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里提出的“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探索和特质性概括，是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论精粹和学理挈要的深刻阐释。对“两个结合”的规律性探索和对“第二个结合”的学理性探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创新上的新的辉煌。

　　“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的规律性的深刻揭示。2023年6月，习近平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认识，集中于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持续的、内在的起着根本趋势作用的本质特征的概括。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的提炼和揭示，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也是理论创新的崇高境界。一百四十年前，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一生理论创新成就进行概括时，就是以“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个“伟大发现”为崇高境界的。在恩格斯看来，在两个“伟大发现”中，无论是“发展规律”还是“运动规律”，都是对人类历史也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固有要素及本质特征的思维上的再现，也就是主体对客体固有要素及本质特征的理性探索的结晶。习近平强调，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个问题的探索，“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发展中存在的固有要素及其基本特征。作为“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中，“两个结合”的演进既有空间维度上的并行性，又有时间维度上的继起性。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在规律性认识意义上，不是说在新时代提出“两个结合”时才生成和存在的；也不是说在对“第一个结合”作出规律性探索时不存在“第二个结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指明的“中国化”要义之一就是：“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明确指明的“中国化”要义之二就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的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可见，这里讲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的遗产”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决定的回信中再次提到，中国共产党“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的观点。在对中共中央这封回信的评价中，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化”特征作出概述，提出“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的观点。

　　回溯1938年和1943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两个节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规律性特征之中，即“第一个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的最初认识；这一时期，“第二个结合”虽然没有能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特征之一被揭示出来，但已经作为发展中的潜在性特征存在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对自这之后直至新时代“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的提出，发生着持续的过程性影响。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是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规律性认识中最显著的理论创新。这是习近平对“两个结合”理论创新的重要特征，也是“两个结合”具有的“伟大发现”意蕴之所在。

　　习近平对“两个结合”的最显著的理论创新，不仅在于揭示了“两个结合”规律性特征，而且还在于提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特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两个结合”的规律性探索是主体对客体内在特征在思维上的科学反映，而中华文化主体性特征则是主体性在现实中的拓展。这两个最显著的理论创新的关系，就如2014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的“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那样的关系。“剧中人”和“剧作者”这两个用语，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对“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的研究，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即“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在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历史剧”中，“剧中人”的角色既是由“历史剧”本身规定的，同时又作为“历史剧”中的主体，能对“历史剧”演进的规律性的内在特征作出探索；“剧中人”在对“历史剧”演进的规律性探索中，能跃升为“剧作者”，续写“历史剧”的新的篇章，发挥“剧作者”的主体性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这一寓意，我们可以感悟到，习近平的“两个结合”探索最显著的理论创新，一方面是“剧中人”意义上的创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历史剧”演进的规律性，凸显主体对客体内在规律性认识上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是“剧作者”意义上的创新，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历史剧”的新篇章，昭示了文化主体性所成就的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的理论创新。

　　全面地辩证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寓意，对习近平在“两个结合”特别是在“第二个结合”规律性探索上的思想精粹和学理挈要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剧”是民族优秀文化凝练的过程，民族优秀文化则是这一“历史剧”长期淬炼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积累而成的，“剧作者”的文化主体性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世代聚合中生成的。习近平在创造性地提出“文化主体性”范畴时指出：“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这种文化主体性使中华民族历史中成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和理论要素，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特质和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上的理论飞跃。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决定的回信中，已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的鲜明观点。从“文化、思想、道德”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锤炼和彰显，对之后的“第二个结合”规律性认识和文化主体性探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核心价值观意义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中文化、思想、道德诸方面元素的时代意义作出新的探索。习近平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中华传统文化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念，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中华传统文化历来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习近平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不仅从“文化、思想、道德”元素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阐释，而且还从文化主体性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问题作出深刻分析。这时，习近平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文化主体性”范畴，但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已经得以呈现。这一核心要义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一系列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其中，主要如中华文化强调的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和理念；主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和理念；追求的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的思想和理念等等。文化主体性充分洋溢的是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集中体现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升华。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从“两个结合”的整体关系上，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作出新的探索。在习近平看来，文化主体性首先是以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为基础、为根据的，是以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为特征的；其次是以丰富的文化、思想、道德资源的传承为源泉、为涵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要素，植根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之中，成为文化主体性的深厚根基和力量源泉；再次是以“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为哲理依据、为学理遵循的；最后是以文化主体性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文化闪射出新时代的光辉，不断赋予科学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高度，对中华文化主体性问题的哲理依据和学理遵循作出新的阐释。

　　一是坚定文化自信。自信才能自强。习近平认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就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文化主体性在于能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能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能在自主的中国道路和独特的中国制度基础上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本上，文化主体性就在于能“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二是秉持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就是能以开放包容为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习近平认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气度和气质；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这种气度和气质。文化主体性能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能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在新时代中华文明建设中，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习近平指出：“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既要从历史思维上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理论脉络，也要从历史赓续中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作用过程，就在于从历史担当和文化主动的结合上，深透理解中华民族历史传承中的民族气质、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深度激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夯实“第二个结合”思想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过程。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第二个结合”过程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依托和底蕴，能增强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能夯实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能使中华现代文明自立于世界各民族文明之林。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仅是夯实“第二个结合”思想基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过程，而且还是“第二个结合”中历史自觉向理论创新跃升的根本途径和逻辑过程。“第二个结合”的根本就在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发掘中，深化现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引领力、塑造力和辐射力，实现思想发掘和文化禀赋的内在联通。习近平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才能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活力，才能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魅力。

　　彰显文化主体性，重要的是要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在创造中转化和在创新中发展的原则和学理。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讲话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教育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让十三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在“第二个结合”中，要把中华民族追求的文化、道德、思想的优秀元素和基因，传承下去、繁荣起来、弘扬开来；要在创造中转化、创新中发展，使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神和思想光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元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讲话中枚举的主要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思想要素。这十个方面要素，集中于“文化、道德、思想”方面“思想”要素的展开。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弃之糟粕、取其精华，使传统文化中“优秀”要素脱颖而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辉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的“创新性发展”，立足现实、追随时代，彰显中华文明的新世纪光彩，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时代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智慧。

　　在“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本身，具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具有中华文明独特的本质特性，具有独特的思想禀赋。习近平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文化禀赋、思想脉络的学术学理探究，集中体现于对中华文明诸方面的特性的创新性阐释之中，也集中体现于“第二个结合”中所实现的思想发掘和内在禀赋相联通的特征之中。

　　从文明的历史演进上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一根本特性和文化禀赋。这一特性和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结晶为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升华为中华民族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从文明内蕴的文化禀赋上看，中华文明具有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根本特征和文化基因，在“第二个结合”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长期形成的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根本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夯实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根本信念、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的坚强决心。

　　从文明思想的脉络上看，中华文明从来就不是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突出的包容性。这一特性和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中华文明哲理学理上，“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的突出的和平性的根本特性和文化禀赋，在“第二个结合”中，铸成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的思想和理念，决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也决不会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对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文化禀赋的创新性理解，是把握“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思想基础和思维依据。

　　在“第二个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功“结合”的真谛，不仅在于中华文明的本质特性和文化禀赋，而且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呈现的是一种理论“根脉”和思想“魂脉”之间高度契合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规定就在于：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脉”和“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地坚守这个“魂脉”和“根脉”。　　首先，思想的内在“契合”是以思想之间能够彼此结合为重要前提。“第二个结合”中“结合”“契合”的思想基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能够彼此契合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来源虽有不同，但彼此之间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多方面的“高度的契合性”，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着多方面的相通性；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存在着多方面的相融性；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具有多方面的相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发展过程证明，“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是融合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基础。习近平指出：“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第二个结合”无论在其“结合”的过程还是在其“结合”的结果形态上，都是朝着造就“互相成就”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方向发展的。

　　这一“互相成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文化生命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再次，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是“互相成就”的现实基础和根本路向。“两个结合”是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中国特色”的真谛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最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互相成就”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的深化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也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了“两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第二个结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第二个结合”又是一次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在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也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主动、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两个结合”持之以恒地发生作用的理论结晶。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所彰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契合”的显著特色和特征，更是从“文化、思想、道德”的文化形态上，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要义。“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的特征；“第二个结合”中的“结合”“契合”的过程和结果，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规律性特征的根本基础和内在规定。

　　习近平在对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问题阐释时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坚持“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的科学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理依循和学科要义的深刻凝练。“两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学理和哲理的遵循。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界》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