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中国国情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

　　中国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现代化没有现成模式可以简单照搬，而只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开拓性探索。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彰显了中国国情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规定性。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也是现代化的对象，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主体而言，人是推动现代化的力量，现代化具体任务的完成有赖于人的实践创造和文明生成，人口众多是中国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毛泽东指出，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1](P151)“本钱”是指中国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人多力量大，好办事，能办成事。从对象而言，人口众多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使中国现代化变得异常复杂和艰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2](P275)要使六亿多人口大国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提升国家文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其难度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少有的，由此决定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来看，现代化是长期且有阶段的过程，中国现代化自然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要想在短期内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事实上不可能。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P390)高度工业化的强大国家，也就是现代化国家，预设实现工业化时间需要50年，意味着实现中国现代化需要50年。1957年3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把国家建设好大概需要100年，“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1](P119-120)这里既阐释了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设想了中国现代化经历的具体阶段、发展水平。对于中国现代化过程，毛泽东总体设想是100年，这一过程可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一阶段时间不一，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逐步提升。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4](P302)这里将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设定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设定为“一百多年”，拉长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表。尽管毛泽东对实现现代化需要的时间进行过多次预设，经过100年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总体上的时间预设。

　　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世界现代化就其性质而言，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分。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性质宗旨、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价值取向的人民性。新中国成立后，“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1](P2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人民主体地位和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1955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庭院同中央警卫局干部大队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合影时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就繁荣富强了，人民过着幸福的美好的日子了。”[5](P373)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日子，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落脚点和归宿。

　　中国国情规定了中国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过程的长期性和价值取向的人民性，基于中国国情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话语建构的逻辑必然。

　　二、基于现代化共性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

　　现代化作为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应当有自己的国家个性和民族特色，但也应当遵循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则和普遍规律。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时，基于世界现代化共性阐释中国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回溯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经济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离开经济现代化，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无从谈起；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工业化，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基于这一现代化的法则，毛泽东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之一，把国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是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二是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P116)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凸显了工业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同年10月，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时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5](P187)中国工业化不仅包括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提高，而且蕴含所有制性质的变革。毛泽东在诠释四个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时，将工业现代化置于首位。事实上，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有赖于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工业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提出诉求，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清醒认识到工业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工业化带动经济现代化，进而促进国家现代化，这是毛泽东阐明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科技创新是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现代化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取得重大科技创新之后。随着20世纪50年代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毛泽东在谋划中国现代化未来发展时，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在毛泽东看来，“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6](P260)基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1960年3月，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谈话时提出，要安下心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6](P349)为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毛泽东将科学文化现代化纳入现代化的范围，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内涵之一，现代化的领域得到拓展，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

　　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中国作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为缩短探索时间、避免现代化过程中的曲折，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学习借鉴他方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国家封锁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开放。1953年2月，毛泽东在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议时指出，我们进行五年计划建设，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把他们所有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3](P264)“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既借鉴了苏联经验，也得到了苏联援助。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明确表示“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3](P350)这里表达的是对外开放的愿望和态度。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同丹麦首任驻中国大使交谈时表示，“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5](P559)这里表达了向美国学习、向美国开放的愿望。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P41)这里所主张的学习，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学习、一切照抄和机械搬用。这是毛泽东对待外域经验的基本态度，诠释了对外开放的方法。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指出，“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6](P349)派出留学生、引进设备，这是对外开放的具体举措。1963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任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希尔时表示，要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设备，包括从日本和英国，向它们学习技术。[7](P242)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适应工业生产、出口援外的需要，经国家计委与有关部门商量，拟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生产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973年1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实施。虽然多方面原因导致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对外开放的空间有限，但毛泽东力求通过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路是清晰的。

　　独立自主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原则。现代化是依靠自己力量，还是依赖外部援助，直接关系现代化的历史命运。世界现代化的经验表明，现代化的主动权必须由自己掌握，而不能由他人支配或左右。毛泽东在主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51年5月，毛泽东约见徐向前，向他交代赴苏联谈判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8](P339)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目的在于实现军事和国防上的独立自主，免受他人牵制。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时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9](P273)世界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主要应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实现技术上的超越，否则只能受制于人，或跟在他人后面。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指出：“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6](P349)自力更生才能实现道路选择的独立自主，掌握现代化的主动权。

　　基于现代化共性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既诠释了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现代化规律的洞察和把握。

　　三、基于实践辩证法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

　　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涉及诸多关系需要协调和平衡。毛泽东在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时，基于实践辩证法阐明了处理各方面关系的基本思路。

　　农业和工业关系的协调。农业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业是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如何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业提供化肥、农药、机械；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资金和市场。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时，十分注重农业和工业关系的协调。在他看来，农业关系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发展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原料、资金和更广阔的市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1](P71)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1](P208)没有农业的发展，也难有工业的发展，“两手抓”体现了农业和工业协调发展的理念。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2](P310)毛泽东紧密结合工业来定位农业，又紧密结合农业来定位工业，将农业现代化嵌入工业国的建设，对农业和工业的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释。

　　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关系的协调。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苏联的教训之一就是重工业过重，导致轻工业长期得不到发展，成为制约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强调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工业化建立基础，并相应地发展轻工业。[5](P91)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通过重工业带动轻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2](P31)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6](P260)大中小企业同时发展，以生产丰富多样的产品，满足各方面对工业的诉求。至于农业的发展，毛泽东强调，“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6](P88)这是农业内部协调发展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要求。工业内部、农业内部关系的协调，是中国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

　　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关系的协调。经济现代化是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基础；政治、文化现代化将促进经济现代化。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时，既阐明了工业、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又诠释了政治、文化现代化的思路。在制定“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强调，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3](P326)“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3](P328)“五四宪法”的制定和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确立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与此同时，毛泽东将文化现代化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视野，在界定四个现代化的内涵时，将科学与文化并提，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凸显文化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同步推进，是中国现代化宏观层面关系的协调。

　　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关系的协调。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关系如何处理，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的创造和积累，现代化不是传统文明的断裂，而是传统文明的继承和现代文明的建设。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5](P640)这里实际上阐明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系，在继承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文明。1960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阐明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6](P501)在区分的基础上批判利用，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处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关系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基于实践辩证法诠释的中国现代化诸多关系的协调之道，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问题的科学回答，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智慧的理性总结。

　　四、基于国际视野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

　　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变迁。中国现代化应当借鉴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以避免现代化过程中的弯路和曲折。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时，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现代化，将中国现代化置于国际背景下来思考，结合世界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来阐释。

　　以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为样本诠释中国现代化。样本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时，善于以苏联、西方经验为样本诠释中国现代化道路。在论及国家和农民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采取所谓义务交售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这样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2](P29-30)这就借助苏联经验诠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农民关系的处理。在诠释所有制变革与工业化关系时，毛泽东指出，“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6](P270)这就借助苏联、西方国家的经验，诠释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处理之道。以样本为参照，增强了中国现代化话语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以赶超苏联和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上实行“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化主要参照苏联经验。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讲到发展速度问题。他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5](P536)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国在发展速度、技术发展方面赶超苏联的有利条件与可能性。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赶超苏联，是毛泽东谋划的中国现代化行动策略。

　　在赶超苏联的同时，毛泽东确立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动策略。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5](P358)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现代化目标。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3](P500)毛泽东将赶超美国的时间预设为至少50年，也许75年。1956年2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汇报。当汇报到我国电力生产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时，毛泽东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5](P538)此后，依据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推进，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时间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表示，“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P251)这里所说的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是就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而言。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将来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超过英国，这是好事，但这点不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英国只有五千万人口，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一定要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上同英国比，赶上或超过以后才能说解决了问题。”[6](P224)毛泽东将这一赶超英国的时间预设为五十年。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6](P281)这里说明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缘由，诠释了赶超英国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动策略，尽管实践过程中有些操之过急，但反映了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彰显了毛泽东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国际视野。

　　以争取世界和平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没有中国现代化。毛泽东在建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期待和诉求。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目的就在于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1](P251)赶超英国意味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成为建构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指出：“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对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有利的，对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对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人民也是有利的，对争取和平也是有利的，可能使世界上的战争打不起来。”[1](P455)中国现代化不仅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对于遏制战争、争取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方法，表明他对国情的深刻把握、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洞察、实践辩证法的娴熟运用和开阔的国际视野、世界眼光。毛泽东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由此形塑中国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源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毛泽东建构中国现代化话语，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借鉴。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要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既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也要遵循世界现代化的共性；通过运用实践辩证法的智慧，诠释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系列问题；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诠释，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的新选择、新方案。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雅稚，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