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路径和呈现样态，解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首先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其性质、特征、内涵决定了它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现代化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以及文明的原则和高度，探明其由何而来、何以可能、意旨何在，是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面向：体现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中国式现代道路首先是一条现代化之路，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具体实现方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遵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又立足中国独特的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从而实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
（一）遵循世界现代化进程一般规律
现代化表现出巨大的共相，即相似性，是共相使“世界现代化”得以成立。从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看，作为18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的世界发展总趋势，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2] 世界各国步入现代化发展轨道，必然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上，各国充分根据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寻求符合自身需要的发展模式。从现代化的内涵要素看，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3]。尽管各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和表现样态各异，但都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的全方位变革。从现代化进程的表现形式看，现代化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其整体进程不是直线式平稳进行，而是波浪式跳跃推进或阶梯式跨越升进，同时也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停滞或偶然的倒退；现代化是长期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过程，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某种因素的作用或变化，它包含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变化，同时其所涉及的整体社会变动需要长时间过程才能凸显；现代化是系统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过程，各个要素密切相连、相互依存，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同时众多要素变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聚合成形形色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上述关于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具有较高共识性，是任何国家、民族步入现代化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规定性存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符合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特征，是现代化普遍规律在中国大地的生动实践。其一，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实现社会现代转型。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西方现代化浪潮之中，受到外部挑战的传统社会在“挑战—回应”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适应性变革，从而开启了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自此中国开展的历史性实践始终围绕着现代化主题而进行，以期实现民族生存和富国强民的根本目标。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将这一使命最终托付给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场域中，秉承现代化的问题意识与特殊民族任务，历史地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定向，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扫清政治障碍，指明新的方向。其二，坚守了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要素。从技术社会形态看，“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一化三改”“四个现代化”“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作为改变国家面貌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性举措。改革开放后，“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5]，“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6]，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从经济社会形态看，现代化表现为市场化。市场经济成为标识现代社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承认并运用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不断开放的市场经济顺应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传承与创新。
（二）立足中国国情，凸显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
现代化最早发轫于西方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普遍形式或唯一形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基于其独特的国情和现实需要，走出一条新型现代化之路，彰显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其一，特殊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开始现代化探索呈现新的特征。中国传统社会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维持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独特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结构”使得社会内部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活力，加之因循守旧的政治文化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法观念，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未能率先走上通往现代社会的道路。两千年前确定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尊崇传统、反对激进变革，缺乏现代性产生的内在结构。然而，在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工业文明之后，这种稳定性被彻底打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给中国带来严重危机的同时，也将现代性输入中国。不同于社会内部的现代生产力孕育起来的内源型现代化模式，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之中，呈现出“后发”和“外生”的特征。外力因素成为中国开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但中国通向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不能看成“外因”引起的单向运动，而是在内外因素交会互动中进行的。
其二，特殊的历史命运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新的特点。自洋务运动产生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后，仁人志士进行一系列现代化探索，“当时所有在西方和日本流行的社会和哲学理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等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7]。然而，上述理论与探索无一例外走向失败，关键在于未能科学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境遇。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展开的，实现政治独立成为首要任务，因而不同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一般以工业革命为先导，推动政治革命或改革，进而呈现自发的自下而上的变革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则是政治革命运动发生在前，经济改革与技术进步发生于后，其变革总趋势是一种自觉强制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不同于内源型现代化大都经历漫长的时间，相对平稳渐进的变革，中国启动现代化较晚，压缩在较短时间内进行，过程充满突发性变革，因而难以形成稳定、连续的发展格局，甚至会出现现代化的“断裂”。
其三，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实践机制上带有鲜明特质。从自然国情看，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人口规模巨大。“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8] 从现实国情看，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面临着“一穷二白”的现实境遇，“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9]。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能采取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依次更迭的“串联式”发展次序，而是需要将经典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任务相互嵌入，进而实现“并联式”发展。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尤为注重对内和谐稳定与对外和平发展有机统一，不单是追求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更致力于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使人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复归。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主义面向：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相贯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与推进现代化的双重任务。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由马克思理论视域中的“历时性”关系转向中国实践场域下的“共时性”存在。这不仅意味着推进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更突破了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的单一模式，赋予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在理论、历史与实践层面的交汇融合。
（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理论视域中的历时性关系
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不属于同一时空序列的两个范畴，前者是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肯定性成就，后者是东方前工业社会的未来设想。一方面，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相关联的特定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未提出过“现代化”的范畴和理论，但大量使用了“现代”的概念，如：“现代资产阶级”“现代工人”“现代生产力”“现代社会”等。马克思所讲的“现代”并非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综合性范畴，要将其放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和人类社会进程的整体性视角下加以考察。“现代”追溯于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巨变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变革，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进程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即以现代大工业和现代商业造成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人对物的依赖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二大社会形态。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以及灭亡的过程，也包括封建的生产方式向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转变。因而，马克思并未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做明确区分，在对现代化的认识中，始终充斥着资本主义及其相关概念。
另一方面，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呈现以社会生产力为时间量标的历史次序。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范畴都代表了在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建立的未来社会。在进入未来社会之前，资本主义与现代化隶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同种社会形态，因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是前后相继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二者是一种历时性关系。按照唯物史观的核心要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0] 社会形态的历时性本质上是通过一定历史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及其关系，去把握该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及其性质，从而形成时间上的继起性。由于生产力具备单一方向的时间量标而呈现先进与落后之分，那么社会形态因明显的生产力差异也呈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序列。因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历史起点上具有历时性，两者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种不同社会形态。
尽管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但他不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呈现单线性进程，甚至断然否决世界范围内都将历经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历史必然性。以俄国为例，马克思指出俄国人民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这一跨越需要“特定历史条件”：一是保存并发展“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即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它需要与现代生产力相结合；二是“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即充分利用现代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特定国家的崛起，并不否认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现代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合理性，相反，这一特定国家或民族的“跨越”是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历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演进为前提。总之，以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进程为视阈，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既在社会形态的宏观演进中呈现历时性关系，又不排除在一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共时性存在，这恰恰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辩证法所在。
（二）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实践场域下的共时性存在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1]，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实践场域中的相连并进，正是由世界历史的整体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所规定。面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共时性”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相得益彰。
其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不属于同一时空序列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归根到底源于资本现代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格局及其所形塑的“支配—从属”关系。[12] 在资本现代性所钩织的世界历史关系网格中，近代中国处于“中心—边缘”差序性格局的绝对外缘位置，民族生存危机成为必然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近代救亡图存的实践纷纷走向失败，中国社会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和组织引领救亡运动。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反响，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社会主义构成本质联系奠定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3]。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现代化进程遭受艰难阻碍的境遇下，选择了社会主义。
其二，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呼唤社会主义道路出场，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合为整体概念提出。建国初期，从摆脱“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出发，将“反资本主义”与“以苏为师”相结合，走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全面学习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重工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深层次的矛盾和弊端。究其根源在于片面追求国家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底色，忽视现代化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实际。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缺陷，尝试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但始终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延续传统社会主义整套体制，造成“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严重脱节与对立。
其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4]，建构起消除“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矛盾对立的桥梁。随着关键性理论突破传统理论的“原则”和“教条”，现代化实践也得以肯定和丰富。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特定概念被提出，正视了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水平与理想社会主义形态之间的鸿沟；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破了传统的静态结构理论范式即“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固化模式，以功能主义视角构筑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态开放空间；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消解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属性，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趋势加以链接。由此，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激发了现代化建设的活力与动能，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僵化的弊端。
其四，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探索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5]，极大深化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将现代化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位置。当前，只有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呈现出科学的实践样态，进而逐渐超越社会主义“不发达”“不够格”的初级形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新时代的结合突出了人民至上的主体地位，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全球化体系，由此保障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面向：彰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
所谓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现代文明改造传统文明，从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特征、内涵决定了它必然产生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向前推进的实践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发展的产物。
（一）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
摆脱蒙昧和野蛮的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将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人类社会由分散孤立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其终结意味着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开启。以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演变的思想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和内生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符合人类文明形态规律性演进的客观趋势，又是人类必然走出文明困境的新路径。
首先，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期与阶级划分同步进行，由此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必然充斥着矛盾与对抗。“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6]，这一“进步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马克思之前，近代思想家在对文明的考察和评判中分化为两大研究路向：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无视文明的悖谬，高扬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并论证其永恒合理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看到了文明发展的内在矛盾，但无法深入把握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及找到走出文明困境的根本出路。马克思在把握历史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探寻人类文明的演变规律，阐明资本主义文明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终将被新的文明形态所代替。其次，马克思深入历史辩证法的过程，发现人类文明演进中的每一文明成果具备双重历史特性。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促成了世界的普遍交往，使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但以资本原则为导向的文明类型实质上使人沦为资本的附庸，造成人对物的全面依赖，人在普遍异化的关系中走向抽象与空虚。为了克服资本的统治，需要全面建构新的文明形态，才能使文明社会摆脱“史前史”性质。最后，新的文明形态，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明形态将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同时克服资本带来的文明困境。其一，新的文明形态构建起以人的劳动为原则的社会生活导向。劳动不再像过去那样酝酿着贫困和斗争，而是由被迫的“谋生手段”转向“作为目的的本身”，由此克服了资本文明下异化劳动带给人类的生存困境。其二，人类生活样式、价值观念以及整个精神表达体系发生转型，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消灭了私有制、消除阶级压迫、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文明形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文明演变规律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不简单等同于现实的历史过程，而且这一规律的实现方式是具体的、曲折的、多样的。人类文明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的漫长演变过程，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人类文明逐渐形成一种崭新的形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化为一种文明范式和价值规范，既消除了“文明时代”的内在悖谬，又重构了当前以资本扩张逻辑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历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创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新文明形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总体形态得以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觉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文明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合规律发展的产物，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具有光明前景的新文明类型。
（二）内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从人类文明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进步性，使我们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打开了一个新境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不仅是契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产物，其自身目的旨趣反过来又推动和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充分彰显自身的独特优势。
第一，赋予人类文明以新的内涵，开启以“人的现代化”为旨归的现代文明新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自觉，首先这一文明形态不仅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趋势，更秉持对中华文明价值体系的延续和升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果结合起来，两者在融通互构中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以中华文明为底蕴的文明形态，将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体系内化为新的生存方式、价值秩序，为人类文明增添新的内涵。其次，人的现代化既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文明的终极目标。人类文明形态在迈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中聚焦人的主体性，即每个人从“依赖关系的人”转变为“独立性的人”，从“单向度的人”转变为“全面的人”，从“地域性的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人”。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实现“人的现代化”统一于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旨趣，引领人类走出阶级社会文明困境，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
第二，重塑人类文明以新的格局，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给众多发展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参考和借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观点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向世界秩序的中心，西方国家以其所操控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和交换体系将其他民族卷入到西方所谓的文明体系之中，直接造成人类文明呈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等级性总体格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倡导多元的现代文明发展路径，为解构以资本逻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同质化过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打破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普世性逻辑，给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后发民族国家提供全新选择。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改变，冲击了世界历史单一叙事体系，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多元书写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化为一种文明范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积极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挂钩，推动世界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转变，为人类文明的普遍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成的文明版图。
第三，引领人类文明以新的走向，回答了“多元文明何以共存”的“文明之问”，使人类文明焕发新的活力。“文明冲突论”抹杀了文明间和平共处、交流互鉴的可能性，片面夸大文明间的对立性、排他性。多元文明是隔绝孤立还是交流共存，“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7]。只有在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中，才能避免“文明冲突论”，形成多元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图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实现多元文明和谐共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是站在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遵循现代文明建构规律而展开的探索，其所展现出的人类文明叙事方式并非单一排他性的，而是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文明叙事模式多民族普遍参与。它既立足中华文明发展逻辑，又充分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以开放包容的文明姿态推动人类文明延续发展。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培训部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6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