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学科都有构成其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而对这些概念和命题的认识和把握是开展该学科研究的逻辑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并列提出，既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理论动因，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命题及其相关概念研究的学理空间。“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根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强有力支撑，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内涵；“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结果。只有在学理上深刻揭示“两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关系，才能获得揭示“两行”（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行）内在关系的前提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必然结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38年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时并没有特殊强调时代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重视时代化问题，而首先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所面对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未超出列宁关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重大判断。当时的中国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2]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后逐步明确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有了更深入、更自觉的理解。毛泽东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毛泽东没有特别强调“时代化”的原因还在于，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就是高举所谓“国际化”的旗帜并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抗战初期“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为了彻底纠正教条主义错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必须重点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4]“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5]因此，是中国革命发展态势和实际情况决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便更好地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而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时代化。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不同于列宁所处时代的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四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6]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这两个方面的内涵讲全了，从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据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自觉推进理论创新的敏锐眼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产党坚持既了解中国、又放眼世界，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使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7]改革发展稳定在面临新的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和党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些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又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不曾有过的时代要求。坚持在新时代伟大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注入“时代化”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就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庄严责任和神圣使命。

　　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8]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要求和必然结论，二者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它们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看，党在每一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事实上总是党在这一时期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围绕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结果，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发展史。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在与中国实际更加紧密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认识和把握国情，在与时代实际和时代特征更加紧密的结合中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总是以实际生活为根据，而实际又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国家的实际又必然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某个国家发挥作用时必然要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理解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对本国国情的判断，也离不开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时代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定要通过不断解答时代性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就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前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造就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使命和任务、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飞跃”一词往往用来形容事物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哲学上则被作为反映事物质变形式的一个范畴，即事物从一种质态转变为另一种质态的转化形式。毛泽东在认识论意义上使用过“飞跃”的表述，强调人的认识过程包括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毛泽东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意义、阐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改变国家面貌的光辉历程、阐述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史等问题时都谈及“飞跃”，以强调发展变化之剧烈、影响程度之深刻。

　　用“历史性飞跃”来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独特创造。党的十三大首次使用“历史性飞跃”来描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强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历史性飞跃”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联系起来，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分别确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党又先后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来指称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整体上都应涵括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之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则没有再使用“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表述，而是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成果，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成果。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次“新的飞跃”的表述。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既体现出党的理论创新与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统一，也彰显出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之间相互支撑、同频共振而又有所不同的特点，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有了更加清晰的把握，同时也为我们延展了新的研究空间、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

　　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系统总结，我们对“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认识日臻完善，而对两次“新的飞跃”的认识和研究则还需进一步加强。比如，如何恰如其分地认识和评价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开创性地位。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立足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并较为系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等新理念新思想新认识，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四梁八柱”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又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均被确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他们有着共同的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同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又葆有许多体现新时代新要求的新特点。那么，又该如何更加科学准确地阐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地位的研究，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任务。

　　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十分重要，它不仅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题，既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主题整体研究的背景之下，也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全过程的主题及其在各个阶段具体主题的整体把握上来进行分析和思考。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既始终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主题，又根据时代条件和国情变化不断认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及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而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阶段性主题的认识。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先后经历了四次比较大的主题转换过程。即从“俄式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后来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而又转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第一次主题转换主要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下如何推翻殖民压迫和封建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等一系列与“新民主主义”紧密联系的概念。第二次主题转换主要解决了如何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等诸多概念。第三次主题转换则是为了解决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而代之以两条道路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围绕这一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概念。第四次主题转换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实际上是第三次主题转换的继续和拓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自觉性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围绕这次主题转换，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认识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1]二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从这两个主题的历史背景和时间跨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然要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具总体意义，也在更高层面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主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主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阶段性主题到总主题的发展演进及相关概念梳理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题的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必须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相互联系的大历史观出发，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题的历史特点和深刻内涵；另一方面，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总主题与阶段性主题之间的关系，既深刻揭示阶段性主题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上的直接引导作用，又全面分析总主题在中国共产党完成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上的价值引领意义。更进一步讲，就是要立足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为切入点，更为深入地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分别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以及民族复兴总主题对各阶段性主题之间发展演进逻辑脉络的统摄关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看作一个思想整体，通过分析理论成果内部各思想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断建构起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既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根本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从马克思、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中，我们看到这些经典作家并不是单一地阐发某个原理或仅仅运用某一个原理来回答某个问题，而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来回答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13]这一论断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正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发现基础之上的，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和实践落脚点。列宁则进一步强调：“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14]这为我们确立了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科学的态度——整体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15]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尚且如此，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更应坚持整体性原则，始终注意从理论体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这些思想成果“四梁八柱”的体系概括和建构也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成果内涵、内容、本质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主要集中在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之中。就毛泽东思想而言，1945年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2021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分别从批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确立和肯定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奠基性地位等视角，共同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内容体系、历史地位等重大问题的科学认识和系统阐述。虽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均有所不同，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为全党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对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言，它发端于第二个“历史决议”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出的十条归纳，正式形成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发展完善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概括，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部历史过程。第三个“历史决议”则立足于党的百年发展，在全面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这30多年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强调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6]从而在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概括。

　　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言，还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研究。党的十九大在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揭示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作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体系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概括为“十个明确”，并从十三个方面归纳概括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则着眼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基础，对新时代十年发展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作出十六个方面的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1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二十大提及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体系的概括，但并没有展开来谈，只是谈到了一些会议和一些体系概括的概念表述。更进一步讲，这一论断在谈到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十个明确”时没有提及十九大的“八个明确”，但却重申了十九大提出的“十四个坚持”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个方面成就”。这其实说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体系概括还是进行时、并非完成时，即必须坚持整体性把握的原则，根据新时代和新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完善这个内容体系，使其更好发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后对“两个结合”的再次确认，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根本路径或主线逻辑认识的必然结论。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命题时，其实就已经内在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党内高级干部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延安整风期间，他还辛辣地讽刺那些“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20]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21]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我国具体特点”、“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既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点，也包括文化上的特点，显然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从内涵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还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认识和把握“两个结合”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把二者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来加以深入思考，既考察其提出的必要性，又兼顾其可能性；既考虑其政治上的需要，又考虑其学理上的根据。

　　首先，“两个结合”的提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以“第一个结合”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和社会变革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创立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又以这些思想成果指导并实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变革，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深厚基础。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没有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坚持和发展，就不会有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完全可以说，没有“第一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就没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

　　其次，“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有其现实的需要，是坚持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证明了继续坚持“第一个结合”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坚持“第一个结合”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具备了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特殊必要性。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世界也越来越希望中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就要求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22]使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获得深厚文明底蕴和持久文化滋养，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更高水平的结合，从而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作为融汇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既属于当代中国，也属于当今世界，必将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必将成为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思想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第二个结合”，正是适应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实际需要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再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继续坚持“第一个结合”，又要坚持“第二个结合”，而实现“两个结合”相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也随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在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获得源源不断的丰厚文化滋养而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沿着“两个结合”的道路前进，全面学习和自觉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23]的发展要求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不断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理论工作者必须基于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关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战略部署，既要说准，又要说新，努力为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水平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