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吹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号角，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从起源上看，现代化一词发轫于18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特别是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追求。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生产力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日臻完善、人的认知观念乃至精神境界更加科学与高尚的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国家现代化，必须考虑国家间自然资源禀赋与历史文化个性的客观差异，必须考虑国家间制度规则与发展目标的主观差异，更必须考虑发展阶段和外部条件的相对差异，这些种种差异便决定了历经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根本遵循、指导原则、动力来源、目标内容、道路范式以及实现路径等。

　　中国的国家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经100多年。但今天看来，无论是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民族资产阶级引入西方模式的尝试，甚至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模式的探索，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多次经历挫折的结果却让我们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即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必须基于中国国情，必须将其放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去寻找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鲜明特色、重大原则、巨大意义的全面阐释，是吸取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和教训后的一次中国化理论概括，也是遵循现代化普遍原理的一次理论超越，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国家现代化的理论特色。

　　第一，没有平等的国家地位，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是解决国际平等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韦伯的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观点，他从“西方中心论”的方法论和“社会进化论”的社会历史观出发,认为现代化只能出现在西方。事实表明，他过于理想化的抽象预设遭遇到西方现代化实践的无情打击，一方面西方国家自身的社会冲突、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危机等一次比一次剧烈，另一方面西方化没有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西方化甚至成为西方国家转移自身风险、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合理借口。于是，现代化的依附理论诞生。该理论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指出在中心和边缘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下，西方化只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切断对西方的依赖。与依赖理论不同，美国左翼学者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论，这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该理论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由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边缘国家构成的等级结构。该体系虽然保持长期相对稳定，但“新兴国家也可以借助全球化的机遇，通过参与多边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掌握一定的话语权，重新修订国际规制与分配权力，或通过手中握有的经济杠杆，迫使霸权国家采取部分绥靖政策。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同样可以产生新的力量中心。”从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引申来看，不必排斥开放促进发展的思路，但如果一国不能搞好自身的发展，那就不可能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的现代化机遇。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并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判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必要前提。

　　第二，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各国自己的事，事情的本质就是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自主选择权问题。既然发展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那么，是否能够促进发展就成为决定国家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此时，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非常重要。在选择时，符合国家制度体系、文化特色和执政理念则是必须遵循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并获得自主发展的能力，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也才能安全稳固。进一步讲，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没有固定的样板模式。即使是一些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国家，虽然已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因此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精神贫瘠乃至社会紊乱等问题，也让它们不断反思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简单模仿只会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国连发展道路都不愿意或者无法自主选择，那么即便是在模仿他国道路时获得了短期增长，接踵而至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拉美国家曾经的“依附型”发展模式的破产便是明证。因此，自主选择适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国家现代化理论必须接纳的核心内容。在这里，自主选择是重点，包括国家现代化的推进主体、推进的战略主线和阶段目标、推进的关键内容和思路举措等都必须十分清晰、完全自主。需要补充的是，自主选择不是被动模仿更不是任意选择，而是基于国情世情综合判断下的科学决策，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高效的经济布局来支撑，更需要以一切以全局和长远为重、一切以本国人民为重的发展理念来支撑。

　　第三，国家现代化理论内容虽然多样，但必须要把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自然与社会、继承与发展全面统筹起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在内的复杂过程。现代化涉及的内容更是复杂多样，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精神等各个方面。所以，起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并没有一个能够把所有问题统一起来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完整体系。虽然现代化流派很多，如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等等，但它们都是基于当时不同对象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解释逻辑，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经由一番推演后便产生了新的解释逻辑。所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也是由其现代化实践需要所决定。对此，罗荣渠认为：“所谓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各种不同学派的理论的拼盘。”由此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个问题的理论拼盘，而是在中国特色的语境下，把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自然与社会、继承与发展等全面统筹起来的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

　　总的来说，在各国现代化实践中，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这意味着，国家现代化道路究竟该如何选择，是与该国驱动现代化的主体性质、所处的发展阶段、拥有的资源禀赋、积累的文化传统、面临的外部环境、追求的目标方向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的。也正是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定义、内涵、特征等的科学阐释，是理性逻辑与实践经验深度结合的理论产物，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更是对国家现代化一般理论的拓展与丰富。

　　国家现代化的实践起源于西方国家，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基础，但如何推进国家现代化，却并没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结论。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西式现代化道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推进方式，探究它的发生发展进程，概括其基本特点，进而提炼出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对于更好理解国家现代化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化的起源及概括

　　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运动，是一次世界性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始于13世纪的西欧。早在西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数百年间，王权、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作为当时的三股社会势力，就一直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抗和博弈，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继续让宗教势力凌驾于贵族集团和资产阶级的权力之上，还是推翻宗教力量进而转换为基于规则并且由贵族集团和商人集团分工治理的国家。在三方数百年的博弈斗争中，商人集团与贵族集团联合起来最终推翻了宗教力量，组建了符合现代化目标的法权国家，在法制契约基础上建立了符合各自利益诉求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为国家现代化准备了必要的制度条件。

　　此后，历经二百多年商业资本的快速发展以及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资本规模得以持续扩张，为推进国家现代化打下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一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正式把人类文明带入到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轨道，英国率先在生产力上建立了领先优势。事实上，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英国在全世界起到了意义深远的示范作用。随后，其他国家竞相模仿学习，追求现代化的热浪从英国蔓延到西欧各国，再从西欧扩展到中东欧、北美，也影响到西亚、北非，最后进入南亚、东亚和南美，到20世纪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先进生产力的快速提高提供了生产关系上的制度保障；在以蒸汽革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工业化生产和市场分工提供了基础条件，已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不断推动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前进。再加上当时海外市场和殖民经济的拓展，以及廉价产业工人的不断加入，工业革命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经济活动的联系。与此同时，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也带动了国家在产业、国防、科技等方面的改善，进一步延展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汇聚起来便驱动着人类步入一个全新的广义现代化世界。

　　然而，当英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率先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之时，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定发展现象，英国发生的新变化，向世界各国展现了一个工业化发展的美好愿景，这是一场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开端。正是出于追求更丰沛、更美好的发展前景，不同国家积极发展和学习先进技术，竞相模仿英国先后进入西方式的工业化阶段。当时，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启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梯队，它们也是作为发达国家率先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后来的东亚等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尝试学习欧美模式，希望通过赶超式发展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而在各国竞相模仿学习西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冷静下来从理论上深刻认识西式现代化背后的国家属性及历史文化的决定性意义。

　　纵观西方国家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产生及发展都是根植于本国的具体实践和文化特征。例如，追求私人利益的商人集团对使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热情和愿望空前高涨，客观上要求扫除一切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符合商人集团利益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资本原始积累的诉求刺激了海外扩张，而追逐更高效生产力的需求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进一步引发了工业革命等等。这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发展道路,各国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必须立足自身的历史实践和本国国情。再进一步引申思考：是否通过创造相同的历史条件，就可以复制西方现代化先行国的经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经验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选择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也必然有所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条件不可复制，各国所处的发展时代不同，驱动现代化的经济要素也不同，客观上也使得简单复制不具有可能性。

　　（二）西式现代化的经验与困境

　　站在国际比较的角度，西式现代化是适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僵化照搬西式现代化经验不可取。但是，西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需要从西方国家现代化实践中汲取成功做法，从特殊中抽象出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经验。对此，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国家现代化=市场竞争+资本驱动+国家自主发展权+全球治理。

　　第一，市场经济作为驱动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国，它们最先利用和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并牢牢掌握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由于不同国家进入市场经济的顺序不同，后发国家往往不具备对市场经济规则的议价能力，无论是产业分工的低端锁定，还是科技创新的受限，抑或是不等价的交易等，都促使后发国家陷入到市场机制陷阱中。所谓市场经济的陷阱，是指由于先使用市场经济的国家占尽先发优势，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利益的主导者，因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对扩大自身利益的作用，即先发国一方面率先使用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获得更高竞争能级，另一方面还会利用市场经济的交易手段掠夺后发国家利益。相对而言，后发国家在接受先发国制定的市场经济规则之后，虽然也能够进入市场经济并推动本国资源配置的优化，形式上获得和西方先发国家同等发展的机会，但因为不能参与市场经济规则的设计，它只能接受不平等的经济秩序。很显然，后发国家如何跳出市场经济锁定的陷阱、如何通过抗争实现发展赶超，就需要充分利用本国优势资源，从国家体制的优化上实现战略性突破。例如，中国提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就是试图在不平等的发展秩序中寻找到一个实现平等发展的机会。

　　第二，资本是相对于劳动更具有支配能力的生产要素，每一次现代化的飞跃都是资本逐利的结果，因此，国家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资本。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资本对劳动具有驾驭和支配的能力。也正是因此，资本具有更高的经济支配权地位，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把优先满足本国资本的要求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拥有资本的一方成为了优先得利者，而出让劳动的一方则不得不从属于资本。当资本在本国可获取的利益达到饱和时，它们便将目光转向了盈利空间更为广阔的国外市场。在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下，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和经济秩序日益成为全球性困境，当资本无法转嫁矛盾时，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遭遇断裂风险。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都是西方私有资本无序扩张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资本的私有制属性。在我们看来，这种放任资本无序扩张的做法，是西方工业主义发展思路的延展，实际是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过度利用。即，因为过分崇尚效率和资本的魔力，把生产过程完全等同于机械化过程，迂回化、专业化、资本深化沁入国家现代化的血脉。与此同时，资本无序扩张下的这种工业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前提，资本所有者被视为资本本身，这就使得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个人”将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和受益者。为应对这种工业主义的资本逻辑怪圈，可行的方法是，要么让资本扩张的道路走得更远，要么改变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欧美等现代化先行国选择了前者，即通过海外殖民和资本扩张，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扩展了资本的生命周期。后者则为后发国思考如何更好推进国家现代化预留了想象空间，即如果坚持资本私有制，短期会带来国家盈利上升，但发展必然会塑造出各种不平等，不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会终止现代化进程。

　　我们认为，以上两点体现了西式现代化经验的重要贡献，它向全世界传递出“资本驱动”和“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两大工具。但是，这两大工具在西式现代化实践中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前提的，现代化的间歇断裂也必将成为以私有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难以摆脱的宿命。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时，必须要对此保持警惕。由此引申，如何跳出西式国家现代化陷阱？如何更好使用市场经济和物化资本两大工具？这是国家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关键问题，也是世界现代化理论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第三，先发国家并不存在追求国家“独立”的问题，由于它们的现代化实践具有领先他国的先发优势，因而天然拥有自主的国家发展权。从历史进程来看，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西方国家顺应其历史演化轨迹，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建立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核心是私有化的产权制度和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对外来看，西方国家以自由和平等为普适价值理念，以比较优势、分工布局为引导，对外宣扬这套制度体系的优越性和普遍性，让其他后发国家接纳并使用。然而，一旦后发国完全接受这套制度体系，它们将会面临资本要素和世界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冲击，并因此被牢牢锁定，丧失国家自主发展权。说到底，后发国家或许能够从接受先发国制度体系中获得先发国家现代化的正向溢出效应，却不可能决定这种正向溢出效应的持续性。如果先发国的正向溢出效应终结，或者先发国现代化的推进是对后发国现代化的排斥，那么，后发国将面临国家现代化的彻底中断。正如梁波研究显示的那样，“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实质上反映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巩固并发展其在世界的统治地位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也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先行国拥有定义现代化的主动权和推进现代化的规则制定权，西方学者在解读现代化的历史内涵时，把欧美作为现代化的先行国家，进而从其发展历史中抽象概括出一系列准则和标准，据此来判断、规范并引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但“现代化”绝非只有所谓“西化”一种方法，它应当立足本国需要来构建一整套话语体系和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可复制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存在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基于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方式和做法。因此，面对西方所谓成熟的制度体系，后发国应基于本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自主建立起一套对内有利有效、对外安全可控的制度体系。

　　第四，以欧美为主体的西式现代化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也是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规则缔造者。现代化先行国以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实力为基础，通过国内标准的国际化以及国内制度的全球化，成为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规则缔造者。在此情况下，它们可以更好维护本国利益，也可以适时向全世界转嫁国内风险，确保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如果全球治理秩序始终如此，那么，后发国的现代化将永远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从属地位，甚至要为西方国家现代化做出牺牲。所以，这种西式现代化体现的全球治理并不是一条各国共享的现代化道路，也注定不可能持久。从最新实践不难看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打破了“美国金融创新式需求扩张—中国投资驱动式生产扩张—俄澳等国资源输出式能源扩张”的全球经济平衡链条，美国主导的扩张型全球化道路遭遇了全面冲击。因为这种全球化建构的是以美元以及美国技术和标准主导的经济秩序，这种全球化越是走向深入，继续推进的难度就越大，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越剧烈——既有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也有美国本土技术人员和蓝领工人的冲突，还有全球经济扩张与全球生态承载能力的冲突。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过程中，现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面临重新修改的可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清醒意识到，要想更好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就必须获得与先发国平等的发展机会，必须获得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总而言之，西式“现代化”只是一种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绝非发展中国家直接拿来使用就能够实现国家现代化。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本国现代化过程中，要积极吸收西式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和合理措施，但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创新。因此，我们要对西式现代化保持审慎态度，核心是要思考三个问题：

　　一是现代化的方式问题。如何推进国家现代化，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国家主体性的自然现象。各国选择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必然关联到国家形态背后的人、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等，这意味着绝不存在一个可以超脱于社会价值判断和约束的所谓的绝对方式。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西式现代化经验时，既不能一味否定，也不可全盘吸收。我们认为，既要承认西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比如它们在战略决策、政策设计、管理方法等方面拥有的值得参考的经验，也要认识到西式现代化的局限性，看到国家性质对推进现代化方式的决定作用。

　　二是现代化的时序问题。从世界范围看，国家现代化并非各国齐头并进的过程，现代化先行国走在世界最前列，也因此占据了物质资源的支配权以及话语创造权，成为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定义者和规则控制者。虽然我们不否认，拥有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的资本以及能够驱动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经济，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各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性质、经济制度和发展理念，这决定了西式现代化具有国别的排他性、阶层的独占性，使得它无法完成世界现代化的同步进程。西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别国“现代化断裂”或者说“慢速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后发国家由于处于全球发展链条的后端，即使同样拥有资本以及市场机制，若不加以创新提炼，那么面对强势的西方国家，其国家现代化道路也会受阻。

　　三是现代化的目标问题。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式现代化，是以保障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为前提，这是西式现代化的目标起点。很明显，私人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将会损害国内劳动者以及他国平等发展的权利。正是因此，这种现代化的目标定位存在短视性和破坏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现代化断裂情况。与此对照，更高层次的国家现代化，其目标定位应该是全民共富、各国共享，无论是引入的资本驱动还是市场竞争，都应该服从这个根本目标。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汲取了各国普遍经验，立足本国国情的创新是最大特色。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概括，更不是实践经验的简单堆砌，它的实质是一种以创造新的全球发展格局为目标的新型组织机制，可以概括为能够兼顾中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共同利益、有利于促进全球更好发展的组织机制。与西式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色是：国家理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对旧工业主义资本运行逻辑的扬弃、坚持自主可控的发展权、强调公平平等的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立足这些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构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制度化体系，对资本逻辑及其长期存在的内在冲突形成有效制约。放在全球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是对西式现代化所做的一次对话与协调，直接目的并不是取代西式全球化的制度体系，而是推动更加适合当今世界需要、更加合理，且能够更好促进各国现代化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当然，与任何成熟的制度体系一样，这套制度体系要避免个人意志干扰，保持动态一致性，以更具诚意的契约精神和允许差异的包容心态构建其实施机制。

　　（一）国家理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理论，是西方学者对市场经济做出的根本假设。其本质是个人理性主义至上的法则，即国家发展是个人理性支配下的资源最优配置问题。立足这个视角，西式现代化的基本特点是从个人理性开始的，经由资产阶级集结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性，进而建构出基本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里，无论理性的分类如何多元，也无论个人理性间是否存在某种冲突，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却可以自动调整个人的选择行为，由此实现的均衡是符合所有人利益诉求的帕累托最优均衡。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先行的西方国家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是同时空并存的，但在崇尚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潮流中，个人主义的丛林法则被认为是绝对法则，而后进国要全盘接受先行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却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坚持并推广个人主义至上的精神法则，二是接受现代化先行国发展的风险和负外部性，三是容忍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情愿，改造自身的文化、改变自己的制度乃至改变自己的传统，都成为后进国家的当然选择。

　　然而，来自内生文化理念、传统习俗等的阻碍可能是巨大的，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相对特殊的文化传承、发展特点以及禀赋条件，刻意模仿西式现代化，不仅无助于本国现代化的实现，反而会制造出新的多元问题和发展困境。 “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之路并非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现代化之途是一条老路，甚至有可能是邪路。”在过去10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从国家理性出发，努力寻找一条国家理性与个人理性相互兼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由此诞生。在胡晓鹏看来，一方面起源于西欧的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独立于政府之外，承担着以竞争促效率的单一功能，这是市场经济起源二分法逻辑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具有双重功能 ，即作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绝对功能（表现为“竞争—效率”）和作为手段的市场的政府功能（表现为“政府介入—经济赶超”），这又是以国家理性为前提的一元论逻辑的结果。因此，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元性强调市场经济是政府体制转型的内生变量，它在天然形态上并没有脱离政府而单独存在，是超越个人理性的国家理性对现代化道路的推演。在这里，国家理性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是国家运作的法则，是“国家应当为何”的理论集合，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共识，因而是国家的所有价值中的最高价值。正是立足在这个差异的前提之下，林光彬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从国家理性出发，以国家为主体，发展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

　　（二）扬弃旧工业主义的资本运行逻辑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就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并将这段历程概括为16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显然，工业化被西方学者看作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进程蕴含了全面朝向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趋势，人的现代性、发展的开放性、资源的空间集中性、制度规则的专业性、价值判断的科学性等被一一被塑造出来，这就是旧工业主义带来现代性发展的结果。然而，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催生了对工业私人资本及依附其上的科技的过度崇拜，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无序扩张和金融泡沫化的运行逻辑，带来城乡差距、生态环境、价值观等新难题，其追求利润的行为遭遇重创，至此旧的工业主义支配的资本运行逻辑难以持续下去。这也意味着，“人类在经历了现代性之后将走出工业主义经济发展的泥沼，超越现代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伴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人们注意到工业主义的资本运行逻辑有被打破的可能，即通过扬弃资本运行逻辑的革新运动，用新的工业主义思路对资本进行制度化改造，进而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在这场对资本的制度改造过程中，大数据和平台背后的资本所有者仍然延续私有性质，但延续不等于完全继承，社会化大生产、供求一体化以及共享经济成为一种普遍趋势，绝对排他的私人资本具有革新的内生冲动。比如，工业时代的资本为更好使用个人创意观点，出现了剩余索取权，这只能是资本的权利。但今天，资本和劳动者个人的创意观点可以突破雇佣关系实现平等结合，劳动者个人从资本雇佣中解放出来，仅仅依靠创意生产的生产资料取得了和物化资本同等的权力地位，是一种新型的个人所有制，实质是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合一的体现，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更为高级的所有制形态。

　　我们认为，新工业主义是与新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201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客观来说，新工业主义就是与这场工业革命相伴而生的。与旧的工业主义不同，新工业主义出现了三大变化趋势。一是工业时代的资本私人所有制属性开始向数字时代数据和平台资本的私权公用属性趋势转变。在工业化时代，以机器设备表征的资本（生产资料）天然具有不可复制的、排他的、专用的基本属性。数字时代出现的平台或大数据新型资本，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资料，而且消费是生产这个生产资料的主要手段。这表明新型数据资本须以共享（或免费）为前提，共享程度越大，它的价值越高。二是共享分配成果的结果得以实现。在资本可共享条件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廉价运用软件开发大数据资本的经济价值，实现的个人收入也不妨碍别人使用大数据获得收入。这种源自大数据的共享收入机制缔造出大数据资本和用户利益相互促进的生产关系，分配上趋同于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三是社会化大生产有了实现的可能。当工业化的物质资本中心地位被大数据取代之后，分工协作开始呈现去中心化的扁平趋势，在线用户和消费者、供应商和生产者、政府管理者和平台开发者可以并行链接到互联网，它们只有经济功能上的差异，不存在利益上的支配关系，颇有些社会主义各尽所能的意蕴。

　　新工业主义与圣西门的实业主义有一定相似之处，特别注重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共同发展的目标。不同之处是，实业主义是在反对封建制度中出现的一种理想化模式，它无法超越资本运行的逻辑。新工业主义则依托数字技术引致的生产关系变化，通过制度创新具备了打破资本运行逻辑的条件。值得强调的是，在这场扬弃资本逻辑的运动中，中国已经具有实现的制度条件，而且实践上已经走在前列。一方面通过对资本“无序性扩张”、“脱实向虚”等的打击治理，较好控制了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动机，另一方面，牢牢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数据资本驱动的新工业化不断朝着安全可控合理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数字技术引致的新工业主义表现出全新特征与趋势，为资本的制度化改造带来了新的可能，中国的制度基础与价值取向又将引领这种对资本制度化改造的新实践。

　　（三）自主可控的国家发展权

　　新工业革命浪潮之下，通过对扬弃资本运行逻辑的制度改革，将会更深入推进现代化进程。客观来说，与新工业主义相符的现代化，是更高层次的国家现代化，它虽然会在长时期里增进全球各国的福利，但在短时期里会造成工业资本主导的既得利益国家的损失。这种新旧工业主义的对抗，将促使现代化先行国不惜干预他国发展权，维持自身的资本利得，致使国家间现代化进程出现对抗关系。目前，个别发达国家发起的数据控制权和5G技术争夺、价值观的舆论战以及人才技术封锁等，就是最显著的例证。因此，要深入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就需要在发展权上拥有自主性，并保持可控性，否则实现国家现代化只会是一句空话。

　　国家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是人民，只有人民幸福才是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围绕这一底层基础，从自主可控的发展权角度出发，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既要提升以技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自主权，也要主动重视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价值观变动的文化发展自主权。为此，必须全面处理好发展与安全、文化与人性、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社会现代化与主体现代化等多种关系，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涉及的基本原则、本质要求、特征性质和主要关系等明晰自主可控发展思路，构建出科学的国家现代化战略框架。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优先发展经济、技术之外，将现代化的文化与人性向度的要求合理地纳入到我们的制度设计中，能否在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中继续保持、发扬民族文化个性，能否在处理社会现代化与主体现代化矛盾中培育出合乎现代化价值的主体精神，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和谐、均衡、全面的发展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精准回答，同时给出了中国方案，即通过展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五大原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显著优势，为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保障。通过给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九个本质要求，明确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通过界定“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指明了自主发展的基本方向。通过确立“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六对关系，阐释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点明了实现发展可控的抓手。

　　（四）公平平等的国家现代治理能力

　　世界银行将现代治理能力定义为传统和制度的结合，并通过政府的权威得以实施。因此，现代治理至少包括国家主体性、制度决定性和政府权威性三个重要元素。必须看到的是，现代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在内容上，现代治理能力具有多重性指向，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这与国家现代化多元目标方向高度一致，其最终表现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一整套的制度保障体系。

　　客观来说，国家治理具有两个二重性特点。第一个二重性表现为治理权的内外差异，包括国家治理权和全球治理权，前者重点在国内公共事务的治理，旨在促进本国发展并清理发展中的障碍，具有地域根植性和选择自主性的特点，国家拥有绝对权威的治理权；后者重点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发展中面临的重大公共问题，旨在维护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地域多边性和国别协同性的特点，往往是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等共同实施，国家拥有治理参与权（少数霸权国除外）。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国家治理不可能脱离全球治理而单独存在，两种权力是相互促进、一体推进的善治过程。第二个二重性表现为治理中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具体来说，工具理性是治理技术、手段或方法等一系列工具的总和，如治理的组织方式、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它具有可学习、可借鉴的特点。但作为国家理念的价值理性，则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的价值取向（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界定治理的内涵，进而在结合世情的基础上完善治理的思路。

　　在培育现代治理能力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架构并对国际组织实施操纵，通过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等手段，向世界各国输出民主化和人权，对内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外推行扩张政策，一定程度上确实推进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确立了西方资本对世界的控制能力。但由于这种西方先行国主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受阻为代价，所以全球现代化进程不断遭受重创。与此对照，我国在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建构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完善，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全球治理的“仁政”思想。从实践上看，党的二十大立足中国式治理能力建设，明确建构出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相互衔接的国家治理总体制度框架。对内要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贯穿到科教、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外则要求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明确表达“两个维护”和“四个反对”的鲜明态度，提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主张。同时也诚恳地发出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即愿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以及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的国家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并不否定西式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但超越了西式现代化固有的内在局限。结合前文探讨，我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牢牢坚持国家自主发展权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设计重构资本逻辑和优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向全世界输出一个拥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也向全世界贡献了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的实践成就。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让这么多人实现现代化，难度可想而知。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并完成了五对重大关系的统一，这五对统一起来的关系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特质的关键内容。具体来说，一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法则，将社会主义本质与国家现代化的关系统一起来。二是根据发展阶段变化，将经济发展与共享发展的关系统一起来。三是克服唯物质财富至上的西方现代化论点，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将国家现代化在经济增长与精神建设上的关系统一起来。四是提出自然生产力的核心概念，将经济发展的长期成本与短期收益的关系统一起来，开创了“多元、非线性”的现代化范式。五是从持续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动力角度，明确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将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创造共赢合作国际环境的关系统一起来，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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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思路的提出，无论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转移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蓝图的谱绘还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等等一系列的变化，都是中国时代发展、思想进步、认识深化，不断向客观事物“必然的王国”迈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运动性、发展性决定了它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原则，并运用这些创新成果才保证了国家现代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价值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的体现，是“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核，拓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可能选择。时至今日，中国的整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变革力度越来越大，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也越来越明显。这就犹如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中国的现代化展现为一个集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发展、文化成长、外交活跃于一体的全面发展过程。从今天全世界普遍关注的国家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仅令人欢欣鼓舞，而且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重大课题。比如，制度结构与文化习俗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机制具有怎样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智慧与独特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怎样的逻辑联系？等等。实践证明，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道，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条负责任的大国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完全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理念和基本要求，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将拓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选择的新路径，并创造人类经济文明的新形态。

　　总的来说，通过系统回答国家现代化是“为了谁”“什么样”和“怎么做”这三个根本问题，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特色和基本内核，既有历史传承又有中国特色且更具世界意义，这是中国迈入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后国家现代化思想与理论的一次飞跃，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