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新文化运动以前无古人的狂飙巨澜，冲开了思想文化的闸门。阶级制度、伦理纲常、文字文学乃至生活风俗，均受到价值重估。与传统观念“破”相伴的是各种西方学说传入中国，迅速社会化、广义化，融汇积流成为社会风气和新思潮。在观念形态的破与立的历史进程中，新文化固然凯歌行进，但旧文化并未彻底销声匿迹，甚至在激进的文化舞台上为新思潮屡次登场。其中，“大同”观念最具代表性。“天下为公”与“大同”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却在革命激进时代和追求民主科学之路上呈现新的一幕。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旨在“改造自己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同时，召唤“大同”这一传统观念，以表达革命精神，试图解决当代问题。

　　（一）五四前后社会思潮对中华传统“大同”观念的召唤

　　世界主义在五四前夕回归思想界，是知识分子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实教训后，对民族主义的排斥与反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看到中国人曾效法的对象，竟“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头来”，认为各国战后耗费元气，世界大同为期尚早，但“大同”也是理想的目标。梁启超认为，破坏性极大的世界大战是欧洲国家主义一贯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的全盛。而中国人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坚决反对政治仅服务于部分区域或人的利益，因此是世界主义的。受天下观念影响，中国在与国家主义正盛的西方相遇时，恰如逆潮而动，遭遇重大失败，但未来会对“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陈嘉异悉数“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缺乏世界精神的表现，将武力帝国和军国主义文化归咎于西方文化，并自豪于中国自古不讲国家一域，具有世界精神。知识分子将“天下为公”的“大同”衍生成“世界大同”，旨在消解现实政治蕴含的民族主义，有意抬高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

　　无政府主义经常比附套用“大同”描绘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理想，为其在中国的流行提供了认同基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其学说主张与中国古代的“大同”不谋而合，进而重提“大同”，把孔子打造成“主放任而不主干涉”的先师，得出“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先”的结论。“中国数千年来已有之”的传统理想被生硬地纳入近代无政府主义学说，意在让后者具有文化传播和社会化的合法性。朱谦之将理想政治称为“大同世界”，主张用“自然法则”和“人格条件”代替“利名法术”以及强权政治，使全社会“因才定分循分服职”，这种政治模式是《礼记》描绘的景象。由此可见，“大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式”话语表达，既否定了西方现实强权政治，又确证了中国政治理念的超越性。既然理想政治古已有之，那么，只需唤醒传统，用道德的方式追求“大同”，无须激烈和破坏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方式“未免有一番扰乱，似乎不妥”，表达了对传统价值与社会的眷恋和维护。

　　合作主义和新村主义对于五四时期为中国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而言，曾是富有吸引力的救世真义，其中，不乏通过“大同”表达学说理想的例子。1920年，“大同合作社”在湖南成立，合作社宣言激烈抨击了“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和“居间牟利的商人”，呼吁从经济上改造旧社会。10余名社员搬到乡下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读书，坚信可以尽一部分改造的力量。合作主义者看到资本的罪恶以及劳工的惨状，但其改变的方法却选择了少数人温和非暴力的组织手段，提倡以国际联合和大规模互助的方式实现“大同”。新村主义主张非暴力手段实现“大同”。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较早系统地介绍了新村主义，提出要把新村逐渐推广，“造成大同社会”，才能视为运动彻底完成。

　　五四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各种社会思潮都有形无形地与社会主义发生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大同”一语频频出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社会主义在国计民生方面是现代最具价值的学说，这种学说和精神却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相较仅用“大同”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有社会主义印记而不作创新性阐释的附会而言，孙中山先生赋予社会主义“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新内涵。他认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大同”在吸引先进知识分子选择社会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用《礼记》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解释社会主义，指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可以代表社会主义的精髓，并明言“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191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刘仁静指出，各派的社会主义，在将来的理想社会都与“财富共有，是人人劳动的社会”方面保持一致。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学说的“嫁接”，使“大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形象”。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大同”观念的升华

　　如果说“大同”观念是五四时期诸多思潮都曾利用的“外壳”，那么，随着支撑“外壳”的理论内容在思潮批判、特别是实践斗争的开展过程中得到革新与澄清，“外壳”本身的性质就会得到更新。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同”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宣传和阐释中经常出现，其包裹的理论内核是科学的，具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相区别的意义。

　　首先，对“大同”理想的乌托邦色彩进行祛魅，给出革命实践和经济变革的理论阐释。瞿秋白为《新青年》撰写“新宣言”时指出，杂志要继续颠覆一切旧思想的革命事业，但并不停留于此，而是要引导帮助实际运动，进而“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达最终的目的：共产大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社会主义既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般的普通习惯，而是在经济上以革命手段更替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一切生产机关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陈独秀在批驳无政府主义者时指出：“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为了免除民族间的冲突，必须先革除造成矛盾冲突的各项事实障碍。

　　其次，沿用“大同”的理想表达，但在途径上强调现实的阶级斗争。李大钊指出，现今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世界大同的通衢在走，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要完全打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一切特权阶级，使全体人民做有益社会和国家的工作。1922年，刘仁静在《我们纪念马克思的意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较之于其他社会主义而言，“不可忘记”的显著区别在于突出“社会主义是由劳动阶级实现的”，方法是“组织劳动者，教育劳动者，引导劳动者向政治的斗争”，如此才逐渐褪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痕迹。蔡和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阶级是“世界大同”的必然要求，如果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使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则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大同永远不能实现。

　　最后，不再把“大同”单纯视为道德境界的提高和人格品行的升华，重视道德与文化讨论的同时取法于“物质开新”，具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1919年，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提倡“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的新道德，即“大同的道德”，新道德随着生活状态和社会要求发生，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1923年，瞿秋白在《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将精神文明得到真正改善的境界称之为“大同”，强调单纯的“精神文明派的意志”或“科学的技术文明”都无法达成目标，应采取“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彻底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农工阶级如果连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能争取，还要利用“民族文化”“孔孙道统”使人类进入“大同”，“这才真是空想”。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大同”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诠释和宣传方面发挥了显性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与其他理论一样将“大同”于自身所用，但因理论本质差异而产生不同结果。

　　五四时期的众多社会思潮是外来学说移植到本土的结果，先后经历了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和演化的过程。“思想的闪电”一旦“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思想本身的内容或形态会伴随社会思潮生成演化过程而日益本土化，刺激和促进与本土传统文化的结合、涵化。传统观念再度出场蕴含满足本土化需求的正当性，不同学说在文化争鸣时代集中体现满足本土化需求的共性与差异。以“大同”观念的利用为例，分析“大同”观念为不同学说阐述的文化现象，能够理解思想理论必须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内在原因，深化研究思想理论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借鉴西方非科学思潮对待传统观念方面的错误，有助于理解为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一）现实重大课题：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矛盾

　　社会现实状况决定思想理论的发展变化，是分析社会思潮生成演化的逻辑起点。变革时代的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当一个国家的思潮出现风格迥异的理论内容或表现形态，首先，要分析社会发展课题与利益诉求的变化。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推动的“西学东渐”并未对本土文化带来实质威胁，原因在于现实社会并未出现任何“使中国文人不能够捍卫其理想或失去捍卫理想的热情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质变。商品经济打开国门，资本买办阶级已成气候，中国“一直不断地在吸收外国东西……不但食物方面如此，就是衣着、建筑、思想、风俗习惯等也是如此”，“呢帽和草帽已经取代旧式的帽子和头巾；昔日电影中所看到的辫子已失去了踪迹”。现实议题发生转化，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要在接纳现代性和反思西方现代性之间找到弥合，相关社会思潮的新表现形式和传播随之兴起活跃。

　　一方面，五四时期通过“大同”观念表达的“东方文化优越论”与之前的文化复古派存在显著区别。前者看似是出于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辩护，实际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与抨击，唤醒了本土长期存在却被压抑的价值诉求，要用中华文明解救西方文明并作出世界意义的贡献。从试窥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性视野这一角度看，他们不是“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而是具有一定的革命精神，并未脱离变革的时代。但其未意识到除现代灾难外，阻碍民族发展的还有古老而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同样注意到资本主义矛盾的西方理论中找寻方案，其中，“大同”观念虽然重拾中国传统社会理想，但不加改造地暗合部分学说空想和纯道德实践的基底。这些西方学说未彻底反映社会内在矛盾的诉求，带有不可弥合的理论错误和认知偏差。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层面系统批判无政府主义，深刻指出其传入中国后发展到五四时期，与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和呼唤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氛围明显背道而驰，实践方案触碰到现实后很快波平浪静，难以在中国取得独创性成就。

　　（二）社会心理转变：功利激进心态与文化自卑催生民族形象的确证诉求相交织

　　社会心理是物质生产生活与意识形态间的中介。社会利益冲突或重大舆论事件会在感性层面积聚群体心理和情绪要素，社会心理会直接制约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刺激原有理论发生变化，或生成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一时代的心理。”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生成演进，除理性思考成分外，文化交往和冲突产生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也是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人在彷徨错愕中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以为“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救亡图存的努力始终未能克服严重缺乏现代化整体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每次昂扬着民族情绪又屡受重挫，“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急切与忧思交集。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儒教“封锁神州”的意识形态霸权，破除了西方思想传入中国的心理闸门。三是寻求富强的诉求和传统文化的激进否定催生文化自卑心理。即使“西化”的中国人也不会彻底丧失民族特点的意识与心理，文化摩擦深层次刺激了通过中西文化相通确证民族形象的心理诉求。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盛传的东方文化崇拜，“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由于中国本土社会未曾自然孕育出现代性因素，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在中国显得格外激烈。中国历史文化价值在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下受到震荡和怀疑。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革新与激进处于找不到本土历史成就作为权威援引的境地，仿佛一切都要建立在西方学说之上，不仅构成文化心理矛盾的历史基础，而且要附会传统观念缓解民族身份的模糊感。知识分子借用亡灵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作为理解条件的“前见”诠释理论基本观念和价值主张，以弥补理论本土影响力的不足。西方各类学说思想在满足现代化情结的意义上被关注，又因唤醒“大同”这一久存于民众心中且被长期压抑的渴望，攀附于民族感情的围墙之上，容易为知识分子择取。这一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选择，缺乏辩证理性反思，只是通过文化加工激起情感认同，将西方学说套上“大同”的帽子。

　　思想理论本土化的过程，需满足特殊社会环境的情感需求，要有适宜生长的情感依托。但理论与文化心理是一个互动且持续的过程，不仅在文化接触的环节有亲和的选择，而且在文化涵化过程中需持续满足社会心理的需要，同时，进一步影响和指导社会心理的发展。例如，合作主义抨击资本家并同情广大劳动者，采取“大同”愿景呼应群众玄想，原本形象新奇、激愤人心，满足了社会心理的一部分需要。但合作主义出于小资产阶级立场，只通过极少数人进行经济试验，缺少对社会心理规范和引导的社会实践，未注意到五四时期社会涌动的爱国心理和彻底打倒强权、呼唤公理的社会心理，其与呼吁变革现实的接触让人们感觉仿佛是隔世之音，纷纷产生厌弃心理。追根溯源，是理论在实践层面存有局限性，缺乏应对和引导社会心理的能力，必然为社会抛弃。

　　（三）观念动员：推介学说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

　　思想理论的生命力直观表现在社会大众对其认同和接纳的深度以及在社会中传播的广度。为争取成为引领时代的核心思想，思想理论要围绕重大议题坚定明朗地向社会大众宣示自己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昭示共同实现什么、克服什么以及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途径，即学说的价值观。就这一意义而言，价值观念动员的实现（并不局限于价值观念层面）依赖知识分子能够唤醒或树立社会大众、阶级群体内心深处尚未自觉或已然自觉的价值追求。最直接的方式是由知识分子将思想或学说的核心价值观用最精炼的话语进行总结并向大众宣示。这种价值追求与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越相通，思想学说发挥社会影响的阻力就越小。因此，在思想理论本土化生成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文化现象：人们倾向于用头脑中已经熟悉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概念与观念思考新鲜思想文化，即理论传播的“隐喻思维”。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而且是渗透日常思想和行动概念系统的基础，“人类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首先，隐喻思维“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人类习惯将概括陌生的观念与形象熟知的观念进行类比，借助后者体验和理解前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隐喻思维较逻辑思维更常见。新颖或复杂的学说通常需要有意或无意地运用隐喻思维向大众公开自己的基本观点或理想愿景。中华传统“大同”观念中的均平、互助、无君、博爱等理想图景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有相似之处，具有启发性、感知性作用，容易被知识分子群体和大众理解与掌握。其次，隐喻思维联系的两种价值观念或基本观点对大众有共同指向。作为喻体的“熟知之物”不能仅局限于少数人熟知，必须为群体理解和认同，即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符合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才能使隐喻思维发挥传播思想的作用。“大同”观念在彼时群众内心深处、尤其是对封建科举制度脱胎成长的知识分子而言，是熟悉亲近的观念，能够将更多知识分子和民众吸引到问题域中进行讨论或实践。再次，观念与思想体系都基于经验生活和社会关系。当试图用旧观念解释新的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时，由于前者所属的思想体系与后者基于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隐喻思维必须建立在解构观念系统基础之上才能实现。旧观念一旦移植到新的思想体系中，就会被打上后者代表的阶级关系的烙印。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拥有一定的独特体系，利用“大同”观念并非试图消解自身理论形象，而是伴随旧的封建意识形态解体，旨在将其中的“大同”观念作为要素分离出来，使其为新的思想体系所用，在现实生活中发挥扩大影响或引导社会行动的功能。

　　正是由于经历了解构原有观念系统的过程，且解构通常不彻底，因此，隐喻思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隐喻思维部分建构新的思想体系，只能用旧观念说明新的思想观念体系的某一部分。这将新的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方面属性隐藏起来，可能将来自落后生产关系的旧观念的部分方面夹杂在新思想体系的理解中，甚至可能颠倒隐喻思维中的“本体—喻体”，影响人们对新思想体系的正确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时“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在古老的词句中摘取革命精神的果实。一方面，中国近代包括五四时期存在的“执中鉴西”“西学中源”和“附会”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受到隐喻思维的局限性阻碍。例如，传统“大同”观念产生于小农社会，重视“均分”“私德”，社会主义重视“公有”“公德”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未能完全区分清楚。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等学说内在地存在空想成分，当其实验遭遇失败时，人们联想到“大同”在历史上的不可及，“大同”观念的利用强化了主义的乌托邦色彩。隐喻思维是理论创新与大众化的重要工具，要合理运用其两面性。

　　五四时期“大同”观念再度出场的原理证明，时代重大课题、社会心理转变与价值观念的动员要求理论学说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不能抛弃传统观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众多理论中涌现出来，并始终保持旺盛活力，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在发展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特质，具有在跨时代意义上激活中华文化的空间。如果说五四时期各类理论学说对“大同”等传统观念的运用证明思想理论扎根本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则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用真理力量指明了实现社会理想的道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内容与形式的全面改造与升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等历史规律的分析，指明了人类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进入由人类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代化时代，明确了物质发展对道德因素的决定关系，进而消解了“大同”等传统观念的封建空想成分的牵制，否定了文化复古倾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指明了民众苦难和受剥削压迫的本质根源，明确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本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随历史发展不断确证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在获取一般意义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开辟了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化道路，凸显了“大同”观念在价值追求上超越资本的方面及传统文化中契合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部分，否定了文化激进和“全盘西化”。近代中国包括五四时期对待西方思潮“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不仅在于方法上采取“酒—瓶”间二元对立的机械调和，而且在于所装的“新酒”理论上是不科学的，无法解构旧观念系统，难以根本解决现实问题。随着中国革命实践取得胜利和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大同、小康、和谐、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观念已被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赋予全新的理论内涵。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用本土化时代化的指导思想规范引导社会心理演变，促使传统文化发挥推动和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继承传统，即在实践中继承。但继承传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权威和价值支柱。权威是依赖理性本身的行动，进而对社会大众形成判断的优先性。思想理论如果始终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趋势，能经受实践理性的考察，就能成为大众进行社会实践和价值判断时“合理的前有”。这种“前有”使大众获得理解社会现状的前提，给予社会心理演进之牵引，反之影响社会实践。真理与权威在实践上达到统一。五四时期，传统的权威已经因为现实反复证伪了合理性而不再被承认。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政党领导塑造了本土的无产阶级价值支柱和政党权威，事实和实践理性提供的新经验与方法印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案科学可行，规范和引导革命激进的社会心理进入正确轨道。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动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部分，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主动调整对“高度契合”部分的挖掘重点与运用领域。相应的传统观念发挥了实践的引导与推动作用。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侧重运用“大同”观念突出阶级斗争和昭示远大理想，顺应社会心理潮流，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又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小康、中国梦、胸怀天下等具有中华文化标识性的概念用以确立发展目标或理念原则，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承并不断强化文化自信自强的心理趋势，便于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人民性上超越了其他学说，用人民大众熟知可感的话语发挥批判力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先进阶级语境中为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从不自满于少数人的“孤芳自赏”，反对晦涩难解、浮于天国的抽象思辨，始终植根人民，强调理论要为群众掌握，实现群众由自在到自为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既在学理性上作出开创性贡献，又在学术著作用于直接宣传方面为后人树立典范，《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经典著作兼顾学理性与通俗性，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并产生巨大现实影响。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充满生动的中国语言表达与鲜明的中国特色，诸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中国哲学话语与以人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华民族大家庭等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隐喻，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本土化表达形式，准确反映原理内涵，兼具通俗性，容易为大众理解、认同和运用，有些甚至迅速成为“热词金句”。同时，隐喻思维对应的领域不是抽象的定则，始终受经济关系与社会现实决定。虽然经济在此过程不重新创造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因此，隐喻思维具有阶级性，扎根于其所反射和回声的现实生活过程，受阶级利益、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直接决定和引导。这是隐喻思维和影响人们判断事物的“前见”的根本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这一最先进阶级的科学理论，反映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求，代表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发展方向，以全人类自由解放为价值归旨。在这一意义上，中华传统文化要想从封建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的牵制与侵蚀中甄别换代出“优秀”成分，必须融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受后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改造。中华文化实现现代衍化的根本方面不是传统文化本身，而在于具有鲜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价值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使后者作为主体并决定中华文化发展的性质与方向。五四时期的“大同”观念由诸类思想择取而“复活”，但唯有马克思主义逐渐被赋予现代价值，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推动传统观念朝向人民大众的价值取向实现衍化。

　　第四，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发展性和开放性的理论，随着研究对象和视野的不断转换，将不同民族文化成果的“合理内核”批判地吸纳进思想体系中。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在其诞生、成熟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一般性规律和世界性设问的解答都要透视现实社会运动，反思具体的社会形式。随着研究对象在国家和民族间的变换，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打上不同的民族烙印。在为落后于时代的德国寻求追赶英法的道路时，马克思从唯一达到当代现实水平的德国哲学中谋求“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实现点，把英法的舶来品与本土哲学相结合，把理论提升到世界意义和人的解放的高度。当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人体解剖”的具体分析创立世界历史理论后，理论的发展并未随之终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其“从后思索”不同社会形态的巨大理论空间，展现了其扎根不同民族国家并结合民族文化特点的可能。马克思主义通过解答具有代表性的民族问题，体现了理论的发展性；通过不断吸纳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体现了理论的开放性。后者要以前者的实现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其能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根本超越了其他思想运用“大同”等传统观念的局限。“两个结合”内在紧密相连、不可割裂，“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具体化和题中应有之义，两者共同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行”。

　　五四时期，现实课题、社会心理和话语体系等层面要求思想理论必须与传统观念发生作用，“大同”观念由此被部分理论“复活”。新时代新征程，这三个层面以截然不同的背景和内容要求理论创新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巩固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途径之一，要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就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看待传统文化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和发展“第二个结合”的根由，是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重要法宝。

　　第一，坚持人民至上和系统观念，在人民性基础上发掘运用中华文化优秀成分，进行更多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新时代新征程，隐喻思维的运用已不再局限于大众化意义，即借用“大同”等群众熟悉的观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人民大众普及（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任务之一），绝不是将“大同”等传统观念与外来文化牵强附会以印证传统观念“超历史”的先进性，而是进行理论创新与创造，是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根本需要。“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体现了长期积累的基本思维方式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些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中得到“投射”，反映在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之中，是理论创新与创造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通过影响群众实践由中国共产党人融汇于最新理论成果中。在这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正如五四时期诸多其他理论虽然寻找到与中华文化“大同”观念的契合点却被历史淘汰：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一种系统观下的有机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说明，应置于社会结构中加以利用与分析，决不能牵强比附；另一方面，当传统观念“置位”于当代，可能会将传统文化中来自小农社会的残余糟粕夹带其中，抑制思想理论某些关键属性，直接干扰甚至歪曲对思想的理解或创新。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的部分必须在鲜明阶级性，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加以辨明和析出，理论创新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同时，人们可能会将某些思想理论或政策制度错误地与不适宜的传统观念联想附会，对此必须主动厘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即阐明了共同富裕与传统“大同”观念“均平富”的区别。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汲取中华文化中回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课题和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智慧。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取得极大进步的同时，面临许多突出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突破与超越，是对“西方式现代化”因其资本逻辑衍生问题的突破与超越，进而展现出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曾朦胧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德行修养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超越西方突出问题之处，形成了对“西化”的初步反思，有意识地在西方式现代化大格局中寻求本民族的特殊性，这是“大同”观念频繁出场的原因之一。但原封不动地照搬照用无法解决任何现代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于批判资本逻辑的现代化进路，具有容纳各民族特殊文化传统的开放性空间。相较资本主义文化的异质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唯有融入马克思主义才能不被现代化贬低与排斥，并衍化为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现代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容纳于“两个结合”，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点”，适时因需调整和拓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部分的领域和重点，才能富有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结合”之所以能“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指导，是“‘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重要论断的内在之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了基于中国主体的设问，科学性落脚于回答中国实际问题，而立足本土不可避免地吸收中国文化资源。同时，伴随“两个大局”交织愈发深入，中国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议题进行深刻省思。理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同向共进，马克思主义将具备更加全面自信地展现世界意义和人类关怀的历史契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随之具备发挥当代价值的历史契机。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针对一系列人类共同挑战，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提到“大同”观念，彰显了中国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的厚重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治国理政的有益启示、道德建设的有益启发以及“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一方面，要针对当代面临的突出问题主动挖掘；另一方面，要以“守正”为基础，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过程中积极改造、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并发挥作用。同时，传统观念不是僵死的，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实践发展动态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物质条件下具备了再复兴的可能与空间，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在生产生活中被改造，随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运动。

　　坚持自信自立和胸怀天下，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证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起更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从近代一度代表落后和封建形象转变为民族的血脉、基因与“根脉”，体现了对民族身份与形象的确证。新时代新征程，中华文化对民族身份的确证与认同不再是五四时期情绪化的应激，而是立足理论自信自立的面貌和坚持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出场。党的百余年奋斗成就是历史自信的证成，历史自信离不开理论对历史的把握与指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与独特性日益凸显，对更长时期和纵深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更为重要，愈发需要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明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文化自信、文明自觉，更是历史主动、精神主动的体现。抛弃传统文化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历史和道路，民族复兴将失去基本与支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互统一。因此，“第二个结合”既肯定中华文化的优秀成分，又从中汲取智慧和精华，在“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发挥基础作用。“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获得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历史自觉的理论成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用“为世界谋大同”彰显大党形象，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的鲜明品格。“大同”的世界情怀再次出现，并以科学研判“两个大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中国方案为支撑，获得了五四时期空谈“东方文化优越论”所无法拥有的理论底气与现实基础。随着中华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式现代化要承担更多世界责任，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作出重要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伴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发挥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并上升到全新高度。

　　五四时期，众多外来学说利用“大同”观念表达理论愿景的个案证明：传入中国的思想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作用，是为满足现实课题、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动员提出的本土化需要，理论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沃土与根脉。同时，在不同理论体系中，“大同”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意蕴和发展结局，证明了思想理论对中华文化的根本决定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文化层面的理论本土化需要，因此，才能为历史和人民选择，始终保持蓬勃生机。“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取得理论创新的重大成就，一方面，两者具有“高度契合性”，能够找到彼此贯通融通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真理，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继承发展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论，进而始终回应现实课题、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动员提出的文化诉求。这是“第二个结合”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的重要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