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在当今的历史性实践展开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激活并创新发展的，只有在这样的理解基础上才谈得上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明的整个发展进程既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又意味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任务。对此，户晓坤对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吴晓明进行了采访，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学术文化自主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的文化使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户晓坤：吴晓明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近十年来，您学术研究的重点在于把对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性问题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及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实践的本质关联之中思考。请您首先为我们谈谈如何理解现代化的普遍性及其特定条件？

　　吴晓明：中国学术文化经历的历史性转折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本质关联，这一主题之所以成立，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将学术的使命、文化的使命托付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了。

　　党的二十大以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多讨论，如果从理论上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化要求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构架。我们知道现代化对世界各国来讲是一个普遍的任务，是一种普遍性。起初，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发展开辟出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支配性权力架构，也就是《共产党宣言》所讲的“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7)因此，现代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共产党宣言》的说法是：“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404)就此而言，现代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任务。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普遍性。一般的理解方式是把普遍性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但是，自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解方式就是时代的错误了。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一种普遍性都不可以被先验地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而是要求它实现一种具体化，要求它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进行具体化。所以，现代化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作为一种普遍性并不是可以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的，而是说它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条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具体化。我们观察现代世界就可以发现，虽然几百年前现代化作为普遍的东西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样式非常多样。如果我们简单地以为，某种普遍性可以被强加给任何对象、任何内容，那么现代世界早就变成一个整齐划一的世界了。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黑格尔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真正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能够深入到具体之中，并且能够把握住具体的普遍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得很清楚，他的方法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时指出，如果把一般规律当作现成的公式，用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不仅一无可取，而且还直接“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就此而言，从思想方法上来讲，不是把抽象的普遍性强加给对象、强加给各种内容，而是能够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使这种普遍性得以具体化。

　　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历史性进程，一种特定的现代化形式。马克思特别强调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具体性，他在《致查苏里奇的信》中指明：“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4](P430)在我看来，我们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相结合，而且根据当今的时代任务，又突出地强调了文化传统的具体化及其重要性。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这样的一个现代化进程：它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来的现代化。所以，我认为，现代化作为普遍性，需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

　　户晓坤：确实如您所说，中国自近代以来不得不面临现代化这一普遍任务。我们的人文学术与思想文化只有置身社会现实之中，才能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取得创新。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来客观地阐释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文化状况？中国的学术文化肩负着什么样的时代使命？

　　吴晓明：自近代以来，现代性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的基本支配和从属关系中，任何一个地域、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地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马克思曾引用黑格尔的“两极相通”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由于“部分从属”而极大地反作用于世界历史进程。在世界历史开辟的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近代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个被迫大规模向外学习的过程，而大规模的向外学习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在文化、学术、思想理论方面的一种“学徒状态”。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西方是老师，我们是学生，不过这老师不好，它要打学生。这样一种学徒状态在近代实际上是可以经常观察到的，甚至我们的人文学术，比如中国的语文、历史、哲学，也都进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语文的语法是从西方借用的，同样，历史的表述方式、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来自西方，甚至我们的哲学——按照我的理解，哲学是文化的主干、思想的母体、精神领域的核心——也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加以理解、解释和阐述的。举两个例子：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他把朱熹的哲学叫作“中国的柏拉图学派”；而牟宗三先生在给中国的“天”下定义时，他的定义是，“天”是“超越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可以说，由现代化的普遍任务开展出的大规模的对外学习，使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进入到一种“学徒状态”之中。

　　首先，我认为这个学徒状态不仅是必然的、必要的，而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历史的发展来讲，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学徒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各种学术的发展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对于这样一种“学徒状态”给予客观的评价。但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的真正的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能够摆脱自身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自我主张”。可以说，这不仅是学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发展的基本规律。哲学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谢林在哲学的辈分上高于黑格尔，黑格尔最初追随谢林。但是，正如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写道，这个学生终于有朝一日雄心勃勃地超过了老师。再比如，近代哲学曾经长期地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哲学在中世纪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但是在特定的转折点上——以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为标志——近代哲学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黑格尔因此对笛卡尔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将他称为“近代哲学之父”。这是因为，笛卡尔使哲学终于回到了自身的那个立脚点，即回到了思想之中，从而摆脱了对于信仰和权威的外部依赖。历史科学，也即我们今天所谓的人文学术、社会科学，马克思使用的术语是“历史科学”，狄尔泰使用的术语是“精神科学”，它曾经长期处于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历史科学曾经亦步亦趋地模仿它的“长姐”——自然科学。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历史理性批判”这一重要的思想运动，历史科学终于意识到，它所谓的经验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经验对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从此以后，历史科学就成为一种自律的、自我授权的科学，它按照自己的规律、自己的范式来展开整个学术理论研究。

　　由此可见，“学徒状态”虽然十分必要，但是它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即它是依赖的、模仿的、因循的，并且一般地采取“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进入近代以后，当时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工业、军事、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过艰辛的探索，然而“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任何一种学术的、文化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转折点上摆脱“学徒状态”，并获得其“自我主张”。这种转折可以说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个人发展的基本规律或基本态势 。

　　户晓坤：在您看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展开，中国学术文化在特定的转折点上开始走向真正的成熟，获得“自我主张”成为时代托付给我们的思想任务。想请您具体谈一谈，与“学徒状态”的决定性脱离，对于真正理解和客观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具有怎样的哲学意义？

　　吴晓明：与“学徒状态”的决定性脱离，在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性实践中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这是因为，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脱离，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中国道路百余年探索的重大历史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意义尤其体现在，真正地把握并具有了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唯物主义前提，“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2](P153)抽象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现实的实体性内容，更无法真正地形成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因此，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建立起本质联系的，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能够说，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必须通过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中国的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这种道路、发展方向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并且把这一历史的重任托付给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历史进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经历中国化时代化，否则的话，它就不可能与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建立起真正本质的联系。所谓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就是所谓“外在反思”，“外在反思”从来不深入事物的实质性内容之中，而仅仅是把抽象的原理、原则、普遍性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和对象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外在反思”就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体现在中国革命的阶段，而且还体现在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中。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来说，没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了。由此展开出来的整个过程，就是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是这个过程牢固地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关联，而这种关联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中国历史性实践的各个阶段上。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可以将中国道路百余年探索包含的两个本质规定概括为，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这样一种世界历史的态势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就成为必然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积极成果，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划时代成就。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我们站上了新的历史方位。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它能够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从而为人类作出贡献，为世界历史作出贡献。唯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能展现出它的世界性维度与人类文明意义。

　　户晓坤：确实如您所言，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发展，为中国的理论和学术、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基础。您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自主性上，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吴晓明：当中国式现代化被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时，它就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的世界历史意义了。这里所谓的世界历史意义，按黑格尔的说法，是指一个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承担起特定的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具有更高的普遍性，所以它便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近代以来的欧洲就是如此，它作为特定的世界历史民族，在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承担特定的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当今中国式现代化也开始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之所以能够展现出自身的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积极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如果中国式现代化最终只是形成像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国的现代化，它就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只不过是作为现代性的某种特例、表征，而从属于现代性本身。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规定：第一个规定，它要能够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这一点是和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的提法就是，必须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他在《致查苏里奇的信》中强调，俄国可能走这条道路，也可能走那条道路（这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但是无论走哪条道路，它都必须现成地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如果不能占有现代文明的成果，那就是贫穷的普遍化，并且会使一切陈腐的东西死灰复燃。第二个规定，它要能够超越或扬弃现代性本身。如果不能超越或扬弃现代性本身，那意味着它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而不可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我认为，当前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层。从世界历史意义这一更高的普遍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走出了一条和西方现代化不同的道路，而且在这一不同道路的展开过程中，正在开启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意味着，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把视野仅仅局限在现代性的框架之中。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现代化的普遍任务、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正在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讲到了五个本质特征，其中的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一本质特征的实现只有超越西方现代性本身才是可能的。因为在现代性的范围内，在资本的原则中，它的自然的和自发的趋势绝不是共同富裕，而是贫富分化。这是必然的。所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资本的原则称为“犹太本质”“犹太精神”，即唯利是图。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式现代化另一个本质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代西方世界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之上，而这一体系的基本原理就是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并且通过诸强力之间的制衡来维持国际体系的和平。我认为，在现代性的范围内是无法真正理解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因此，我们一再强调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但现代西方世界似乎根本无法理解这一点，因为现代性的逻辑就是国强必霸，而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一定要超越现代性本身。现代西方世界的逻辑叫做“霸道”，它无法理解“王道”。而中国古人讲的“王道”，叫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超越现代性本身，就不可能有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的一种路径，而且它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正在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在特定的转折点上达到了它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积极承担起它的历史任务，由于这一任务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伴随着我们在实践领域中取得了它的自我意识，那么它的整个上层领域——思想、理论、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将要发生相应的转折。这一转折可以被描述为：从近代开始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并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中国学术文化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实践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它的“自我主张”。

　　户晓坤：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了积极承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我们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相适应，深刻理解中国学术文化自我主张的内在要求与实现方式？

　　吴晓明：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出，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性实践达到了自我意识，那么，伴随着这一进程，我们的文化、学术也将要发生相应的转折。我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要承担起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相适应的学术文化发展，也就是在学术文化上获得“自我主张”，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基本的时代任务。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的绝不仅仅是一些具有中国元素、中国色彩和中国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而是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加明确地强调了在学术、文化上的自主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因此，在我看来，在学术理论方面关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提出，是与中国学术、文化彻底地摆脱学徒状态、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曾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P172)因此，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是，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开始获得它的自我意识，随着中国学术文化在100多年来的对外学习中取得了巨大的收获，我们的学术、文化、思想理论都要发生相应的转变，即摆脱近代以来的学徒状态，并且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按照陆象山的说法，就是“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但是，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一种“自我主张”绝不意味着要终止学习，也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或孤立主义，而应该把自我主张和对外学习统一在一起，即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

　　文化结合这一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了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的说明历史的原理、成为科学的历史观的“结合”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5](P238)中国化时代化实际上就是使普遍的东西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使外来的东西与中国的历史经验相联系、相结合。举例说，佛教的中国化特别值得研究，因为佛教同样是一种外来的精神产品，但是在中国被大规模地中国化，以至于当今我们的日常术语之中，很多概念都是来自佛教的，例如“世界”“觉悟”等，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文化结合的锻炼”。近100多年来，中国人几乎在遇到所有重大问题之时都会产生关于“古今中西”的激烈争论，这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用了“结合”的概念，他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就此而言，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是中国学术文化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内在要求与实现方式，但自我主张绝不意味着任意和武断，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和孤立主义，而是能够使学来的东西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东西，或言之，那些属于自身的、立足于自身的，就是自我主张的东西。

　　户晓坤：在您看来，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得到具体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最后想请您谈一下，我们如何立足于自身、立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在文化结合中，根据中国文化传统的具体化来把握对外学习和自我主张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

　　吴晓明：如果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求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具体化，在文化结合中必然包含着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因此，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成为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直到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存在着理解“传统”的两个抽象的极端立场。一个极端立场是：把传统看成纯粹消极的东西，为了完成现代化的普遍任务，就要不断地削弱传统，或者与传统相割裂。另一个极端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今天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由现代化带来的，因此，回到传统似乎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好像传统是现成的，存留在遥远的古代。有人想退到宋代，有人想退到汉唐，也有人想退到先秦。因此，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化传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究竟如何来理解、把握这个传统？

　　我的看法是：传统并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今天并且筹划着未来的过去。我们所讲的传统与那些单纯具有博物馆意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是活着的，而且是作为活着的东西，还在筹划着未来。我认为，传统实际上并不是现成的、居住在古代的东西，而是依然活在今天，并且筹划着未来的东西，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只有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发展中，才能被开启、被复活，并且被重建。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并不是把传统看成单纯消极的东西，或者是要回到古代，而是立足于自身、立足于正在展开着的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建设我们的学术与文化，并且通过这一历史性的实践进程使在传统中依然活着的那些东西，能够被积极地开启出来、被重建起来。因此，习近平讲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不是回到纯粹的过去，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说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就文化传统这一重大主题而言，我认为，今天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需要极大地展开和扩大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提供了它的现实前提，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传统的取舍和发扬光大创造条件，并且制定方向。

　　基于上述关于传统研究的讨论，“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尤为重要，因为其要求与传统有机地结合。黑格尔讲哲学史，先讲东方哲学之后讲中国哲学再讲印度哲学，而在讲到希腊时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这是由于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自己的传统，当一触碰到自己的传统时，就感到一种亲熟、一种家园之感。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得到许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要在自己的传统中生根，然后才能对我们来说有家园之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提供了它的现实的前提。比如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非常清晰的，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正是因为这些原理既可以说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同样可以说来自中国自身的民本传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都是中国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系统化阐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由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纲领是在传统中生了根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对于中国人而言便有了家园之感。再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毛泽东的表述是“实事求是”。可能和中国的老百姓讲唯物主义会比较复杂，但是一讲到“实事求是”，大家都懂得。这是因为，这些基本的纲领和原理确实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因为它首先在中国的传统中生了根，继而对中国人而言便有了家园之感。邓小平讲的“小康”，在当时又被称为“小康之家”，而且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小康之家，而且都期盼自己能够成为小康之家。最后，简单来说，那些基本的纲领、原则或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此同时，它如果能够在中国的传统中生了根，并且对中国人而言有家园之感，那么对中华民族而言，就会成为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

　　总而言之，中华文明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文明，是唯一持续了数千年而始终未曾中断过的伟大文明。无论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还是19世纪的古典哲学家，无不惊叹于中国国运的源远流长与恒久如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在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时，在将自己的文明向前推进时，从不试图弃绝或割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努力使自身的传统在新的历史际遇中“再度青春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同样如此:一方面，它意味着完成现代化任务并充分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使自身的传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积极地开启与重建。所谓“阐旧邦以辅新命”，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在这样的意义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不是与传统分离隔绝的过程，而是使依然活着的传统在当今的历史性实践中被再度接引出来并发扬光大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受访者简介：吴晓明，现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召集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哲学)副主任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主要学术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等；访谈人简介：户晓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