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中国现实，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深厚积淀上不断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 习近平对“两个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表达，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理论指南。深刻理解“两个结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价值。

　　据考证，文化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书中写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认为文化的本意是“以文教化”。如今，文化尽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但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对其侧重实质的界定很难统一。有的认为“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有的认为“文化是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从广义上讲，就其内涵而言，文化本身不仅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还应包括制度文化，而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人类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人生存条件、提高精神生活质量、满足共同生活需要的过程中才创造出相应的文化。因而，文化在社会行为整合、社会发展导向、社会秩序维护、社会价值塑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文化的传承性使得文化对于个体行为和社会整体的影响持久而深厚，一个国家对发展道路与制度的选择由多重因素决定，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根脉是历史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与民族主体意识的内在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2] 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3] 世界各国的制度选择历程也深刻证明了文化对道路选择能够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神学文化统治下的西方社会只能陷入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只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蓬勃兴起，产生以新教伦理、人文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才能推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俄国农村公社等社会实际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也与其道路选择密切相关，这是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重要因素，是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所以马克思讲道：“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

　　习近平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5]“自己的路”一定是根植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征与内在属性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终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种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内在决定我们要选择一条实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思想文化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发展，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我们要深刻理解“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要坚持在传统文化的精神谱系与思想脉络中追本溯源、汲取养料，在中华文明的坐标中去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文明的精神中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的内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突出连续性，延续五千多年并一以贯之，仍不失其精神活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7]。因而，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中华文化的文化内涵不仅深植于每个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思想观念，更体现于记录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与典籍谱系。从汉字的创立与发展，到《尚书》《春秋》、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等数千年中国史的记录与传承，从史前文化遗址到灿烂文化典籍，以及深植于中国人民内心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强不息的传统价值观、世界观等，无不体现中华文化始终具有重积累、重传承、重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而始终坚韧不倒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密码，更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坚持自信自立、坚守民族文化、发扬自身文明。因而，要读懂古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发展未来中国，就要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中感受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体悟中华文化坚韧不拔的内在力量。

　　民族的自强基因只有在文化的不断传承中才能得到充分彰显。文化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淀了这个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共同具有的精神烙印，记录了一个文明的强大韧性和顽强生命力，对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其所具有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8]，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和发展的底蕴根基。同时，中国的一个鲜明特质就是具有历史延续性，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文化财富与传统价值指引。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9] 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延续中走出来的，是基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的必要选择，是建立在历史连续性之上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深深汲取中华文明精神力量的必然结果。而深厚的文化传承必将凝结为一个民族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始终坚持自立自强、始终不屈不挠的发展韧性，并逐渐发展为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力量。因而，“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0]。在“四个自信”中，来自于深厚历史传承与价值积淀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有底气的自信，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文化自信，不断传承并发扬独树一帜、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一切艰难挑战，开辟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精神指引。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诞生于具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具有巨大差异的民族地区，但彼此之间的理念主张内在一致、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魂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根脉。马克思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1]“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仅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更内在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与传统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的真理性也与文化传统的契合度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为探求救国之道，无数仁人志士在不断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符合。深刻证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2]。

　　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推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观念，主张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拥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统一文化，追求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高尚品格，秉承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处世之道，体现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人本思想，蕴含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观念，运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同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建立没有剥削压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共同体，力图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观内在一致、高度契合，在推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赋予其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理论内涵。如今，中国共产党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结合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执政理念，强化制度建设，将“民为邦本”总结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表达，将“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升华为自我革命的治吏自省，将“不患寡而患不均”凝练为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将“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因而，“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会贯通，不断利用并发扬好中华文明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让我们把握思想根基，掌握文化主动，成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实际的科学把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肩负起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在各个时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将其根植于传统文化，始终重视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明确要正确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进程，坚持把价值观念融入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实践成果，并不断结合新的发展需要，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与真理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过程就是坚持“两个结合”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深植于中国人心中“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夙愿，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方针并发动土地革命，争得人民拥护，取得人民信服，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但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由于缺乏经验，照搬苏联模式，过于重视生产关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于人民积极性的调动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就是因为没有正确领悟马克思指出的“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13]，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注入马克思主义，在知行合一中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通，将其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指导，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不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完整答案。对此，中国共产党对计划与市场形成了新的认识，在探索与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资本有序发展，合理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努力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并着力坚定文化自信，强化理想信念，体现出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实际的科学认识，以求达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因而，历史告诉我们，“两个结合”的中国实践就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仅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始终将其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更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持立足本民族历史经验与文化沃土，不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理论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与道路根基。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14]

　　文化能够赋予现代化以文化底蕴，但文明同样需要现代化的现实支撑，从而拥有新的实践品格，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力量。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认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15]。而文明作为一种带有“发展”意味的概念阐释，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物质文明是文明形态中最为显现的根本表征。现代化中的科技变革、社会分工、世界交往等都是现代文明之所以“先进”的有力支撑，也是文明发展进步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表达。

　　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在艰苦卓绝中不断奋斗，在磨难挑战中砥砺前行，为的就是自立富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代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最高理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并联式的现代化，是集经济高质量发展、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环境优美、世界和平于一体的现代化新模式，这种新的现代化发展目的与发展方式将人类文明形态推向了新阶段，全面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赋予中华文明以蓬勃活力和旺盛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在21世纪有了新的样态，让中华民族得以实现千百年来的夙愿梦想。同时，我们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内在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意蕴的现代化。其本质特征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依据，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价值积淀。例如：“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天地之大，黎元为先’‘民为贵’中汲取文化启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政治理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对应‘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精神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一脉相承。”[16]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它从现代维度确认精神命脉、承继文明精神、彰显道德价值、汲取历史智慧，是仍然赓续悠久文明的现代化、是根植于中华大地的现代化、是文明的更新而非丢弃。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思想精华、鲜明特质，充分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具有的突出连续性与传承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也是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能够以发展的实践成果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依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样态构建以“两个结合”为重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推进中华现代文明建设，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文明才具备相应的时代影响，这不仅是社会的现代化，更是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发展中孕育和生成的新的文明理念与文明原则，是推动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吐故纳新的重要体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时代中华文明的特色力量。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华文明丰厚滋养的基础上开辟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成就、不可分割，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失去民族特征与文化底蕴，而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发展成果的实践支撑，中华文化就难以焕发出新的时代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将缺乏文化根基、丧失文化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彰显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旺盛生命力，也能够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影响力，赋予中华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在“两个结合”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使我们坚定信心、不畏挑战，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始终坚持用自己的发展模式丰富自身文明样态、实现民族理想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还会面临许多风高浪急的艰难险阻，而“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越要善于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17]，继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开放胸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合”基因，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民族韧性，为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不倒，焕发新的时代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提供丰厚文化底蕴。

　　文明立世，文化兴邦。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不断创新。“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8]，才能肩负起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任务，承担好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责任，才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因而，坚持“两个结合”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也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至上”价值及其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ZDA004）、吉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22CXTD08）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理论视野》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