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曾出现过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党内关于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并不统一。为挫败蒋介石“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过”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毛泽东强调开展经济建设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号召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工农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开展经济战线工作，形成了以经济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模式，为“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奠定了经济基础。重新回顾、考察和研究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方略，有助于更深刻理解毛泽东对苏区根据地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一、形成背景：批评两种极端认识

　　生存还是发展，一度是我们党和工农红军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生存极端困难的背景下，我们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以“革命战争中心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为代表的两种极端认识。

　　第一，“革命战争中心论”强调“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

　　科学判断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关系的关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主要负责人盲目乐观，错误预估和判断敌我力量对比，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已意识到我们党赖以生存的革命根据地极其贫弱，敌人的力量远强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尽管如此，从1927年到1934年，党内泛存的对于革命形势的盲目乐观判断，还是导致各根据地在最需要进行军事、经济、政治建设之际，出现了革命战争极端化倾向，将革命战争视为一切革命的中心，拒绝在革命战争环境中进行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

　　革命战争极端化倾向，是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不统一和实践经验不丰富的条件下出现的，主要体现为相对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以主观经验做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政治决定。具体而言，就是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党内主要负责人脱离客观实际，做出了“左”倾决定。

　　一是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且最需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之际，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即“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谁不暴动就是机会主义”。在瞿秋白看来，高涨且无间断性质的“各地农民暴动的持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暴动成了革命和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

　　二是在敌人放松对工农红军围剿且根据地正在进行经济建设之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取代瞿秋白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后，李立三提出开展坚决的“反右倾斗争”，在“左”倾盲动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1931年6月，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组织暴动起义，随后又号召组织中心城市暴动。由此，革命暴动不断向极端化演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遭到忽视。

　　三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且根据地经济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之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路线。1931年4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否定了毛泽东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农村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要求“御敌于国门外”，大量扩军，形成“百万钢铁红军”，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制定了一系列将中间派看作最危险敌人的土地政策和阶级划分政策。

　　总之，在党内三次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过程中，党内主要负责人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作出误判，导致党和红军内部将革命战争极端化，将经济建设视为违背暴动方针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系列“左”倾错误严重打击了军民进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得很多同志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

　　1933年8月20日，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动员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以及将经济建设视为“右”倾行为的错误认识，扭转了党内主要负责人“左”倾冒进、盲动的错误思想在党和红军内蔓延的势头。

　　第二，“经济建设中心论”强调“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

　　如果说“革命战争中心论”体现了一种极端化的政治逻辑，那么在红色根据地内出现将“经济建设”视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观点，则体现了一种极端化的生存逻辑。“生存是第一要务，活着是革命的根本。”“活着”是人作为动物的原始动机，是以人为单元构成的革命政党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首要任务。1928年10月，对于工农红军面临的生存问题，毛泽东严肃指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还认为，“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是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正是在当时严酷环境下，“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极端化的生存逻辑出现了。

　　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了经济建设相对于革命战争的权重，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置于具体条件、具体时间、具体阶段加以把握。在毛泽东看来，是否“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必须与“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客观条件结合起来。所谓“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指1930年以来，国民党军阀对工农阶级采取更加严酷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政治压迫，不断组织军事武装镇压红色政权，而工农武装不得不在广大农村组织工农兵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将“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想法视为“一种瞎想”，认为“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

　　“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表达了革命战争背景下农民、工人、红军乃至部分党员面对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本能反应。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将工人、农民、红军和党员渴求生存的本能以思想逻辑表达出来，提出了解决困惑和困难的有效办法。毛泽东认为，在革命战争背景下，工农武装只有拿起武器勇敢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才能生存下去，经济建设不是自救的根本方法，“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是严重错误的。

二、主要内容：关于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四种模式”

　　苏区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思想同中央苏区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不断考察和实践，提出了一套以经济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的方略，主要包括：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相结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多元经济“同时并进”、开放“赤白贸易”搞活经济、实现财政开源节流、动员与依靠群众进行经济建设等。从现代经济军事学的视角看，毛泽东当时的经济建设实践方略可归纳为“四种模式”。

　　（一）经济建设高效支援革命战争的“导向型经济模式”

　　“以革命战争为中心，进行一切可能和必要的经济建设”的“导向型经济模式”，是毛泽东于1933年8月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动员大会上提出的。这一经济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战时经济思想的理论雏形，反映了当时工农红军挫败军事围剿和突破经济封锁的迫切需要。1933年2月，蒋介石严令：“务必严密封锁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断绝与共区一切经济往来，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过，则共区经济衰竭，难乎为继，共祸将不战自灭。”这一断绝式的经济封锁导致1933年苏区出现最为艰难的经济困境，许多红军伤残病员因生活物资和医疗物资极度匮乏而死在病床上。1933年8月，面对严重困难的苏区军民生活，毛泽东同林伯渠、吴亮平商量，决定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动员大会，推动发展苏区经济、改善军民生活，掀起中央苏区经济建设高潮。

　　1933年8月12日，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动员大会在叶坪村召开，毛泽东严肃评判了过去以“革命战争中心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为代表的两种极端认识，阐明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着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求“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能说得上也才应该说经济建设为一切的中心”。1933年8月20日至23日，在博生县召开的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经济建设以革命战争为导向的观点：“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南北动员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勾画出苏区经济建设的实践蓝图：“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具体来说，就是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第一位；有计划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保护个体经济；有计划组织对外贸易，调剂商品与货物流通；发展财政金融事业；培育经济建设干部等措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下，苏区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农业方面，苏区粮食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工业方面，建立了印刷厂、造纸厂、纺织厂、通讯材料厂等32家工厂企业；商业方面，粮食出口每年有300万担，食盐进口900万元，布匹600万元；合作社事业方面，1934年全苏区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29万人，股金32万元；财政金融方面，建立了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开办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苏区货币。

　　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实践方略是正确的。这一方略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成功的实践探索。

　　（二）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动员型经济模式”

　　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从形态上看是抽象的，从功能上看却是一种现实的支配力。在革命战争年代，统一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汇聚各方共识，构建强大的组织和经济秩序，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苏区时期，毛泽东倡导的就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的“动员型经济模式”。

　　毛泽东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思想建设，促进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融合。1933年8月，毛泽东领导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并任校长。苏维埃大学首期招收1500名学员，开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特别班，后增加外交和粮食班。苏维埃大学培养了大批经济、司法、劳动知识人才，有力满足了经济意识形态服务于革命战争的需要。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了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有文明幸福的人。”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苏区文盲率大大降低，不仅提高了经济建设的劳动生产率，更强化了行政工作对革命战争的支持力度。

　　实现群众动员配合经济发展，是促进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的主要目标。要实现润物无声的群众动员，就必须使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具备“接地气”、易传唱、易记忆的特点。1933年，苏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精神生活需要逐渐提高，汀州、博生、于都、兴国、叶坪等地文化艺术活动方兴未艾，戏剧、诗歌、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事业得到长足发展。1932年9月成立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引起毛泽东注意，他积极引导苏区文艺事业走向服务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群众化、组织化和革命化道路。

　　毛泽东一手抓经济教育，一手抓军事教育，目的在于消除红军内部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不统一，也即消除“革命战争中心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的不良影响。在南北经济建设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军内部军事思想和经济思想不统一的问题。在他看来，“开展经济战线工作”不仅不会“削弱战争”，而且是真正的“服从战争”。只有开展经济建设，才能粉碎敌人“围剿”，激发人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使战争获得新的群众力量。“开展经济战线工作”，正是经济基础塑造意识形态力量的现实体现。通过促进经济意识形态与战争意识形态相融合，毛泽东不仅在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更具吸引力的动员模式，而且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力量的融合，解除了反动统治阶级强加于工农群众的精神桎梏，在苏区人民精神世界里播种下了创建新世界的殷切希望、坚定意志、幸福期盼。

　　（三）农业、工业、财政、商贸以及金融等“军民一体化经济模式”

　　作为一个军事政治学概念，“军民一体化”（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是“军民融合”的更高境界或层次，指劳动力、财力、物力以及技术等要素在“军”“民”两个系统高度融合的运行模式，旨在实现“军”“民”两个系统的资源流动和信息共享。自古田会议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就不断从“军民融合”向“军民一体化”演进，经历塑形、融合、组织、创新等多个发展阶段。在革命战争背景下，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探索构建军民一体化的经济模式。

　　一是构建军民一体化的财政体系。1933年，毛泽东意识到发展苏区经济必须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提议，从地方到中央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设立国民经济部以专门负责经济建设。两个月后，毛泽东签署命令先后委任邓子恢、林伯渠担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企业管理局等七个部门。各级经济部门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军民经济发展。不过遗憾的是，国民党军事“围剿”步步紧逼，这一计划因缺乏稳定的建设环境而未能发挥持久作用。

　　二是发展军民一体化的农业生产。“敌人来了打仗，没仗打搞生产”，是当时军民一体化的具体体现。为发展经济、补充军队粮食，毛泽东将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实现了军民一体化的农业生产。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各行各业支持农业，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不妨碍政府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对军烈家属的田地进行包耕或代耕。苏区军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化，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农业生产军民一体化得到充分发展。

　　三是拓展军民一体化的商业贸易。为破解所谓“无粒米勺水之救济，无蚍蜉蚊蚁之通过”的经济和军事封锁，毛泽东要求苏区各级政府和红军努力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建立“赤”“白”两区商贸经济线。例如，鼓励“赤”“白”两区个体商业努力输出和输入各种必要商品，奖励“白”区商人到苏区做生意；设立粮食调剂局和圩场，促进贸易发展；让根据地红军、政府人员、农民群众通过乔装打扮的方式到白区进行采购；等等。在一系列措施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盛产的粮食、钨砂、竹、烟叶、草药等农副产业输出到白区，同时得到稀缺的食盐、西药、布匹、煤油、电池、火柴等物资。军民一体化商业贸易的拓展，极大缓解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困境。

　　四是建立军民一体化的工业。在“一切围着革命战争，为着前线的胜利”口号鼓舞下，苏区军民的工业生产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保障红军作战和生活需要，瑞金、于都、长汀等地开办32家企业工厂，吸收当地产业工人2000余人；中央军委被服厂成立多个分厂；开办众多小型煤、铁、硫磺等各种类型工厂，为苏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军需原料。苏区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离不开当地军民不断提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由于工人常常主动加班加点，各种生产突击队、冲锋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总之，为抵抗军事“围剿”，工业生产领域内逐渐形成了军民一体化的趋势。

　　除财政、农业、贸易、工业初步形成军民一体化外，金融、邮政等领域也出现了军民一体化趋势，使中央苏区成为一个军事经济系统与工农经济系统形成良性循环的有机体，为抗战初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

　　（四）激活潜在生产资源和生产效率的“人民经济”模式

　　“人民经济”是革命战争的保障，是激活潜在生产资源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确切地建立起来。”对于能否完成这个任务，毛泽东给出了肯定回答，那就是要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经济建设，设法激活广大农村的生产资源，提高工农兵的生产效率，促进生产要素广泛流动，以满足战争需要。

　　建立能够激活潜在生产资源和生产效率的“人民经济”模式，肇始于两次经济动员大会。1933年8月后，动员经济发展收到积极效果。例如，南部十七县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推销300万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筹款、建立谷仓和粮食局”等任务时，便共同签订了《竞赛条约》。经统计，17个县代表共认定353.65万元，向地主筹款172.3万元，发展合作社及股本101.13万元，成立粮食调剂局34个，对外贸易分局4个，谷仓建设容量46.3万石。《竞赛条约》的签订，大大增强了苏区工农红军和农民群体加快经济建设的生产积极性，有力提高了经济劳动生产率。

　　在各地经济竞赛中，妇女成为激活苏区潜在生产资源和生产效率的主力军，在苏区经济战线上取得了“伟大成绩”。1933年9月23日，湘鄂赣省职工联合会各县女工部长联席会上签订革命《竞赛条约》，提出要“迅速完成目前战争紧急任务，完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战争全部胜利”，自愿订立革命工作竞赛条约，在经济方面进行经济动员，一是“除完成省规定棉花数目外，现规定六十个女工做棉，衣一身给工人团寄（限十月完成）”；二是“每个女工除完成省苏召集的贫农团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数目外，要保存谷子两斗，食盐六两，卖给红军”；三是“每个家庭手工业女工要兼与冬种，要做到每个女工收获麦子五斗”。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赞扬了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经济竞赛中的妇女群体，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主要依靠她们）”，且在查田运动、文化战线、军事动员、组织建设等方面“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和伟大成绩”。

　　“人民经济”模式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雏形及核心内容之一。在特殊背景下，基于一定生产动员模式，中央苏区一切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被调动起来，使根据地内部所有资源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增强自身实力，缩小与敌人实力差距的实践方略，形成了经济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动员性经济模式。

三、历史贡献：为我们党开展经济工作提供实践方法论

　　苏区时期，毛泽东积极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战争背景下的经济建设实践方略，不仅为我们党进入陕甘宁边区初期克服经济封锁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更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经济发展提供了“群众动员”这一根本方法。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这使广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成为党开展革命和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苏区时期，毛泽东为解决根据地内部的实现困境，多次细致走访地方县乡，做了详细调查研究，写下了诸如《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重要调查文献。针对党内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现象，毛泽东驳斥了“闭着眼睛瞎说话”的不良风气，明确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推动社会经济调查研究广泛开展，使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成为我们党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工作的重要实践方法论。

　　一是广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需要深入农村和群众做细致考察，为党中央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奠定基础。毛泽东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报告中指出，要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执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必须“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制定服务于革命战争的经济政策。

　　二是广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是党员党性修养和工作态度的基本表现，更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担负伟大革命任务的必备能力。一方面，在毛泽东看来，不做调查研究就等于“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与真正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精神相违背。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并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不断了解群众需要并积极担负满足这种需要的任务的政党。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实现人民群众对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恒久期盼。

　　三是广泛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是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深刻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论。1941年9月，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进行讲话时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需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中国，才能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也才能在历史的事实真相中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构建起属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论。

　　作为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和践行者，从苏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不断将调查研究理论化和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掌握的实践方法论。毛泽东通过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制定了灵活的策略，最大程度动员了社会资源。历史证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正因始终秉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各个时期依循国内外时局和社会矛盾发展变化制定出正确的经济政策。

　　第二，注重创新经济思想和模式。这为我们党在进入陕甘宁边区初期突破经济封锁和渡过战争难关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

　　转移到陕甘宁边区之初，党中央经历了五年财政经济困难时期。为克服经济困难，毛泽东在总结苏区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特点不断发展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统一的思想。

　　首先，毛泽东延续了苏区时期将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工作第一位的做法，更加注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他改变土地革命后期对于富农之“左”倾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明确表示需要扭转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土地政策，转变富农策略；15日，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命令》指出：“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路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同时，他明确表示：“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当下应该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即“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另一方面，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加紧农业生产。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农业全面发展，耕地面积达到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181万石，产棉173万斤，牛、驴、羊分别达22.08万头、16.77万头、203.33万只。边区也逐渐从经济困境中走了出来。毛泽东还推广苏区农业互助组经验，使之发展成为互助组、互助大队和农副业生产合作社等各种互助组织，为突破经济封锁提供了重要借鉴。

　　其次，在毛泽东领导下，根据地实行比苏区时期更为自由的商业政策，发展工商业，保障民生，开展经济斗争。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他吸收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经验并根据“现时的原因”加以创新，在根据地实行贸易自由政策，保护私营商业的发展。1938年和1939年，延安市私营商店分别为90家和149家，但到1940年和1943年分别增长到320家和473家。毛泽东不仅发展了苏区时期的商业理论，而且提出了经济斗争思想，主张政府贸易部门以税收和行政手段节制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贸易，禁止一切奢侈品和非必需品输入和内部必需品输出。

　　最后，建立稳定的边区财政金融体系。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掀起生产建设高潮、节约运动、农业税征收和统收统支、发行货币等财政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建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货币。为克服战争难关和经济困难，他提出“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的主张。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最早成立并发行石印纸币；从那时开始到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地方银行并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并发行边区货币取代法币流通。另一方面，毛泽东明确了经济需要第一、支持财政第二的货币发行思想。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银行发行纸币应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财政需要只能居于第二位，货币发行“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应，而不是相违背”。

　　正因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注重创新经济思想和模式，毛泽东在苏区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方略才能为我们党进入陕甘宁边区之初突破经济封锁和渡过战争难关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第三，主张依靠人民群众、为民谋福利、聚合群众革命力量。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经济发展提供了群众动员的根本方法。

　　从苏区时期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群众动员思想经历了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具体来说，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动员的实践方略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恢复经济发展作出了三方面奠基性贡献：

　　一是播种了“生活的希望”，让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从“生存”到“生活”的现实可能性。生存是生活的基础，但为革命而生存并非苏区人民适应环境的本能，而是他们有着对生活的更高期盼。苏区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能够多次取得反“围剿”军事胜利，离不开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为民谋福利，牢牢守住人民群众“柴米油盐”生存底线的动员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因为只有“这种经济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由此，广大人民群众体验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图景。在毛泽东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热情投入苏区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存底线，新生政权才得以巩固。1950年到1953年，党中央先后在全国农村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共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大大鼓励了人民群众，使他们可以将热情投入保卫新生政权的行动，有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播种了“坚定的意志”，让苏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汇聚成为保护新家园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始终坚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聚合群众革命力量的思想，为赢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奠定群众基础。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人民意志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精神意志，坚定且恒久。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为赢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社会经济动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有力支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磨炼的生存意志再次汇聚成保护新家园的革命力量。

　　三是播种了“幸福的期盼”，让苏区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变成新中国的现实。苏区时期，毛泽东在动员群众过程中不是向人民群众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民义务和革命义务，而是赋予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这种“期待”变为“现实”正是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的。新中国仅成立三年，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农业连续三年丰收，农副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达到483.9亿元；1952年，农民每人平均生活用粮为496斤，比1936年人均用粮数453斤高出9.5%；1949—1952年，城市职工工资和供给制待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1949—1952年为60%—120%。国民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64.5%，人均国民收入1949年为66元，1952年增长为102元。抓住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才抓住了动员群众的根本。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标志着苏区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变成现实，为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事实证明，苏区时期毛泽东经济建设实践方略不止是一种实践理论，还指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日夜辛勤建设的现实生活。

　　（作者简介：韩玲，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唐松，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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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8期