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的接力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认识的不断发展史。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成功推进与全面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亦逐渐成熟定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具有鲜明标识度的论断，表征着我们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之理论认知迈向了高度成熟的崭新阶段。科学地揭示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也即成为当前思想理论界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学术任务。要揭示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深邃意蕴，一项前提性工作便是精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也即是说，只有先行地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由哪些关键理论要素所构成，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才能深刻把握其丰富性意涵。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学界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五部分”说。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硬核”由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论”“中国特色论”“本质属性论”“本质要求论”以及“显著优势论”五部分构成。二是“八部分”说。有学者从历史方位、根本问题、哲学根基、分析方法、核心理念、体系主干、体系支干、原创贡献等八个方面，提炼概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三是“九部分说”。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包括九方面的基本内容，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论”“根本遵循论”“鲜明特色论”“本质要求论”“宏伟蓝图论”“重大原则论”“重大关系论”“思想蕴含论”和“世界意义论”。四是“十部分”说。有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论”“根本性质论”“中国特色论”“本质要求论”“战略安排论”“战略重点论”“重大原则论”“重大关系论”“独特意蕴论”“世界意义论”等十个方面。

　　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研究的上述进展，对于科学揭示和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和原创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学者们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之时，所侧重于展现和揭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具体构成，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确立依据、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评估等问题关注得相对不够。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得以确立起来的依据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包含哪些关键内容，其呈现出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评估所确立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之合理性？这些亦是需要进行澄明的重要问题。鉴于此，笔者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萌生，其实是回应时代之声、满足实践之需的结果。具体地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需、彰显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之需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之需，催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实践源头来看，一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持续不懈的接力性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萌发创生奠定了丰厚的实践基础。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正是奠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根基之上。因此，要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离不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火热实践进行源头追溯。

　　从文本线索来看，要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应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基本指针。“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思索，也要综合党的其他重要文献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论述，在此基础上进行整体性思索和考量。这是因为，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是党的创新理论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并不是骤然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由此可见，要精准“把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应将之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大逻辑”之中进行思索，应将之放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之中进行思索，应将之放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跃迁之中进行思索。

　　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体系生成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要具体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还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背后的独特问题逻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任何理论体系的出场，都指向特定的问题。问题是理论生成和展开的逻辑原点，理论则是分析和破解问题的思想集合。换言之，没有无问题的理论，无问题也即无理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作为现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遵循着理论体系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独特的问题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萌生创构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发现与持续地解答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判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出场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一个中心问题，且围绕中心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逻辑整体性关联的思想论断和理论命题。可见，只有有效地澄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问题意识，才能科学地揭示和精准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指向的是对“现代化之问”的中国式理论应答。关于“现代化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曾进行过精辟解读：“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此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现代化的七大“灵魂拷问”。显然，后面两个“拷问”是统领性、总括性的，前面五个“拷问”是具体性、展开性的。也即是说，前面五个“拷问”完全能够统摄和包含在后面两个“拷问”之中。实际上，“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就是“现代化之问”的主旨意涵，其构成了任何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和谋划现代化方案时所必然要面对的两大基本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以生成创构的逻辑基点。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正是在应答“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的逻辑进程中，才得以逐渐成熟定型的。换言之，这两大基本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母体”。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大基本问题具有明显的普遍性特征，是任何国家进行现代化抉择时都要遭遇的“现代化之问”。而当某个国家具体在应答这两大基本问题时，必然要将本土性因素带入其中，即推动其进行本土化和具体化的问题转换，从而使得“现代化之问”被转换为“某国现代化之问”。具体到中国语境下，对“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的应答，就很自然被转换成了对“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两大中国式现代化基本问题的应答。

　　因此，要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就应牢牢扣住“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这两大基本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之问”，也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生成创构的逻辑依据。同时，这两大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并非只是单纯的“两个问题”，就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涵盖度来看，其实是两大“问题域”。这两大“问题域”分别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总体性问题，而每个“问题域”中又都包含着若干个“子问题”，这些子问题分别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具体性问题。这一系列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问题和具体性问题所交织构成的“问题集”，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以构建的依据和来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所呈现出的整体性、层次性和丰满性，究其根由来看，实际上在于其所指向的问题的整体性、层次性和丰满性。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确定与呈现，其实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基本问题架构的确定与呈现为逻辑前提。

　　基于“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生成了独特内容架构。“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具体涵盖了三大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成立”、“究竟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能带来什么”。对这三大问题的理论应答，分别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缘由根据论、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价值论。除此之外，对“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理论应答，则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缘由根据论”“内涵要义论”“意义价值论”和“实践推进论”，也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四大板块”，其有机地构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一级架构。每个一级架构下又有二级架构，这些二级架构共有“十二个部分”，具体如下（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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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式现代化缘由根据论

　　中国式现代化缘由根据论，应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成立”的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出场正当性”的理论澄明。中国式现代化缘由根据论，具体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合规律性论。中国式现代化合规律性论，是从符合客观规律的视野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正当性”。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是国际上所有渴求发展进步的人民的共同期盼。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存在样态绝非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而是丰富多彩、多元多样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共同性与独特性相伴随，是人类现代化衍化中的客观规律。由此可见，现代化并非某些少数国家所独享的“专利”，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现代化样板。每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方案都有其本土性和独特性，简单地搞“千篇一律”与“复制粘贴”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从来都没有“抽象的现代化”，只有“具体的现代化”。任何国家要迈向现代化的成功彼岸，既要恪循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又要着眼于自身的特殊性国情，绝不能简单地“削足适履”。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着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生动地映射着现代化发展的共性特质与个性样态。实践亦充分地印证与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高度贴合于中国实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合目的性论。中国式现代化合目的性论，是从符合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视野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正当性”。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与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相契合。“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国式现代化既深植于客观实际、独特国情，也是人民的自觉选择。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任何国家现代化样式生成创构的最强大后盾、最深厚力量和最坚实根基。没有广大人民的普遍性支持、积极性参与和广泛性拥护，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间正道”是不可能生成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探索与成功实践雄辩般地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间正道”而非其他样式的现代化，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诉求，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和回应了中国人民的共同价值诉求和普遍利益关切。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因此其最终能够走得通、走得稳、走得好。

　　（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应答的是“究竟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本真性面貌”的理论澄明。中国式现代化内涵要义论，具体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命题，科学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所谓根本性质，指的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根本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也即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形形色色现代化类型区分开来的根本依据。具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能够清晰而准确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如欧美等国的现代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如苏联的现代化）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政治力量所谋求的“中国现代化”（如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所谋求的现代化）等区分开来。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既严格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叙事空间，也精准定位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内涵外延。此外，这一重要论断还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双重性限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社会主义的”。而在这双重性限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前者。也即是说，“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从人本发展的视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进行呈示，突显的是其在规模体量向度上的特色；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从包容发展的视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进行呈示，突显的是其在价值目标向度上的特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从全面发展的视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进行呈示，突显的是其在内容构成向度上的特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从绿色发展的视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进行呈示，突显的是其在生态体系向度上的特色；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从和平发展的视阈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进行呈示，突显的是其在发展进路向度上的特色。这五重科学内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论的具体化呈现与进一步展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具体迥异于其他现代化样式的关键要点所在。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九点并非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严谨逻辑结构和鲜明现实指向的。具体来审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标识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凸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这二者侧重昭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方向性向度”的“本质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分别具体映射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诸领域的“本质要求”，这五者侧重昭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容性向度”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呈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袤世界情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强调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旨归，这二者侧重昭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性向度”的“本质要求”。

　　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论。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论，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要义进行理论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论，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根基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发展阶段论。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骤然萌生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厚重的中华文明基因与文化传统，作为历史文化脐带型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面向。正是在赓续和延展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生成并不断发展。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展现出不同的鲜明特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伴随着党团结带领人民对“三座大山”的推翻，“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在摸索中前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迈入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在国家建设中取得的一系列创新性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价值论，应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带来什么”的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蕴含量”的理论澄明。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价值论，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价值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宏图伟愿。在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现代化进路上，先贤志士们尝试了很多现代化方案。历史雄辩地证明：简单移植西方式现代化的方案走不通，机械复制苏联式现代化的方案也走不下去；只有具有浓厚自立自强精神气质的中国式现代化，方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地带来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所给出的答案。”作为一种崭新的现代化样式，中国式现代化既立足国内又借鉴域外，既传承优秀历史遗产又融通现代文明成果，既扎根中华大地又放眼世界大潮，实现了社会主义理念与现代化实践、社会发展与人民幸福、物质充裕与精神富足、人类发展与生态和谐、中国发展与胸怀天下等多向度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意义价值论。作为一种崭新性的现代化样式，中国式现代化既高度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境况，也能为世界现代化版图的重构贡献出独特意义与参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扫除了现代化认知领域的“刻板印象”，跳出了将资本主义现代化奉为“唯一模板”的思维局限，确证了现代化逻辑不等于资本逻辑的价值判断，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中国样本、中国方案及中国智慧。内嵌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独特价值元素与思想理念，本质上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版图，颠覆了西式现代化“一统天下”之格局，印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无限魅力与光明前途，为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探索路向提供了丰富启迪和有益参照。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价值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集中展现为文明形态的生成与更新。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驱动的现代化被奉为“神话”。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后，却陷入了资本钳制、劳动异化、人际疏离、精神荒芜、环境恶化、文明冲突等资本主义现代性泥潭。可见，西方文明并非具有永恒价值的典范意义上的文明类型。“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以“中华文明”为“根”，以“社会主义文明”为“魂”，以“现代化文明”为“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独创性的文明蕴含。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极富创造性地完成了上述三种文明要素的有效融合，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提供了人类文明的新样式，标注着人类文明的新高度，并引领人类文明的新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所开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样式所无法根本规避的资本积累与人民积贫的吊诡悖论、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的二律背反、资本逻辑与生态破坏的矛盾对立以及霸权主义的国家间交往逻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展现中华文明的新生机、社会主义文明的新气象、现代化文明的新飞跃，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旨趣。

　　（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论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论，应答的是“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式路向”的理论澄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论，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安排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顶层设计与相应的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实际上确立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是连续性与阶段性之统一，既彰显了高远的战略谋划，又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并不是主观臆想、好高骛远和盲目跃进的，而是具有科学依据、可靠基础和坚实保障的，是能够切实有效推进和顺利达成实现的。实际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进行瞻望的同时，还从八个方面进一步勾勒了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并对“未来五年”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展开的阶段性任务进行了细化设计与具体谋划。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重大原则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指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唯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方能始终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方能不断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指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衍化路向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唯有恪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道”，既不走“老路”也规避“邪路”，方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不偏向、不变质和不走样。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指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只有深深根植于人民并能持续地造福于人民，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才具有无比深厚的根基。四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指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动力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持续增强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与活力，从而使中国式现代化永葆旺盛生机。五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指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状态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发扬斗争精神干出来的。在新时代新征程，唯有持续地发扬斗争精神，方能不断地打开现代化宏伟事业发展之广袤新天地。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系统工程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由此可见，必须妥当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之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一是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在洞悉世界发展大势与把握人民共同愿望的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又要基于具体实际进行大胆的实践探索。二是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秉持战略上的稳定性、前瞻性与全局性，又要注重策略上的应变性、灵活性与适用性，不断把握与切实增强战略主动。三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牢牢恪守好“本和源”与“根和魂”，又要积极地识变应变求变。四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创造出相比西式现代化而言的更高效率，又要更加卓有成效地维系社会公平，从而推动效率与公平的并进互济。五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充分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内生性活力，又要始终确保国家的整体秩序和总体性安全，以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兼顾。六是自立自强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秉持自立自强的基本操守，又要在深化对外开放之中用好盘活国内与国际两个向度的有益资源，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聚焦“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了“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参见图1）。所谓“四大板块”，即中国式现代化的“缘由根据论”“内涵要义论”“意义价值论”和“实践推进论”，它们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一级基本架构。“十二个部分”，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合规律性论”“合目的性论”“根本性质论”“科学内涵论”“本质要求论”“历史发展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价值论”“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意义价值论”“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价值论”“战略安排论”“重大原则论”和“系统工程论”，它们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二级基本架构。“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逻辑体系，以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

　　其一，“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全面涵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对“现代化之问”的深层理论应答，其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式全景化理论认知系统，由一系列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命题所有机构造。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把握与建构，要考虑其能否高度涵盖和有效包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成性内容。换而言之，若所构建出的“基本架构”，不能高度涵盖和有效包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成性内容，那么其无疑是失败的。“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基本架构的生成并非纯粹臆想，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成立”“究竟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能带来什么”与“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四大核心问题。这四大核心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之问”的自然展开，能够将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所有重要性理论问题全部涵括其中，并融合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理论链条。对这四大核心问题的理论应答，可以清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由此可见，“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能够充分包容和囊括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构成内容，具有高度涵盖性。

　　其二，“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整体性逻辑。理论体系形成与判定的核心标准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各个部分围绕中心问题（或曰共同研究对象）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理论命题，同时这些基本理论命题又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逻辑整体。“理论体系中的‘体系’，指的是由不同理论要素有机联结所形成的整体，其中蕴含着线索清晰、逻辑自洽的理论叙事。”“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以“中国式现代化”范畴为“元范畴”，以“为何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轴心问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成立→究竟何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带来什么→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链条进行内容展开，分层架构起严密自洽的逻辑体系，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基本架构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彼此衔接、内在圆融、外在互济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支撑起了整体性与层次性兼具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其三，“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基本架构中的每一个方面，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而言都具有不可或缺性。首先，“四大板块”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若缺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缘由根据论”“内涵要义论”“意义价值论”和“实践推进论”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难以立得起来，其整体性逻辑就无法呈现。其次，“四大板块”下面“十二个部分”中的每一个部分，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而言也都具有不可或缺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合规律性论”和“合目的性论”，分别是从科学性和价值性之视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正当性”进行理论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论”“科学内涵论”“本质要求论”和“历史发展论”，分别是从性质、内涵、要求和过程的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真面貌”进行理论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价值论”“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意义价值论”和“对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价值论”，分别是从中国、世界和文明发展的视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含量”进行理论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论”“重大原则论”和“系统工程论”，分别是从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重大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向”进行理论揭示。由此可见,“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基本架构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

　　其四，“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为丰富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预留了空间。中国式现代化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已经完成时。在内在稳定性与外在开放性之间秉持适度张力，恰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样态的系统性理论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亦是富有浓郁的开放性品格，必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地发展、持续地丰富和逐步地完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基本架构的构建与呈现，应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的需要。“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的基本架构，能够充分适应和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发展的需要。“四大板块”的一级基本架构及其所搭建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立体式全景化理论认知系统，使得当前已经比较成熟的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命题与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命题，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应的坐标。“十二个部分”的二级基本架构也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要旨，为丰富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留下了广阔空间，亦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持续性深化性研究提供了充分可能性。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之“四大板块十二个部分”基本架构的确立和呈现，具有一定合理性与科学性。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所蕴含的内容广博而精深，对其基本架构的概括归纳本身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议题。因此，笔者的上述学术努力也仅是一孔之见，需要呼唤不同的学术视点和多元的学术范式介入，以使该议题获得更加科学合理的解答。

　　（作者简介：阮博，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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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