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规律性认识，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理论主张，又适应和体现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普遍性诉求，具有坚实的历史实践基础。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明确使用“现代化”概念，但是“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立基于马克思主义透彻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前提之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理论启示和学理基础：一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原则和根本理念。人的发展是人类解放的结果，而人类解放是历史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虽然实现了人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但是“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充其量只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造成了人与自己本质的对立，无法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社会解放，这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场提供了逻辑前提。对此，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的本质高度审视人类现代化进程，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在社会发展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超越资本逻辑、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二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所谓现代化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的剧烈变迁，“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从涉及领域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从内涵演化看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科学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之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发展路径与复杂特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谈论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将人的发展问题放到社会主义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中。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脱胎于积贫积弱的超大规模后发国家，这种“现实的基础”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在中国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性创造，其价值原则、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都内在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看，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近代中国面临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总体性危机”，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相继失败后，以民族复兴为使命的中国式现代化应运而生，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开启了同向互构、相互交融的历史进程。“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之间，是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然而中国在接受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同时，客观上也赋予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中国规定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运动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发生了进阶式嬗变，民族复兴在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嬗变中迎来光明前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以政治上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建设的原初落后条件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其提供根本政治前提的基础上，根据“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紧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摆脱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状态提供稳定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和民族复兴的时代呼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重大问题的系统认识，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一系列难题。实践证明：“选择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加快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必然途径，也是巩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综上而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分别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时代主题发展脉络。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根本因素，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长期实践发展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基本规则或标准。根据学术界的认识，能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特有的质的规定性；第二，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共性；第三，它具有超越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性；第四，它是社会主义理论中最核心层次的原理；第五，它是历史的、与时俱进的，必然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其原理层面具有稳定性、普遍性，但是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其实践层面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现实性运用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

　　从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联系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付诸于现代化实践，并在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变革中能动地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概括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时代化发展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主要涵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现实性地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最高规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特征的最根本认识。然而，科学社会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现实运动，“社会主义在生活中”。中国式现代化旨在现实地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扎扎实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现实体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的任务。”可以说，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无法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实现现代化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双重任务，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实施全面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基本原则的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论断表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大制度安排；四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与显著优势。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主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基本原则的继承与发展；五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改革中自我完善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将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鲜明写照。以上五个方面的概括，不一而足，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而形成的理论认识，“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容”，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彰显了中国特质、时代特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实践的重要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使科学社会主义时刻紧跟时代步伐和实践要求，始终保持旺盛活力，“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从现代化的类型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版本。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其深层逻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创造一种更高层次的现代化，这种更高层次的现代化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传统形态主要以苏联模式为典型。苏联模式的确立具有开创性历史意义，它是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解决“现实社会主义”难题的实践成果，可以说是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在发展初期具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特征，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式”不仅仅是指经验意义上的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现代化，更是指在层次意义上开辟一条超越苏联模式、具有主体性特征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寻求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一种新形态现代化道路不仅可行，而且已经成熟。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新科技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基础动力。依据唯物史观，“社会主义500年来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强大的诱变性因素”。在20世纪初期，列宁就深刻认识到“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为此列宁高度重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将其作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苏联模式以其体制优势实现了对资本、资源、技术、劳动力和公共政策的充分控制，适应了电气革命集中化、高效化发展的需要，迅速夯实和增强了苏联的工业化实力。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到来，“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制订应对科技革命计划的中央全会被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计划部门一直延误下去，苏联就这样遗憾地与第四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僵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既不能发挥原有的制度优势（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科技发展计划长期被搁置），也难以与鼓励市场化、企业自主性和创新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相适应，最后导致经济活力丧失、发展动力衰竭，为后来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中国式现代化紧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制定实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国家战略，注重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深化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与市场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科技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技术层面的深刻变革，而且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中国的深层次结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伴随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改善，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充实的物质基础，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要求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完善，以适应经济社会现代化变迁的需求，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制度注入新的功能性元素和结构性机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嬗变。

　　其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主要依据。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变革过程，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建立时空并存，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交锋风起潮涌，“在任何一个现代政治体制中，新问题和新的组织形式趋于不断产生，新群体不断被纳入中央政治的轨道；而且，它们的问题、利益和要求日益冲击中央政治制度，影响对统治者的选择和主要政治象征的塑造与定形，以及各主要政策的抉择和执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吸纳整合各种治理性资源，防范化解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陷阱”“现代性困境”。因此，对于执政党而言，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国家治理为核心内容的政治过程。由此观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家’走向‘失败国家’，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的关系”，导致苏共合法性丧失、组织力量瘫痪、国家治理失序，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破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导向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以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稳妥有序平衡实施各领域改革，实现了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等多重现代化目标。

　　其三，多种道路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提供了认识论基础。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飞跃后遇到了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模式的多国实践还是多个国家的多种道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虽然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不同，但基本上都要以苏联模式为样板，遵循共同的发展路径和发展规律。这种观念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贡献以及苏联模式对苏联现代化的卓越贡献，使得苏联模式具有神圣光环和示范效应；二是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普遍缺乏现代化建设经验，苏联模式适应战后经济恢复的客观需要且有助于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使得苏联模式成为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选择；三是在思想认识层面难以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理想的普遍性与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片面将发展路径问题意识形态化、国家间关系政治化。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走自己的路”的鲜明特质和历史自觉。科学判断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制定适合我国现阶段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道路为内涵，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存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走出了单一模式的思想迷雾和实践桎梏，进入到多种道路并存发展的新的认识论阶段。

　　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课题。为了解答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从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汲取经验，创造性地把富有时代性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客观的现代化发展潮流结合起来，以新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生产力进步与生产关系调整为动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内容，以中国道路为路径，促进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新的历史性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变迁。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史层面，更表现在人类现代化及其背后的人类文明走向层面。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社会发展潮流，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世界性事业，两者具有相通的世界历史指向性。概括而言，“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历史性联系”，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这种历史性联系深刻诠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我们从世界历史高度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的重要维度。

　　从文明逻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通往人类文明新方向的现代化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向世界展示其独特价值优势和深远历史影响的表现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21世纪展开其实践向度的必然历史画卷。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其实现的基本内涵和战略步骤，而且高度凝聚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以社会主义文明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政治共识和社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在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定向在不断深化，正在以开创和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卓著贡献，充分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为社会主义导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丰富素材。“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又有亲密联系的概念。“现代化”既是一种以“现代性”为内容的思维运动，也是“现代性”占据人类社会生活并向世界历史扩展的实践运动。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率先开启了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它向世界历史展示的现代性要素主要包括个体意识的主体性、政治权力的契约化、精神世界的去魅化、社会管理的科层化、社会交往的理性化和世界观念的全球化等。但是，“现代性的一路凯歌总是伴随着诅咒。……现代性就在冲突中展开了它的叙事：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冲突，现代技术和现代经验的冲突，现代欧洲和非现代欧洲地区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引发了现代性的危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危机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机，这就迫切需要一种超越性的新现代性出场。“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尚未展示出现代性完全终结的迹象，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行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决然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在充分吸纳资本主义现代化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提供新的现代性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同时，也在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克服了个人主义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真正树立起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现代化运动中的地位；“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示了民主的历史性、阶级性、过程性，还原了资本主义民主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政治权力的真正来源、规范运用与实践导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调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关系之上的资本主义公平正义观的超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体现，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下的“单向度的人”以及资本主义“犹太本质”；“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表达了人与自然的本质性联系，是资本主义在冲破自然对人的奴役基础上实现人对自然的改造之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重塑与境界升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顺应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与人类社会的普遍呼吁，回答了人类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原罪之路。这些新的现代性要素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拓展而不断生发、深化，为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文明阶段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类文明内涵深层次变革，为世界历史树立起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标杆。人类文明现代性新要素的不断累积，必然会导致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这种深层次变革不是即时性、地域性的，而是结构性、体系性的力量，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穿透性、构建性的，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形态化变迁、类型化演进奠定基础。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构建的是包涵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整体性文明，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整体性反思与超越。从世界历史的内部关系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创造的世界历史是一种以“支配—从属”关系、“中心—边缘”关系为特征的强制化权力体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家间、民族间关系的平等化，关注人类整体利益和福祉的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国际丛林法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主体间平等的权利责任体系。从文明交往方式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认为“文明的冲突”是不同文明类型交往的必然结果，是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底层逻辑，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共生文明观，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人类文明的价值观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将西方社会地方性知识、区域性经验装扮成“普世价值”，固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推销，而中国式现代化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寻求价值共识，形成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综上所述，这种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为世界历史树立起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标杆。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引领带动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更是实践层面的现代化；不仅引发人类文明内涵的深层次变革，更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伟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伟大变革的同时，向世界历史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以“串联式”现代化方式，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是一条在“时空挤压”状态下赶超西方现代化的高速度、高质量现代化道路；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中流砥柱；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些实实在在的现代化效能，以其强大现实逻辑在多个层次上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启发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充分证明“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照搬照抄、全盘复制西方现代化模板必然会导致失败；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验证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可行性，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历史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探索现代化道路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中国方案、社会主义智慧，为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反思提供了知识场域，“为构建‘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智慧，提出了克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解决方案，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成果。这些重要启示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体现着构建人类美好世界的新愿景。

　　中国式现代化催生一系列现代性新要素，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重大实践，引发了人类文明内涵深层次变革，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效能，其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逻辑链条层层递进、逻辑体系层层深入。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神圣使命，在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充分张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优势。

　　（作者简介：郇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