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也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前者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是其关于人的学说之核心内容；后者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特殊体现，是其价值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特殊体现，人的发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为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1］402。而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则是因为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就是说，正是由于创立了唯物辩证法，才得以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而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逻辑完全适用于人的发展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创立新世界观特别是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内涵及目标，说明了人的发展的现实条件，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实现路径，创立和发展了人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的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首先在于它为界定人的发展主体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确立人的发展含义和目标、说明人的发展条件、确定人的发展途径提供了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界定人的发展主体的关键是从实践观和唯物史观出发理解人性和人的本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在解释人及其本质时，总是把人作为孤立的个体抽象地看待，离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谈论人，只承认人的共性即“人性”，否定人的具体历史的规定性即“人的本质”，以人性这种人的抽象的类特性代替人的本质这种人的社会特性，甚至把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这种具体的人的本质，看作是一切人所固有的天性。这种抽象人性论在方法论上的失误，就是离开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解释人的本质，费尔巴哈即是典型的一例。费尔巴哈否认人的本质的社会历史性，将人的本质与人性混同了起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否定了人的本质的具体性、历史性，他认为：“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2］31进而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去理解社会历史问题，陷入了宣扬不分阶级的抽象的“爱”的唯心史观。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139。“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3］155。费尔巴哈陷入抽象人性论的原因是离开实践理解人，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3］157。

　　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的缺陷及其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4］247为此，他和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理解人的本质，揭示了人的具体性、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他们认为，实践是人变革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劳动实践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的实践性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具有超越性现实性，即超越了天然自然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由于天然的自然物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要生存，要在有用的形式上利用自然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物，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决定了人生存方式的实践性，决定了实践就是人生存的基础。因此，实践是人根本的生存方式，是人同客观世界关系的基础。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从实践即物质生产以及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出发说明人的社会性，既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也揭示了人生存发展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依赖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他们认为，生产实践是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人们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160，进而形成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的社会性，即人不是孤立的生物个体，而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近代人道主义者和费尔巴哈抽象地理解人、将人的本质视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方法论上的失误是将人性与人的本质混同了起来，以人性代替了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超越了这一理解，将人性同人的本质区分了开来，对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理解。

　　“人性”和“人的本质”都属于人的规定，但二者的含义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3］56，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35将“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视为人的类特性即人性，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人的本质，对“人性”和“人的本质”做出了科学的区分。基于这种理解，人性是关于人的共同属性的概念，是人这个类特有的规定性，表征着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而人性是相对于他物而言的；人的本质则是人的现实的规定性，表征着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或群体）与他人（或群体）的区别，因而是相对于不同的、具体的人（或群体）而言的。人性虽然在人与他物的关系中是人独有的“类特性”，但在人这个类之中则属于人皆有之的共性，因而人性在人类之中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人的本质则不同，人的本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规定性，由于现实的、在特定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活动的人要受到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因而人的本质是具体的。人性作为人类之中普遍的、抽象的规定性，是相对稳定的，人的本质作为人的现实的规定性则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条件下、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具体地说，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要受到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由于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等物质条件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因而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以及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就决定了人的本质的差别。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就会打上所属阶级的烙印。

　　在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出发理解人及其活动，确立了“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概念，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1“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151他们致力于研究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对人的理解上超越了近代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并以之出发理解社会历史问题。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马克思“从未一般地谈到过人，谈到过抽象地绝对化的人，而是始终把人看作是具体的总体、即社会的一个环节”［5］279，“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和一切乍看起来是相似的学说有着最严格的区别”［5］280。

　　“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概念的确立，为科学界定人的发展主体进而科学说明人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前提。人的发展主体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人的发展要求和目标的确定不能基于抽象的原则，而应当基于现实的社会条件和人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人的发展主体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实现人的发展既有赖于人自身的改变也有赖于社会环境和条件的改变，应当是人在实践中改变外部环境与改变自身的统一；人的发展主体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实现人的发展必须经历一个过程，既要积极有为，又不能一蹴而就、超越阶段；人的发展主体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实现人的发展既要有先进价值取向的引领，又要有科学认识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的发展理论的基础，又在于它为说明人的发展条件提供了理论依据，指出了人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有赖于文化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虽然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4］60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2。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3］158。必须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因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和基础，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状况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的发展程度。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明确指出，人的发展“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3］202，“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1］492。

　　生产力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将改善劳动环境，将人从繁重的、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为满足生存需要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直只具有维持生存的手段的意义，是一种被迫的、异常艰辛的、缺乏自主性的活动。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进步，却又使人从属于机器，导致了人的活动片面化并缺乏自由自主性，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束缚着人。马克思认为，要将劳动转变为人发展自身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必须极大地降低劳动强度和根本改善劳动环境。他在展望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前景时曾预言：“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7］286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当消灭了旧式分工、极大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并根本上改善了劳动条件时，劳动的方式和性质将得到改变，“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3］210，劳动才会“向自主活动”［3］210转化，只有在这时，人才能在所擅长的活动领域自由地发挥和展示自己的才能，劳动才能真正成为人自由自主的活动，成为一种享受，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即人类的基本需求。

　　生产力是人的发展的基础，还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拓展人自主活动的空间。马克思认为，人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只能在“自由时间”中才能实现，“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人的发展之前提，因为“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8］23。他认为，自由时间的增加与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正比，增加自由时间的前提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因而“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8］107-108。由于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的自由时间就越多，他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度也就越大，所以马克思断言“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6］61，“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928-929。

　　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以及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往往要花费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终日为生计奔波，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既无休闲机会，更谈不上培养、发展和实现自己的能力及个性。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缩短了劳动时间，但并没有增加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因为工人的自由时间被资本主义生产所侵占。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为了拓展人的发展空间。缩短工作日（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自由时间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们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将减少，供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将相应地增加，这样，人们活动的自由度将进一步扩大，将能够充分享受闲暇时光并发展自己的能力、爱好和个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关系合理化。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0］295。人的发展的前提是人的解放，即通过社会关系和制度变革消灭私有制、消除现存经济关系对人的束缚，使社会自觉地调节生产，实现按劳分配并最终实现按需分配。正因为认识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将人的发展的理想追求转换成了人的解放诉求，转换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以毕生精力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事业。他们坚信，消灭私有制即扬弃物的依赖性，将人从旧的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马克思曾预言消灭了私有制后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在共产主义社会，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时，个人将获得全面发展。恩格斯也进一步预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1］815“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817

　　基于人的社会性，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历史性及其趋势，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7］112现实的人的发展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从宏观上揭示了这一过程，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中，由于受到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制约，根本谈不上人的发展，只有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的社会形态即“自由人联合体”［6］126。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发展有赖于文化进步，文化是人的权利实现及人的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364。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492。文化进步的程度是人的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从宏观上看，文化制约着人的发展的方向，影响人们对人的发展目标、要求和方式的界定以及对人的发展路径的选择，决定着人的发展状况和程度，使人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特征或特点。从微观上看，文化可以为人类生活过程提供解释，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影响到人们对生存方式和需要定位的判断，影响到人们对自己行为合理性的评价，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认同，影响到人们对与他人、与社会关系及社会交往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满足文化需要是人的发展的重要体现。马克思认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11］130。人的需要与其他一切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包括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是人高于动物之处。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2］163，就表明人具有审美的需要。精神文化需要是人高层次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直接关系到人之为人以及人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发展之重要体现在于“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1］681，使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人的能力，人的知、情、意）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这种对象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就包括文化创造方面的活动，即体现为“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8］101。因此，从人的发展要求看，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不仅要享受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亦应当享受高品质的精神生活，文化能力和文化活动的发展关系到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首先是满足其日常的、享受性的精神需要，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1］199。满足日常的、享受性的精神需要的过程就是欣赏、体验和享用精神产品的过程，人们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放松心情、愉悦精神、丰富情感，充实精神生活，达到怡情、审美、调节生活节奏、调整生活状态、提高生活质量的效果。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又要为人的发展提供精神养料和精神动力，使人们获取知识，受到熏陶，提升文明修养和文化品味，培育爱心和审美能力，开阔人的胸怀，纯洁人的心灵，培育人的理想信念，丰富人的情感，充实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我国，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需要已经上升为美好生活需要。为此可以预见，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将更加凸显，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精神文化需要的充分满足将成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未来人的发展的主要方向；进一步繁荣文化事业，生产更多人们喜闻乐见、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产品，将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的发展理论的基础，还在于它为指明人的发展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134环境的改变和人自身的改变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人在实践中既改变环境也改变自身，并且人只有在改变环境的实践中才能改变自身，根据这一观点，人的发展、人自身的改变只有在他改变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实现。人在实践中改变对象和改变自己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是携手并进的，对自然的改造是如此，对社会的改造也是如此。

　　对于改变自然与人的自我改变的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谈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与人自身思维能力发展的关联时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1］922他认为人的智力的发展要通过改变自然的活动来实现，因而人的智力发展程度与人改变自然的程度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人改变自然的活动促进了智力的增长，人改变自然的程度是其智力发展程度的标志。这一看法既得到了科学发展史实的充分证实，也为现代认识论所认同并成为其基本观点。现代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不断深入和拓展的，会反复地进行，其结果是，一方面，形成了对事物多方面和更深入的认识，凝结为人类认识长河中的水滴；另一方面，对象反复作用于人脑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等会在人脑中逐渐稳固地保留下来，定格于人脑之中，形成一定的主观认识框架即列宁所说的“逻辑的格”［13］153、皮亚杰所说的“认知结构”［14］67，促进了人的思维能力的提高。

　　对于改变社会与人的自我改变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有精辟的论述，他们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171。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推翻统治阶级的必要手段，也是革命阶级自身得到改变的需要，因为革命者本身并非生来就完美无缺，他们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得到改造和洗礼，成为建设未来新社会的新人，舍此别无他途，正如乔纳森·沃尔夫所说：“马克思是提出工人必须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工人将在革命的烈火中得到改造。工人们将会理解他们真正的需要和利益,以及他们的现实力量和他们的相互信任。如果他们仍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那种绵羊般软弱的状态，共产主义将会惨败。认识、自我认识以及动机的形成必须全部改变。马克思认为，它们可以通过积极的革命斗争而改变。只有通过进行这样的革命人们才易于接受它们。”［15］34-35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既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在必要性即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必要性即改变无产阶级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践具有改变环境和改变人自身双重效应的观点，指明了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人的发展、人们素质的提高不仅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吾日三省吾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致良知”等纯主体性的修身养性方式来实现，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要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来实现。动态地看，由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历史进步既是被改造对象的进步也是改造者自身的进步，或者说，历史进步与人自身的进步互为因果，二者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鉴此可以预测，在未来，人们对自然和社会改造的深入，不仅会带来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带来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带来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也会不断提升人们的素质包括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和审美能力，使其成为建设新的社会的新人。

　　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实践观出发揭示了人的发展的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人的发展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发展，既不是实现部分人的发展，也不是实现部分含义的人的发展，而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毋庸置疑，这个意义上的人的发展要求很高程度的社会条件，需要社会进步的长期积累，因而只有在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是否能够实现人的发展？或者说：人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是否具有现实性？我们认为，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时曾间接地涉及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166“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155“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3］154前两段话直接指明了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现实运动，后一段话则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这些论述表明，共产主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或由理论推演出来的理想，不只是某种“应然”的美好社会形态，而是在分析批判历史过程及其趋势特别是资本主义及其趋势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正在进行的反对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解放并指向人的发展的现实的运动。更一般地说，共产主义既是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存状况、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正在进行的现实过程，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其具体的体现。

　　这一理解也适用于人的发展问题，因为实现人的发展与实现共产主义之间有内在的关联。根据这一理解，人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终极的社会状态，并非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谈得上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逐渐向好的过程，例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某种绝对的状态，而是具有相对性，即从比较“自由”和比较“全面”到更加“自由”和更加“全面”。就此而言，人的发展的理想性并不排斥其在当代的现实性，人的发展逐渐深入和展开的过程就在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中。进一步说，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是当代人的发展之重要组成部分，它正在开启世界性的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陈新夏，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