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翦伯赞相继撰写《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并结集出版《史料与史学》一书。这些文章率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史料的范围、史料的分类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对价值、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直接导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尚在进行之际，就逐渐暴露了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即是，除了郭沫若、吕振羽等少数学者之外，相当一部分参与论战的学者重理论，轻材料，从而导致诸多现实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翦伯赞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社会史论战被迫宣告结束。翦伯赞撰写了《历史哲学教程》，他在书中不仅再次强调“具体的历史事实”的重要性，还批评李季、陶希圣、王礼锡等人的史料运用问题。

　　20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由偏重方法转移到方法与材料并重。翦伯赞引领了这一风气。他致力于撰写《中国史纲》。1943年5月，翦伯赞发表《略论中国史研究》，首先对史料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同年10月，出版《中国史纲》第一卷，认为“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因此“获得一些订正”；还条举将中国古史上限推前的考古材料。

　　1945年，翦伯赞还深入实证主义史学阵营的内部，畅谈史料学。是年5月18日，翦伯赞应复旦大学文学院周谷城的邀请，作了一次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演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讲演由顾颉刚主持。演讲结束之后，即有书店请翦伯赞以演讲稿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翦伯赞欣然应允，预计整理出三篇，分别是《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和《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以及《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的两篇《序》基本构成了翦伯赞原计划中的《史料与史学》。而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形成。

　　追本溯源，翦伯赞的史料学远承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翦伯赞与刘知幾的学术关联集中体现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可概括为以下两点。首先是对正史的批评。刘知幾批判了史馆制度，认为存在五个弊端。其中一条是“著述无主”。翦伯赞自觉接受了上述认识，认为，“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其可靠性更少”。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

　　其次是对“正史以外的诸史”的重视。刘知幾对“史流之杂著”进行了分类，将之别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以及都邑簿十类，还对这十类杂史的价值进行了估量。翦伯赞参考了刘知幾的上述看法，且关于十类杂著的例证，都先引用刘知幾的《杂述》，再补充唐代之后的例子。翦伯赞总结称，这十类“虽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杂著，但大体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领”。

　　除了《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外，翦伯赞与刘知幾的关联还体现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翦伯赞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尤其是关于“正史”与“正史以外的诸史”的认识，二者基本一致。翦伯赞不仅直接引用了刘知幾的《史通》，甚至还照搬了刘知幾的若干说法。

　　就学术渊源的角度而言，翦伯赞之所以能够初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还在于其有效地择取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

　　翦伯赞与梁启超的史料学关联，首先体现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中。翦伯赞在该文“导言”中对史料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提出“一切文字的纪录”皆是史料，而有待于深入发掘。这一认识直接源于梁启超。

　　继“导言”之后，翦伯赞接下来对“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这些阐述均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著。归纳起来，这一关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关于文献学上的史料分类。其次，关于不同种类史料价值的整体认识。翦伯赞基本接受了梁启超的看法。

　　翦伯赞与梁启超的史料学关联，还体现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此文共计五部分，各部分内容均在不同程度上导源于梁启超的相关论述。

　　在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主要强调“史料与方法”的统一。而梁启超已有类似看法。在第二部分“史料探源与目录学”中，翦伯赞指出搜集史料的第一个难题是“怎样才知道某种史料存在某些文献之中”。“如果要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还是要从一种书到另一种书，逐书搜求”。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则指出：“专精下苦功”的读书方法，约有三项。其中第三项即“逐类搜求”。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中，翦伯赞首先指出“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因此，第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而辨伪学可帮助我们解决。根据文本对比，翦伯赞的认识基本源自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其例证则基本取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第四部分“史料辨证与考据学”中，翦伯赞指出“在辨别书的真伪以后”，“又碰到第三个难题，就是史料的辨证问题”，而考据学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对照之下，翦伯赞关于考据学的认识基本源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第五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中，翦伯赞指出，完成以上的工作后才可开始搜集史料，“搜查的方法，最好是依史料的性质，分作若干次进行”。这些认识都可以在梁启超的论著中找到学术资源。

　　翦伯赞的史料学见识实已超出梁启超等人的讨论范畴。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贯彻这一建设路径的，首先是《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史料范围上，拓展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范围。翦伯赞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第二，在史料价值上，对不同种类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明确的估定。翦伯赞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第三，在“正史”的具体分析上，揭示了其背后的阶级属性。翦伯赞认为“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第四，在“正史”之外的群书的具体考察上，重点强调这些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在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强调了“史料与方法”的统一。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中，翦伯赞进一步估定“伪书”的价值。在第四部分“史料辨证与考据学”中，翦伯赞主张“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在第五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中，翦伯赞列出了“史料的搜集整理”的三种方法，分别是统计学、逻辑学和唯物辩证法。翦伯赞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深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史料认识的原意。

　　由上所述，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不仅没有囿于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更非仅仅“重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料观念”，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不仅是其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与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上也有着特殊的学术地位与意义。翦伯赞的特殊贡献在于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翦伯赞于1945年之后相继发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这一史料学的建立无疑进一步完善了已经基本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与此同时，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还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史料学是史学的重要分支。民国之后，史料考订派异军突起，一度占据史学界主流。而翦伯赞则进一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仅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来整理史料，还主张以史料来验证方法的真确性。这一史料学见识无疑就超越了史料考订派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0期P19—P21，《近代史研究》202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