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做了经典表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求：“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这段论述，继承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继承并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哪些可资借鉴的“优秀”资源？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发掘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核和文化基因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悠久历史，有着三千年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注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在自觉把握历史潮流中开辟事业成功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可以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可以启迪后人。他说，“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历史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和优秀思想，需要加以发掘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抱尊重、礼敬的科学态度。尊重是继承的前提，但仅有尊重是不够的，必须对其做科学分析，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全盘抛弃的绝对主义态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任务做了原则性规定：一是必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二是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这既向中国文化研究者提出了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也初步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仍然适用的思想精华。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通过重新阐释而具有现代意义的部分，属于中华文化精华的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 。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这就是说，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和平”思想、“和谐”理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均属于应当弘扬的中华传统思想精华。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自有其内在的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而这种文化基因就蕴藏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要发掘、梳理和弘扬的中华文化基因，就是要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等核心思想观念。中华文化传统中包含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二、发掘和传承“济世安邦”的优秀政治资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有着丰富的革新进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强烈的进取精神，例如孔子的礼治思想、孟子的仁政说、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以法治国、贾谊与晁错等人的政论以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等。这些社会政治思想，不断地对旧制度、旧思想予以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热烈的向往、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都是代表性的名言。
民本思想在中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当代中国仍然可资利用的政治思想资源。《古文尚书 · 五子之歌》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最早源头。“民惟邦本”之基本含义，是承认“民”为国之根基、源泉与主体。民本思想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重要内容。孔子“仁者爱人”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之基础，孟子则对先秦时期儒家“民本”思想做了经典阐释。《孟 子 ·尽心》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众为国之根本，君主只有得到民之拥护，方能保证政治的稳固 。故他强调民意即天意，主张以“国人”之民意作为评判国事之根据。孟子的民本思想包含着君民平等和限制“君权”的古代民主思想因素，这种思想因素为后儒所承继并有所发挥。历代关心民众疾苦的儒家士大夫，往往利用民本思想来抵制君主专制主义，消解专制政治之毒素，以保持社会政治之正常运转。晚明清初之际，李贽、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等大批学者超越儒家“民本”传统，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权观念，具有某种近代民主观念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儒家民本思想再度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加以重新解释，成为接纳西方近代“民权”观念的重要中介。民本思想在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刺激和砥砺之下，逐渐转化为近代民权思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可以转化为对民众的同情及对农民革命作用的正视，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关注民众的权利，解决民生问题，重视民众作用，肯定民众的地位，集中体现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与现代价值。
儒家“大同”理想，是中华思想史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礼记 ·礼运》托孔子之名描述了儒家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 ·礼运》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儒家构想的大同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理想社会， “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总原则。儒家通过《礼记 ·礼运》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妙景象，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社会普遍和谐的古代乌托邦。“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激起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儒者心驰神往，大同理想在中国上空徘徊了二千余年。
近代以来，《礼记 ·礼运》描述的大同理想，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动力，也成为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迈向社会主义的思想中介 。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刘师复、李石曾等都通过重新解释《礼记 ·礼运》，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大同”社会理想 。康有为的《大同书》表达了中国先进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但那是无法实现的空想。毛泽东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中国近代先进分子接触并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大同”理想的引导。孙中山的看法颇有代表性：“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即是大同主义。”中国千年美妙的大同社会理想与欧美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就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
此外，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都是中华政治文化中治国理政、安邦济世的优秀思想资源。这些优秀思想资源，“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三、发掘并继承丰富的道德思想和积极的人生观学说
中华传统思想的突出特色是哲学与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浑然一体，道德伦理学说构成了中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最初的政治观念是将君权、神灵与伦理交织在一起。殷人将祖宗神的权威与天神的权威混合在一起，周人将人与神的关系视为宗法伦理关系，而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又是西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基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逐步实现从重神到重人的转变，由此带来了对人际关系及道德伦理的重视，推动了道德观念的升华。随着伦理道德逐渐变成世俗化的普遍的社会政治规范，“德”的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道德的价值功能进行了讨论，并将伦理作为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则之一。儒家对道德规范的认识价值和行为操作价值做了充分论证，赋予每一项道德规范以具体的政治功能，主张以道德原则规划社会政治，约束政治行为。这样，“天下为公”“以德配天”“为政以德”“修齐治平”成为理想的政治准则，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受到推崇并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秦汉以后，伦理学、哲学与政治学混合在一起的儒家学说居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的走向。此后历代学者均将思考的重心放在道德伦理方面，形成并发展了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中庸》提倡知、仁、勇，《大学》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儒倡导“三纲五常”之说等，均需要关注。发掘中华传统思想中丰富的道德伦理学说，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借鉴传统德治、礼治思想，显然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中国先哲从先秦时期起便关注现实人生，提出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及人生观学说。孔子提倡“朝闻道，夕死可矣”，践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实现理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勇于担当重任，主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精神；墨子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韩非子主张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灭亡之害”；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荀子主张“驽马十驾”，“锲而不舍”，坚忍不拔；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安石主张变法革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等，都是值得传承的积极向上的人生学说。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关于道德人生的思想资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 。如“民惟邦本”“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必信，行必果”“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扶贫济困”等，都是至今仍然发挥积极作用的有价值的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注重现实人生，但并不局限于现实人生，而是追求“内在的超越”，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升华现实人生。中华先哲关于道德修养方法和认识方法的许多见解，值得后人借鉴。如孔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乐观精神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积极态度；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救世精神；宋钘“接万物以别宥为始”的客观方法；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格；荀子“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宋明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修养功夫等，都凝结着中国哲人深邃的智慧和不倦的人生追求。
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应该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实际上，要真正做到对中华传统思想的批判改造、推陈出新，以达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的，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为此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鉴别。
凡是中华传统思想中仍保有生命力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因素，属于带有民主性、人民性的进步思想，应予以继承和发扬 。如孔子积极提倡的生活上艰苦朴素、学习坚持不懈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力求不断革新的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真理(仁)而牺牲而不贪生怕死、损害真理的崇高精神——“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均可视为孔子思想中的精华，需要提倡和弘扬。中华传统思想中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特殊利益服务的东西，必须加以批判和清除。如孔子所谓“忠君尊王”思想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愚孝思想，均是维护统治者的言论，属于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看来是糟粕的思想，仍然包含着可以利用的因素。“礼”“忠”“孝”等名词，如果清除了孔子所赋予的宗法等级制的内涵，而进行现代式的阐释，则有可能变成平等友爱意义上的“礼”“忠”“孝”。批判宗法观念的“礼”“忠”“孝”时，保留讲礼貌、讲忠诚、讲孝顺的美德，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当然，这是需要对传统思想进行艰苦的现代转化方能实现的。
在中华传统思想中，容易分辨出真正精华与真正糟粕的东西并不多，而更多的情况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相混杂的部分。这部分思想在中华传统思想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大，也最难以分辨。处理的基本原则固然是依据批判继承的精神加以清理和扬弃，但真正贯彻起来并非易事。
这部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既有封建性、专制性因素，又有民主性、人民性因素，糟粕与精华混淆在一起。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就是如此。从孔子所言“人而不仁，如礼何”可知，仁要受“礼”制约，“仁”与作为礼制的典章规范纠合在一起，成为维护等级社会秩序、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官方思想，发挥着消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从孔子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可知，仁是广泛地爱他人，其中包含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民主性、人民性的积极因素。前者具有封建性和专制性，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偏爱；后者含有民主性和人民性，部分地反映了民众的愿望 。这样，孔子之“仁”同时包含着封建性与民主性。因此，在评价孔子“仁”的思想时，就要一方面对“仁”的消极因素(糟粕)进行严肃批判，另一方面对“仁”的民主性、人民性积极因素(精华)加以充分发扬。做到既不简单地抛弃，也不简单地继承，而是经过认真批判、取舍，然后继承和发扬其合理因素。
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同世界”思想、“仁政德治”思想等，都是精华与糟粕相混合，需要下功夫进行认真甄别。因此，文化研究者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厘清哪些是应该吸取的精华，哪些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同时立足新的实践，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做出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以促成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五、文化虚无与文化复古：警惕两种错误的文化倾向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偏向，值得高度警惕。
首先，对文化虚无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够，缺乏必要的批判深度。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在对待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价值上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是文化自卑心理的集中反映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部分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失望日益加重，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强 。文化自卑必然导致西化乃至全盘西化，必然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它们在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虚 无”之时，必然认同并崇拜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发展道路和西方的核心价值理念。目前这股文化虚无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价值，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改革开放历史，最后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涣散了人心，客观上迎合了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
要树立全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除了正面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之外，必须坚决批判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除了正面弘扬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之外，必须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目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缺乏深度和力度；对其以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名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本质，分析批评不够深刻，流于泛泛而谈；对其新形态揭示和研究批判得不够。
其次，对文化复古主义缺乏应有的警惕，出现了过分肯定传统文化的偏向。文化保守复古主义是一种对待中华民族自身文化态度上的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是文化自负心态的集中反映。这种偏向往往体现为食古不化、拒绝接受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名而复兴儒家文化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或儒学化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这种逐渐抬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同样怀疑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道路和价值观念。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更不是以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近代历史已经证明：儒家文化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更无法引导中国走向独立富强。
中国共产党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提取其精华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所用，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文化，更不是文化复古。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秀的民主性精华，同样有糟粕性的东西 。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其进行正确的清理、阐释和取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究竟哪些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哪些是糟粕成分？目前学界的认识有很大分歧，社会各界的认识存在着模糊化倾向。这就要求中国学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厘清哪些是应该汲取的精华，哪些是必须剔除的糟粕；同时立足于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做出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以促成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 yl23455永利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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