种。保护贸易思想早在15世纪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自由贸易思想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迎合了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形势尤其是英国的需要，冲击着原本占主导地位的以保护关税制为基本手段的保护贸易观。19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急速扩张时期，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选择何种国际贸易政策，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参与了这场论争，马克思后来回顾说，“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实践，对国际贸易政策提出了更深刻的解读。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恩格斯则总结指出，保护关税制度实质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资本武装起来和别国的资本做斗争，这个制度旨在加强本国资本同外国资本的斗争力量。他们研究指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受资本扩张的内在规律支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总结，但同时也是对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研究。因此，即使在今天也并 未落后于时代，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多元化趋势，新兴国家和传统先进国家的国际贸易 政策都处于变化之中，局势扑朔迷离，前景迷雾重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政策思想并以之观照现实， 能够解答当前转折点上的许多问题，并找到发展方向和路径。愚公把两座大山移开他的儿子们从此不必再绕路上学。后羿射日不忘留一颗太阳给孩子们取暖。

一

后进工业化国家应走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的道路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早期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自由贸易必然促进财富增长。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不是普遍性的事实，认为自由贸易对于落后国家的民族经济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能够“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因此主张落后国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

　　针对英国当时高唱的自由贸易论调，恩格斯质问道：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坐视不动，温顺地听任这一变化 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吗？恩格斯分析了德意志关税同盟当时正在采取的关税 制度和贸易政策，指出，“如果我们宣布贸易自由并取消我们的关税，那末我们的全部工业，除去少数几个部门，都会垮台” 。显然，恩格斯认为欧陆国家应该实行保护关税，以防止英国倾销商品摧毁本国萌芽中的工业。恩格斯对于当时建国不久的美国的贸易政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那么在 它面前就有两条可行的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 50年费用极大的竞争战来对抗领先近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利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25年中把英国工业品挡在门外，从而几乎有绝对把握在25年以后 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便捷呢？” 显然，恩格斯认为保护贸易是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措施和必经过程，因为保护关税制度的实质是动用国家政治力量限制、排斥外国资本，为本国落后的经济部门保障国内市场，使其得到国内市场的滋养，发展壮大，积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和能力。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观点，当时的欧陆国家和美国以保护关税制成功地抑制了英国 制造业的冲击，保护了本国弱势经济部门，顺利发展成为工业强国。通览世界经济史，今天的发达国家大多是 循着英国的足迹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保护贸易是追赶型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演进的一个有效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和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也为后来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 所支持。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保护贸易仅仅只是迈向自由贸易的阶段性过程。恩格斯说：“民族工业的某一 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说，保护是有限度的，在完成弥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国际差距的任务后，就应该适时地寿终正寝。对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的经济部门来说，对外出口是继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门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维 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就是破产的开始……于是，从国内贸易转向出口贸易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继续执行保护贸易政策不但不能带来繁荣，反而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例如，曾经受到保护关税制荫蔽的德国棉织品厂主在占领国内市场后，就开始抱怨保护贸易迫使他们高价采购棉纱，失去了将英国布料从中国和印度市场排挤出去的机会。对于高度发达的经济部门来说，必须拆除保护贸易的藩篱，让其进入国际市场以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而这也就意味着保护贸易必须让位于自由贸易。当然，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渐进式的、斗争性的，美国从1789年出台第一部保护性的关税法至通过《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历时一百多年，经历了自由贸易的尝试与高关税保护反弹的交替，最终才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

　　归结起来说，保护贸易必须以国内市场饱和为限度。一旦一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已经达到国内市场饱和的 程度，就不应再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否则，“工业刚刚发展到能够充分供应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停滞不前了…… 工业如果得不到扩展，那也就不可能得到改善。无论工业的外部或内部都是一片停滞的景象。对工业来说，改善机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的机器不能抛弃，而新的机器又没有新的企业来使用。可是别的国家却在前进，只是我们的工业从停滞变为倒退” 。例如，法国在18世纪曾是工业国的领袖，它逐渐落后的原因是高度的保护贸易使其工业失去了效率。保护贸易在法国占统治地位长达两百年，最终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 既然依靠旧有的技术仍然能稳定地垄断国内市场，那么固定资本的折旧必然要拖延到其价值全部转移完毕之时。于是法国工业部门的技术更新缓慢，难以应对美国、德国等新兴工业国的挑战，最后沦为严重缺乏生产性投资的高利贷帝国主义。

　　那么，如何判断国内市场的饱和度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 继续保护高度发达的垄断工业不但不能推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19世纪后期，长期受到保护的德国制铁企业，产量远超国内需求，不得不建立垄断组织以调节生产、订货和价格。为了打破关税壁垒实现出口，它们在国外市场上不惜以亏蚀的价格销售，而遭受的损失则在国内市场上找回补偿。在这种情况下，不拆除保护关税制度构筑的壁垒，生产效率的相对优势就无法彰显。此时，“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望成功地争取自立于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保护贸易与产业发展的要求之间会产生激烈矛盾，保护贸易必然遭到抛弃，自由贸易必然取而代之。

二

先进工业化国家会出现从自由贸易退回到保护贸易的现象

　　一个国家在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再有反复呢？通览经济大国的对外贸易史，事实并不如此。从自由贸易退回到保护贸易是国际贸易中的常见现象，比如当前西方大国大面积地复苏保护贸易政策。这一现象内在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阐释贸易与生产的关系，进而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最终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总结道：“英国政府公开宣传自由买卖毒品，暗中却保持自己对于毒品生产的垄断权。只要我们注意考察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础就是垄 断” 。在此，马克思指出了流通环节的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以生产环节的垄断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一国只有在生产上居于国际垄断地位的时候，它才会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已经为 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所发现，只不过其所用来说明的概念不是“国际垄断”而是“比较优势”。所谓国际垄断，其实就是与他国相比较而存在的一种优势地位。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不同的只是优势程度而已。而且，当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的核心在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也是一致的。

　　恩格斯曾经以英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来说明，一旦失去了生产环节的国际垄断，国家就会从自由贸易缩回到 保护贸易。历史上，英国曾经依仗工业技术优势在18世纪中后期掀起一波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浪潮。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一些国家生产力迅速提高，过去追求自由贸易的英国工厂主们最终不得不转变立场，成了保 护贸易的拥趸。1886年，在鼓吹自由贸易的曼切斯特，即英国最具比较优势的棉纺织工业中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在表决中仅以一票的微弱优势，艰难地否决了曼切斯特商会关于反对自由贸易的决议。对于这一事件， 恩格斯预言道：“当英国工厂主开始认为自由贸易正在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竞争者的时候，这些竞争者通过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来反击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来摧毁日益 衰微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时刻也就确实到来了” 。恩格斯的这一判断不但指出了英国生产部门的垄断地位被摧毁的原因在于自由贸易，而且预言了攻守双方贸易政策将要发生转化。果如所料，随着后进国家的日益崛 起，英国在生产领域的国际垄断地位也日渐难以维持，最终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不得不以《渥太华协定》为基础建立起帝国特惠制，实行保护关税，为已经缺乏竞争力的商品在殖民地市场上保留出路。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出，自由贸易会摧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在生产领域上的国际垄断地位，迫使其退却到保护贸易立场。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其中的缘由何在呢？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做了进一步的解答。

　　马克思在研究奥地利海外贸易中心从威尼斯向的里雅斯特转移的历程时指出：占有优势地位的威尼斯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移往亚得利亚海的对岸，因为在那里，的里亚斯特的陆上贸易这时正有加倍发展的前景。威尼斯便这样亲自养大了的里雅斯特——这是所有海上霸主的共同命运。荷兰这样为英国的强大奠定了基础；英国又这样造成了美国的强盛” 。马克思在这里描述性地总结了一个历史规律：资本的自由流动会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兴衰更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规律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 言外之意，英国的自由贸易正在滋养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

　　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自由贸易，为什么会蕴含有如此功效呢？马克思对资本特性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总是驱使其流向利润最大化的地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 。从世界经济整体来看，资本输出国固然获得了国际超额利润，但落后国家和地区却也在资本的流入中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获得了超越式的发展机遇，逐渐积累起与先进国家开展国际竞争的能力。

　　归结起来说，自由贸易是一个悖论：先进国家因为其生产上的国际垄断地位而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而自由贸易会滋养落后地区，使之走向强盛甚至崛起，反过来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进行市场竞争。自由贸易因垄断而发生，垄断因自由贸易而削弱。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经典名句来说：自由贸易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可以说，自由贸易从一开始就埋伏着保护贸易的诱因。只要实行自由贸易，就注定了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是暂时的，国际垄断地位会逐渐削弱甚至丧失，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只有动用国家政治力量实行保护关税制才能弥补。于是，自由贸易就走向了它的对立面保护贸易。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贸易政策转换规律已经反复得到验证。历史上，人口较多、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美国和德国虽然在两次工业革命中未能占得先机，但最终较之于地狭人稠、人口增长乏力、自然资源匮乏的英国、法国等老牌工业强国仍然取得了优势。现时代，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抓住先进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机遇，跨越式地实现了强盛与崛起。对此，西方国家斥之为恶意的 “搭便车”，其实这是由资本扩张所决定的。自由贸易在给先进国家带来最大化利益的同时，也为落后地区提供了发展机遇，造成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兴衰更替。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发现，已经被当代经济学家总结为“后发优势”。自由贸易是国际经济格局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国际经济格局多极化是自由贸易的逻辑性结果。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巨著《现代世界体系》中也论证指出，边缘地区（后进国家） 在世界体系中会出现崛起现象。进一步在事实上、理论上支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三

先进工业化国家实行保护贸易不能必然性地维护垄断地位

　　对于当前先进国家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我们到底该如何认知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相互转化的规律可知，今天的先进国家之所以实行保护贸易，原因在于后进国家的崛起削弱了其生产上的国际垄断地位，而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市场。所以，西方国家推行保护贸易的目的，在于维护、重建生产环节的优势地位。一旦这个目标实现，它们又将重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面对垄断地位的丧失、相对优势的衰落和市场的失去，保护贸易是有着吸引力的。保护贸易政策人为地封闭市场，遏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至少在理论上提供了这样一个可能性：通过国家政治力量为落后的经济部门保障一定的市场，使其免于消亡。同时，重新积累起生产环节上的优势，重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那么，保护贸易是否一定能够帮助先进国家夺回曾经的优势地位呢？

　　马克思指出保护贸易是后进国家的发展策略，能够对落后产业起到发展促进作用，但并不认为，只要实行保护贸易就一定能够实现落后产业的振兴。因为，保护贸易“最多是维持现状。保护关税制度任何时候也不能使受到保护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出售” 。所以，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国家都必然性地实现了崛起，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保护贸易成功实现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当代西方先进国家期望通过保护贸易措施，并试图通过不公正的国际经济体制，顽固地钳制市场，保护其正变得落后的经济部门在生产环节的垄断地位，这是违背经济规律和历史发展潮流的。

　　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相互转化的规律，我们知道，其中的关键是生产领域垄断 （优势）地位的转换。所谓垄断（优势）地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都认为，实质是生产力优势。近代国际经济关系史上，西欧正是因为发生工业革命，提高了生产技术，才获得了生产力优势。而保护贸易于此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保护贸易确实能够对挑战者起到迟滞作用，为先进国家重新赢得技术创新 的时间和空间；另外一方面，保护贸易对先进国家自身的技术创新也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不同于世界市场形成初期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其内部市场尚未成熟，存在着自由竞争的空间，因此也就存在着新技术应用、发展的空间。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国内各经济部门都已经形成了垄断。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这些垄断组织的出现标志着国内市场已经饱和，有着资本输出的需要。而保护贸易却是国家强制性地将资本固定在现有市场上或迫使其回归国内市场，可是在这些市场上，垄断组织已经完全可以依靠其垄断地位来获取相应的利润，相应地也就失去了技术创新的动力。

　　而且，保护贸易因其在国家之间的对等报复性，对市场的封锁是有着扩散效应的。1874年德国粮食减产， 以容克地主为代表的农业利益集团为应对美国廉价粮食的冲击，主张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结果，保护贸易导致关税壁垒和粮价上涨，劳动力成本相应上升，原本高度繁荣的德国工业部门也因此不得不保护起来。恩格斯对此总结道：“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限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它拧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不得不补偿它的损失；可是，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一切其他行业，因而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于是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于是贸易保护政策就完全脱离了控制，如滚雪球般覆盖了所有经济部门。也就是说，对某些行业过度保护所引发的贸易冲突会产生溢出效应，那些未受保护的经济部门可能会遭遇对手的反制而成为连带受害者。由此保护政策不得不扩大范围，局部的贸易保护可能会演变成为全面的贸易保护。如果斗争各方无法达成妥协，各国市场就会被完全封闭，世界经济将出现以邻为壑的危机局面。

　　在饱和的、封闭的、有限的市场中，企业的生产不能扩张，垄断组织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的份额只有靠国内市场来弥补。依靠垄断组织配额生产的企业为了防止生产过剩，不但不能扩大生产甚至还必须削减产能。于是，技术创新不但不能实现，甚至还会引起经济衰退。所以，保护贸易是否可以为先进国家维护、重建优势地位创造条件，是值得怀疑的。历史上，先进国家面对受益于自由贸易而崛起的后进国家，总是直觉性地使用保 护贸易手段，但无一例外地从未奏效过。荷兰无法阻止英国的崛起，英国无法阻止德国的崛起，欧洲无法阻止美国、日本的崛起。可以预见，今天的美国也无法阻止更多新兴国家的崛起，无法阻挡世界经济格局多元化的大趋势。

　　归根到底，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何种贸易政策，而在于采取的贸易政策能否有效推动本国工业 部门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产业的发展。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将民众经济地位的恶化归咎于自由贸易，认为只要实行保护贸易就可以重建良性的财富分配格局。民粹政府因此将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保护贸易。此举未必能够有效，甚至可能是有害的。事实上，即便实行保护贸易，一些经济部门仍然不愿意回归，因为它们在国际 市场上仍然具有相对优势；愿意回归的是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因为这些部门“没有关税的保护就不能保住国内的市场，那末在中立的市场上它就更经不起外国的竞争了” 。对于这类垄断资本，马克思指出：“资产者现在希望主要靠‘保护关税’来发财，”而且只有“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 。这些靠保护贸易支撑 起来的国内经济部门，所获得的利润最终必定只能来自于由提高税赋而提供的财政补贴以及抬高物价带来的垄断暴利，保护贸易“装到这些工厂主的钱袋中去的钱，是抛掉的钱” 。保护贸易保护的其实是资本家的利 益，其所推进的再工业化只能在名义上促成中产阶层的复兴，实际上更高的生活成本和税收负担会加剧财富分 配的不公平，使更多的社会财富流向资本家，进一步破坏财富分配格局。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论是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最终都没有差别，” “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工人得到的都只能是维持他这架开动着的工作机所必需的” 。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的差别在于“不是受外国资本家剥削，而是受本国资本家剥削” 。

　　总之，保护贸易未必能够解决先进国家现在面临的危机，反而有引发新问题的可能。“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由此，保护贸易不但不能实现重建国际垄断的目标，反而会制造新的失业人口，加重社会矛盾，引发更大的经济、社会危机。

 

四、结语

　　以生产环节的国际垄断为分界，先进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落后国家实行保护贸易；而资本自由流动总是使国际垄断呈现出一个流动性的易位过程，国际贸易政策也就会相应地出现调整。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出的国际贸易政策原理。这一原理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价值论、国际分工论中也能够得到佐证：生产环节的国际垄断决定了一国产品的国别价值，也就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失去了生产环节的垄断就意味着商品的国别价值已经不再具有优势，在国际分工的地位也会相应地下降。于是，进口就变得比本国生产更符合市场规律，外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也就成必然。由此，国家的贸易政策就会从自由贸易退却到保护贸易。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的本质属性出发来分析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规律，指出了自由贸易才是历史的总趋势。“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能决定了其国际扩张的必然性，资本循环使“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就这样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概括性地说，资本扩张是自由贸易的内在动因，自由贸易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自由贸易因此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方面，而“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但自从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以来，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所以，当前西方国家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历史总趋势的反动，不会具有持久性，回归自由贸易是其最终必然性选择。但是， 短期来看，这些保护贸易政策却阻碍着新兴国家拓展国际市场，从而也就阻碍了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这对秉持“后发优势”理论的国家提出了挑战。这是一场关于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竞争。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出的国家贸易政策根源于生产领域的原理启示我们，新兴工业国想要赢得这场竞争，就必须建立起生产领域上的优势，而不能仅仅只关注贸易领域。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原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