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韦伯命题”，是学术界对马克斯·韦伯基于世界诸宗教经济伦理比较考察后所得结论的简称：西方国家能率先实现现代化，是因为宗教改革之后形成了新教，“新教伦理”促进了“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非西方国家因为它们的文化内在的缺乏“新教伦理”，从而不能自发地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韦伯命题”内含一种基本见解，即现代化是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化，无法自发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只能借鉴并运用西方的“现代因素”才能完成现代化任务。二战后，西方国家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多年时间中，所创造的财富远超过过去200多年创造的财富总和。在这一背景下，“韦伯的‘理性化’被抽离其欧洲起源而中性化地转变为一般发展理论，现代化因此就是历史上产生于欧洲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念与制度的普遍化”。正因为如此，“韦伯命题”所隐含的问题也就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总体上来说，“韦伯命题”隐含着关于现代化的三个普遍性难题：第一，资本对于实现现代化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但它又是各种危机的总根源。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将“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统一起来呢？第二，现代化是理性化的过程，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但现代化又会形成工具理性的霸权，因价值迷失，会使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呢？第三，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现代化过程又会因滋生出各种不稳定因素使社会失范。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统一呢？基于此，本文试图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化解这三大难题的路径，以显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从“韦伯命题”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西方现代化最为直接的原因，韦伯甚至认为，非西方国家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来完成现代化任务。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实践充分证明，对于实现现代化，资本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但是资本也是导致各种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二战后的众多非西方社会照搬西方模式，不仅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反而陷入各种危机的泥潭之中。由此得出“韦伯命题”隐含的第一个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难题：如何既能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避免因资本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危机？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现代化过程中探索出一条将“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统一起来的有效路径，这为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益经验。

　　（一）资本对于实现现代化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资本是反动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的积极作用有：一是资本消解了人身依附关系，把劳动者建构成具有“自由”“平等”资格主体的社会成员。作为生产力的能动构成要素，劳动者即便仅获得形式上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也会极大地调动其劳动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资本的生命在于追逐剩余价值，而绝对剩余价值受到自然性和人道主义因素的制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追逐更多相对剩余价值已成为必然选择，从而科学技术、先进机器和管理技术等“更高级的新形态”的要素就会不断被创造出来。三是在资本原则作用下，生产、消费和需要都逐渐具有了世界性，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每个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就可获得更大利益，这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四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推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进而不断促进着社会关系的发展，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人”，不断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可见，资本对实现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对资本的有效利用，充分发挥了资本的积极作用。

　　（二）“利用资本”是“超越资本”的前提

　　资本对于实现现代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资本也是一系列危机的总根源。如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危机等，无不是源自资本的掠夺本性。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利用资本，又要限制资本，只能通过“利用资本”来完成“超越资本”的历史任务。马克思说：“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在这一段讨论俄国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文字中，马克思指出了“超越资本”的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才能既享有资本主义生产带来的有益成果，又避免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二是“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只能顺应历史大势，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和参与全球分工，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三是必须拥有独立完整的国家主权，才能避免沦为其他国家廉价原材料的来源地和商品的倾销地。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可以不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但其国内外必须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以培育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效率。同时，国家须自觉地运用政治权力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以防止或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总之，资本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只有对其加以充分利用，才能实现现代化，不能因惧怕资本带来的社会问题而简单地否定“资本”，只有通过发展和利用资本，才能完成“超越资本”的历史任务。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的统一

　　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使得近代中国被动地打开国门，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贤们就认识到了资本的历史性作用，并试图学习西方国家成功经验。但囿于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好、行不通。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如何实现“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统一的问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实践经验来看，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只要能够正确对待资本，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顺利；反之，我们的事业则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制约，我们党一直没有解决怎样正确对待资本的问题。直到改革开放，随着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逐渐找到了将“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统一起来的制度化形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在实践中使这一体制不断完善和成熟。我国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就能取得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现代化成绩，关键就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法定地位，市场取代了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能够运用宏观调控精准施策，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防止资本无序生长、野蛮扩张，为宏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我国的现代化道路也没有走入“以资本为中心”西方国家模式，并始终坚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努力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完全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并完成现代化任务。然而要完成超越和否定“资本”的任务，只能通过利用“资本”本身来实现。因此，如何能够既利用资本，又避免资本所带来的各种危机，就成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就在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统一了起来，有效解决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问题，同时避免了资本造成的负面效应。在国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在资本开辟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成功避免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窘境；在国内，中国式现代化高速推动着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不断促进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效避免了由资本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

　　“韦伯命题”隐含的第二个关于现代化的普遍性难题，是如何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会逐渐获得绝对的优先性，而价值理性则“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如此一来，“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物质和金钱从手段变成目的本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社会道德沦丧，人的尊严与价值被迷失。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段“迷茫时刻”，但最终探索出将人从“理性的囚笼”解救出来的有效办法，使“人是目的”重新确立起来，为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避免因价值迷失而使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工具理性是现代化的内在力量

　　韦伯认为理性化的核心是“祛魅”，他指出，“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祛魅”。也就是说，“祛魅”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可以计算的，最终将“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益比”确立为一切行为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判断行为成功与否的标准，强调达成目的的手段最优化。由此，理性化最终确立起了工具理性的主导性地位。工具理性“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工具理性行为模式以“可计算”和“可预期”为前提条件，以此确保对有效需求的及时反应，这高度契合经济理性的运行逻辑。因此，工具理性成为主导性的行为模式，必定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物质繁荣、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也因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的形成而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赞叹的现象：“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见，现代化是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也是现代化过程。只要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某种“神圣秩序”而以“人是目的”为价值指引，使人获得理解和支配世界的主体地位，就能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速度，极大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现代化存在演变成非理性化的风险

　　理性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纯粹的价值理性抑或纯粹的工具理性，其最终都将滑向其对立面成为非理性。价值理性是“目的”的合理性，工具理性则是手段和程序的合理性；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同时服务于价值理性；价值理性依赖于工具理性，同时决定着工具理性的必要性和使命。价值理性“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即行为是为了行为本身，它的价值内在于自身，无需依赖于某个外在的目的来进行评价。但在“祛魅”了的世界，传统社会的“神圣秩序”与个体的生命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被消解了，“工具理性将精神性的一切价值从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领域排除出去，并成功地用可计算的手段取代了不可度量的目的和论辩”。从而，价值理性被放逐，使得工具理性应用范围不断扩张，最终全面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一切行为都被合法化。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按照效益或‘代价－收益’分析来决定；应该规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经济发展本身已然成为目的本身，成为比任何事物更加重要的价值。也就是说，只要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贫富分化、生态灾难等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以至于人的生命都可以用金钱进行衡量。依循工具理性的逻辑展开，人本身也被工具化和物化，仅仅关心物的占有和消费。“虽然理性始终是根据行动者被设想的，但理性更多地是根据其系统特征被判断的。”在此逻辑下，现代化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生命意义的消解，进而形成了非理性化的现代化。

　　（三）“两个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现代化进程诱发手段和目的的分离，工具理性的“霸权”逐渐被确立起来，“手段成了拜物教”，人却被降格为工具，并被社会按照理性原则塑造着人的肉体和灵魂，最终理性化走向其反面，整个人类被置于理性的“铁笼”之中。理性化的非理性是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又一个普遍性问题。如何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自“三大改造”的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全社会价值理性高扬，但找不到完成各项经济社会建设任务的有效办法，价值理性一度成为“乌托邦”叙事。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工具理性在与价值理性的较量中夺得显著优势。这一时期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道德严重滑坡，甚至理想也可标价“论斤出售”。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性”取代“神性”成为价值的权威，人是目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其最核心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也极其重视生产的发展，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归根结底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第二，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在儒家文化中，“理”既在事上又在事中架起了一座“理在世内而不在外”的桥梁，“儒家伦理总体上具有的既为现实服务又批判超越现实的功能使得它的道德观念在成为传统的同时又活化、超越着自己的传统，在强化道德原则规范现实效用的同时又散发出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加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教育，另一方面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当前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始终坚持着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有力避免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

　　如果说实现“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的统一，解决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动力问题，那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解决的则是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的问题。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工具理性赢得“霸权”地位，物质财富大量涌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们享受着物质富裕的生活，但是精神荒漠化、社会矛盾尖锐化以及生态危机等问题愈发严重，现代化异化为人的“空场”的物质繁荣，这已成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又一个难题。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探索出“目的—手段”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在实现物质繁荣的同时，避免了因价值迷失使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不断促进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韦伯命题”延伸出的第三个普遍性难题，即如何实现“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统一？根据韦伯的理论，因为世界“祛魅”的理性化导致了“诸神之争”即价值多元化，所以现代社会“有不同的神在无休止地相互争斗”。价值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立场的冲突，也意味着行为的冲突。亨廷顿也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历史证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上西方现代化道路，都会陷入长期的动荡和暴力冲突之中。“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化解了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不稳定问题，成功实现了“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为其他国家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失序的难题提供了有益经验。

　　（一）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现代化的过程又会滋生不稳定的因素。归纳起来，现代化过程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现代化过程导致价值的多元化。一般来说，价值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并不会必然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价值观不仅具有对行为的定向作用，还能左右有价值的资源的分配。因此，在公共生活中，如果人们追求的不同价值之间不可通约且相互冲突，那么基于特定价值而做出的选择都可能诱发社会冲突，如美国围绕着堕胎法案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是源于人们对生命权和自由权的价值之争。二是市民社会力量的崛起。现代化也是一个市民社会发展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群体获得的资源日渐增加。由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资源是一个常量，市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在掌握的资源上具有竞争性。因此，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市民社会的力量不断提高、政府能力不断被削弱，一旦形成“强社会－弱国家”，那么就会因为政府不能有效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导致公共权力被特殊利益所左右，这样的社会就会因滋生大量暴力而不能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有一种观点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也是现代化过程中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实质上，贫富差距本身不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成为削弱政府能力的因素，市民社会中部分成员能凭借所掌握的资源，使公共权力为其特殊利益服务，这样才会使社会陷入动荡之中。如果国家拥有强大能力，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总之，现代化过程是一个“破”与“立”的过程，由机械团结建构的秩序面临失效，在高度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有机团结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不断加强国家能力以实现利益整合

　　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也迅速拉大。从基尼系数来看，伴随经济快速的发展，基尼系数不断增大：1978年为0.317，随后不断上升并在2000年突破0.4，此后的20年间始终维持在高位，且已越过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2000年至2020年20年余间从2.74：1缓慢降到2.56:1，虽比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下降，但绝对差距在扩大，且这一数据高出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2倍以上。尽管如此，我国也未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陷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其中最为核心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能力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显著提高。在社会快速分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群体，始终坚持着人民立场，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2000年是13.5%，2019年达到28.14%，因而国家有充足能力运用经济、行政手段调节各种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使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都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提高，这也就是我国在社会急剧分化的背景下有力维护着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表明：现代国家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国家能力，避免公共权力沦为特殊利益的代言者，确保公共权力能在社会急剧分化的过程中协调各方，努力实现“各美其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唯有如此，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得到保障。

　　（三）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实现价值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打开涌入了各种西方思潮，价值多元化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价值多元化意味着普遍的道德标准的式微，每个人秉持的价值观都应得到平等对待。价值观是建构人生意义的“理论理性”，也指导着人行为的“实践理性”。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价值多元化可能会把社会撕裂，使任何一项公共决策都变得不可能，甚至使社会生活变得不可能。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自由权与生命权、生命权与发展权等价值之间的冲突，在多个国家造成程度不等的社会混乱。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决策从来不可能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其总是蕴含对某种价值的追求或拒斥。如果不能达成价值共识，建构秩序的规章、制度和决策甚至可能成为诱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在终极价值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发现快捷的解决方法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也一度出现因全社会缺乏“共同的价值信仰和价值理念”而难以形成价值共识的“价值危机”。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为了在重大问题上能达成社会共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并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经过十多年努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高度认同，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根本价值遵循，极大增进了社会共识和团结，有效避免由价值多元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总之，现代化滋生着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二战后众多选择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之所以不能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价值多元化引起的价值危机使社会撕裂而陷入持续的动荡中，就是因为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诸多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最终都有效予以化解，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社会稳定。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就在于其找到因现代化导致的利益和价值分化进而诱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即增强政府能力以实现“利益整合”，通过培育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以实现“价值整合”，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凝聚力量。

　　二战后非西方社会实践证明，“韦伯命题”所指证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如何正确对待资本、如何避免现代化的非理性化以及如何保持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三个普遍性难题，都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不能完成现代化任务。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长时期为这三个难题所困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实践和理论创新，经过艰苦探索，我们已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除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充分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第一，资本是“必要的恶”，只能通过利用资本实现对资本的超越。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尽管资本是一切社会危机的总根源，但如果不能有效利用资本，就无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非西方国家不可能像先发西方国家那样，把国内矛盾向其他国家转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始终无法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同时选择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只能遭受由资本都来的各种社会危机，却不能获得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有益成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上百年的艰苦探索，深入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不仅成功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且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的统一，充分发挥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有效避免了因资本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避免现代化走向非理性化，是每一个国家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现代化本质上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理性却会抛弃人而演变成工具理性，“虽然理性始终是根据行动者被设想的，但理性更多地是根据其系统特征被判断的”。非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具有急迫性。在这些国家中，工具理性应用范围往往会不断扩张并超越它的边界，甚至全面控制人们的生活，同时价值理性逐渐被其驱逐出公共生活领域，进而将人类置于理性的“铁笼”之中，理性化最终滑向非理性化，并由此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信念教育，使“手段—目的”各安其是，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成功避免现代化滑向非理性化的深渊。

　　第三，保持社会稳定，是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前提条件。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很多诱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急剧分化和价值多元化。众多非西方国家不能顺利完成现代化任务，社会被撕裂而陷入动荡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为这两个问题所困，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且其能力随着现代化发展不断提高，避免了公共权力沦为特殊利益的代表，从而能在社会急剧分化的过程中协调各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面对社会价值多元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逐步获得全社会高度认同，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为社会价值整合奠定了基础，有效避免由价值多元化可能产生的社会不稳定。

　　正如以色列著名的现代化理论专家S.N.艾森斯塔特所言：“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确实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开启，揭示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因能帮助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普遍性难题，能够帮助其他国家更顺利地推进现代化，从而也具有世界意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